李贽有一篇文章，题目便叫《童心说》，文章的开头即言：“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这龙洞山农便是颜山农（即颜钧，字子和，号山农，受学于王阳明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门下）。下面是李贽的一番议论：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这个童心，说到底也就是罗汝芳强调的赤子之心。我们现在强调“不忘初心”，这个初心，对共产党人而言，是不忘入党时的誓言，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不忘初心，亦还要保持童心，即纯真而绝伪，不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所以讲一点赤子之心还是必要的。李贽与耿定向争论之焦点，是耿定向之伪，说的和想的、做的是两回事。李贽十二岁写的那篇作文《老农老圃论》，所本者亦童心也。中国有一句老话“童言无忌”，为什么无忌，一是因其为童子，二是其所讲为真话，或称之为大实话，是实话实说之真人说真话也。耿定向那样权势在握的士大夫，怎能不说假话呢？这便是李贽与耿定向辈在思想上分野的一条心理界线。
李贽以卓吾为号，他为什么用“卓吾”二字为其号呢？那时他刚过五十岁，但还有那么天真无邪的心态，其云：
居士自称曰卓，载在仕籍者曰笃，虽其乡之人，亦或言笃，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与笃，吾土音一也，故乡人不辨而两称之。”（《卓吾论略》）
卓者，卓越，超乎常人。笃者，忠于事实本身，求真也。
这反映李贽一生作文行事以求真、保持童心为其宗旨。
从赤子之心出发，那么任何人在他出生时，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在追求赤子之心、保持童心这一点上，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是平等的。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到南方各地讲学时，各色人等都能参加，“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屦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逢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人望其丰采，士乐简易，解带披襟，八风时至”（《罗近溪先生告文》）。这样的讲学也就平民化、自由化了，没有什么身份的限制，所体现的是一种“泛爱容众，真平等也”（《罗近溪先生告文》）。这样的一种讲学风气是平民化的，也就是平等精神的体现。
李贽所景仰的除了罗汝芳之外，还有王畿，人称龙溪先生。李贽在罗汝芳去世时为其写告文，亦在王畿去世时为其写告文，告文中称：“故同舟而遇风，则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丧身而失命也。”（《王龙溪先生告文》）这就是舍己而为人之心，即使是胡越不同，但赤子之心是相通的。故李贽称：“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为非常人也。”（《王龙溪先生告文》）说自己“虽生也晚，居非近，其所以凝眸而注神，倾心而悚听者，独先生尔矣。今先生既没矣，予小子将何所仰乎！”（《王龙溪先生告文》）在与罗汝芳、王畿二人相往还的成员中，有道士僧人。
李贽倾心的另一个泰州学派的思想家是何心隐，他还写了一篇《何心隐论》。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是颜钧的学生。李贽在这篇文章中讲到何心隐与常人异者：“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还说：“孔子之道，其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公既独为其难者，则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见怒于人者亦以是矣。”“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换一句话说，五伦在他只留下朋友一伦，“同志”这一概念便由此而起。何心隐是江西吉安府永丰人，自幼“颖异拔群”，参加江西省试得第一名，但他放弃科考，不沿着科举道路走下去。何心隐师从颜钧，强调率性自然，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认为灭欲是不可能的，做到的只能是“寡欲”。他说：“欲生，欲义，欲也。舍生而取义，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贪，非寡欲乎？欲不逾矩，非寡欲乎？”（《何心隐集》卷二《辨无欲》）他到过黄安，也是耿定向的朋友，也曾游学于京师，耿定向记载何心隐在北京讲学时，“从之游者诸方技及无赖游食者咸集焉”。为此耿定向表示过不满，何心隐对耿定向的回答是：“万物皆备于我，我何择焉！”从耿定向这个话中可以看到，何心隐讲学的场面是平民化的。正是这一点引起执政者的不满，结果被张居正视为“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之人”。
颜钧在家乡讲学时，曾在自传中讲到，其在家乡成立过宗族性的萃和会，“会及半月，一乡老壮男妇，各生感激”；“会及一月，士农工商皆日出而作业，晚皆聚宿会堂，联榻究竟。会及两月，老者八九十岁，牧童十二三岁，各透心性灵窍，信口各自吟哦，为诗为歌，为颂为赞”。实际上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事古已有之，比如通过宗法关系把农民组织起来，发生战乱和灾荒而不得不流亡迁徙时，也有组织。南北朝时，在北方便有大量堡坞壁垒的组织，既为了保卫自己，也是共同生产的需要。互助合作本来是农民本能的要求，合作化运动不过是把他们有目的地组织起来，其成败关键在于领导者的能力和水平。何心隐受颜钧萃和堂的影响，也在他家族内组织了萃和堂，负责教、养、婚丧和统一纳税，而地方政府有赋外加派，遭到何心隐的拒绝。何心隐还反对拆毁近城内外民居以防战乱的策略，所以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打击。湖广巡抚陈瑞在搜检何心隐的往来信札时，写信给耿定向说：“初不知为志学人也。”（《耿天台文集》卷十六《里中三异人传》）杖死何心隐的则是陈瑞的后一任湖广巡抚王之垣，经办此案的陈瑞写信给耿定向，说明见死不救的不是别人，正是耿定向。为什么？怕得罪张居正与李义河。李贽在《答邓明府》一信中，称：
何公死，不关江陵（即张居正）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江陵）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而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人之心自有。
关于此事，耿定向的堂弟耿定力另有一说：
嘉靖庚申（三十九年，1560年），张江陵官少司成，先恭简（即耿定向）官御史，巡视东城，尝约会僧舍中。不佞甫冠，日侍恭简，闻其奇江陵而又奇心隐也。乘会日，偕心隐突入座，心隐、恭简南面，江陵北面，大兴令吴哲与予西隅坐。恭简故令两公相评品。江陵谓心隐：“时时欲飞，第飞不起耳。”心隐气少平，谓江陵：“居太学，当知《大学》之道云。”心隐退而抚膺高蹈，谓予兄弟曰：“此人必当国，杀我者必此人也。”越隆庆辛未（五年，1571年），不佞举进士，出江陵门，江陵语及心隐曰：“汝兄最称其人，然在我坐，不能出片语。”睹江陵色辞，未尝相忌相仇也。迨岁乙卯（万历七年，1579年）心隐蒙难，衅由王夷陵（即湖光巡抚王之垣），非江陵意也。夷陵南操江时，孝感程二蒲以维扬兵备，直言相忤。夷陵衔之，二蒲尝父事心隐，遂借心隐以中二蒲，而朝野舆论咸谓出江陵意，立毙杖下，竟践心隐当国杀我之言。夷陵实江陵罪人矣。李氏《焚书》谓由李应城意，则传者之误也。（见《何心隐集》附录）
这也是当事人的一种说法，但何心隐之死固然非因张居正，而耿定向未予以援救亦是事实。要知道耿定向与张居正及李义河皆有旧，此时可言而不言。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恭简耿天台先生定向》云：“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隐之狱，唯先生与江陵厚善，且主杀心隐之李义河，又先生讲学友也。斯时救之固不难，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说学之忌。”耿定向只泛泛地向湖广巡抚王之垣请贷其死，不敢通过李义河为何心隐施一援手，故李贽感叹地说：“嗟夫！朋友之道绝久矣！”“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答耿司寇》）李贽还在文中说：“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答邓明府》）他这个话是公平的，但在当时的在位者看来，却非常不合时宜。泰州学派讲学的平民化，自然会成为执政者打击的对象，这也暴露了道学家们凶残的面目，他们是借手杀人，是幕后的真正凶手。
尽管对何心隐，李贽“未尝亲睹其仪容，面听其绪论”，但李贽的《何心隐论》是痛心疾首地为何心隐之死抱不平的。其云：
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闻有为道而死者。道本无名，何以死为?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灭无闻也。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衙，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盖惟得罪于张相者，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指湖广巡抚陈端，曾具体办此案者），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则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盖覆矣。虽公之死无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则斯道之为也，孰能遏之！然公岂诚不畏死者！⋯⋯吾又因是而益信谈道者（指耿定向之类）之假也。由今而观，彼其含怒称冤者，皆其未尝识面之夫。其坐视公之死，反从而下石者，则尽其聚徒讲学之人。然则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谈道无真，故必欲其出类，又可知矣。夫惟世无真谈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丧。公之死顾不重耶！而岂直泰山氏之比哉！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知道，李贽真可谓有血气之男子，他面对的是怎样一个有势力手拿刀把子的群体，他如是说，而且刻在《焚书》中，当然也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同时他也感到何心隐之孤独，他说：“然而贤者疑之，不贤者害之，同志终鲜，而公亦竟不幸为道以死也。”值得注意的是，“同志”这个概念在那时已有了，“同志”“平等”“自由”“觉悟”这些在共产党人中流行的概念及其内涵，并非都是从西方传来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了，但不是产生在传统主流文化中，而是在阳明心学之泰州学派中流行的，毛泽东看重李贽的为人和思想不是偶然的。
本文选自《论李贽》，中国长安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