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坚强的意志与毅力决心把书读“破”，没有搜索枯肠，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痴情，在黑格尔研究领域是难以发言的。
——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45。
五十余年来，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虽历经风雨沧桑，但还是向前发展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西方哲学的认识，还是没有超出用彤先生对当时的西方哲学研究所作的评估，依然处在“初来”、“表面”而“不深入”的状态或阶段。为了超出肤浅与表面，达到对西方哲学的“大体”即其本质、全体和真相的理解与把握，我们实在有必要向用彤先生学习，认真思考他在西方哲学东渐中所倡导的“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的真谛，像他所志所行的那样，广搜材料，精考事实，探本寻源，求实求真，平情立言，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真正走上学术化的道路。
——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129。
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所发展了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中，德国古典哲学多方面的现代价值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德国古典哲学不仅对于我们研究在它之前的西方哲学、在它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和以它作为直接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乃至对于理解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朝着更加接近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向前进，都具有值得注意的现实意义。
——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276。
引言 杨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真个是白云苍狗，时光如梭，转瞬之间，敬爱的杨老师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
这一年来，我反复研读杨老师留下的大量著作，特别是杨老师和师母肖静宁教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齐心协力在晚年编撰而成的两部巨著《回眸》与《漫记》，突然之间，我感到杨老师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变得朗豁起来了。
以前，杨老师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纯然学者的形象，他似乎只关心康德、黑格尔在讲什么以有怎么讲的，他的工作不过是原原本本或原汁原味地将他们的思想传达给我们。但现在，我意识到，杨老师给人们的这一形象当然有其道理，事实上，许多朋友就是这样来刻画杨老师的，然而杨老师的这一形象不过是一表象，杨老师其实还有另一更加丰满的形象。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有着极其深沉问题意识的人，他带着对于人生、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迷惑，上下求索，矢志不渝，他表面上看起来也许沉静如水，笑看世事，而实际上，他是一个敢爱、敢恨、决不放弃自己的是非立场的人，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快意恩仇的人。当然，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智者。
这一年来，面对杨老师的著作以及从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杨老师的整个的心路历程与人生际遇，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杨老师在漫长的九十年学思人生中，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究竟是什么？当然，杨老师给我们留下了数目可观的大量论著，尤其是大量准备精当的译著，但我总觉得，这些还只是表象，在这些表象的背后，一定有鲜为人知的支配着这些论著的问题意识作为产生这些论著与译著的原动力。我注意到杨老师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的“序”中这样写道：“在贺麟先生关于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应不分轩轾和平分秋色的思想引导下我终于发现了康德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那种可以说是更胜一筹的永恒魅力，先生关于康德哲学的论著，特别是《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概要》一文，不仅给我解决了不少康德研究中的疑团，而且给我确立了一个中国学者应怎样去研究西方哲学的范型。”（杨祖陶 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序，页7。）我似乎从这段话里读到了杨老师终其一生为学为人的“隐匿的秘密”。杨老师这段话本是在谈论贺先生对康德与黑格尔的研究，但杨老师话锋一转，突然涉及到一个抽象的论题，即一个中国学者应怎样去研究西方哲学？我意识到，这个用问式表达出来的问题支配了杨老师一生的哲学研究，而我们今天的中国学人依然还处在这个问题的支配之中，因为我们与杨老师一样，我们依然处在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大格局之中，作为杨门学人，我们必须象杨老师那样，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并作出我们的回答。我同时意识到，杨老师对西方的深入研究，与贺先生一样，为我们这些后学树立了一个典范，但这只是杨老师学术工作的比较显的一面，在杨老师的学术生命中，其实还有隐的一面，可以与上述问式加以对照，即，一个中国学人应怎样去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传统？
我认为，这就是杨老师给我们留下的两个问题，我称之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中的“杨祖陶问题”，而我们今天完全可以以这两个问题为线索，来探讨杨老师一生为学为人的内在奥秘，并从中去领悟我们作为杨门后学的身位职责了。
一、本真的领悟：内心极度渴望，一生矢志不渝
史学大师钱穆先生晚年在《师友杂忆》一书中回顾自己的学问历程时，讲到他十岁那年在新式小学上学，体操老师钱伯圭先生嘱他勿再读《三国演义》等书，告诉小钱穆说这是中国历史走错了路，所以有一治一乱的怪现象，此后当一心一意学欧美。钱先生得闻此言，心中顿生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之问题，并用“如巨雷轰顶”“全心震撼”来描述自己的极限心理体验，认为这一极限体验支配了自己一生的学问取向。（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九州出版社，2011，页33——34。）我由此领悟到，凡称得上大师级学人必在生命的某一时刻（常常发生在少年时代）有其极限的心理体验，我称之为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并在《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一文中对此加以了探讨，且指出当代学人如李泽厚、邓正来等人也有其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所以他们也能取得了不起的学术成就，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屈指可数的人物。（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14，页98——103。）
在杨老师去世的这一年里，我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杨老师可有自己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
幸好杨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他为学为人之漫长途程的鸿篇巨制《回眸》一书，我认为这是堪比钱穆《师友杂忆》、冯友兰《三松堂序》的朝花夕拾之作。作为后学，我们完全可以从《回眸》一书中窥见杨老师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杨老师的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就体现在《回眸》的首篇《从石室中学到西南联大》一文中，确切地说，杨老师的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发生在石室中学，其时杨老师约十六岁左右。杨老师这样写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石室中学这所有着浓厚而自由的学习空气的学校里，耳濡目染，我也深受熏陶，万般热爱读书。几年来逐渐接触和读了一些倾向各异的书籍。主要有王阳明的《近思录》，慧能的《六祖坛经》，林同济先生创办的《战国策》杂志上关于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文章和陈铨先生的书《从叔本华到尼采》，不有尼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有这些都与我在国难深重而又逼近胜利的日子里对社会对人生有时兴奋、有时消沉、有时浪漫幻想、有时趋向现实的幼稚思考有着不同程度的天然联系。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对世事万物都看着唯一意志的体现和由此而来的对世事和人生或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推论，更使我激动，令我陶醉，发我深思。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研究‘一切是一，一是一切’的学问，那就是哲学。慢慢地我放弃了一直怀抱的步两位胞兄后尘学习当时最为热门的经济学的念头，而立志要学习哲学。”（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4——5。）
杨老师的这段叙述似乎显得相当平和，更没有用“巨雷轰顶”“ 全心震撼”这样极具视觉效应的语词来表达少年时代的心理体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时，少年的杨老师通过阅读，通过对时代的感悟，对人生、社会、历史、文化发生了不可遏止的探索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使少年的杨老师放弃了当时人们追求时尚的经济学，而决意走向深刻的哲学思考。正是这一在少年期养成的本真的领悟，杨老师的内心开始发生质的裂变，他极度渴望解开人生与社会的谜底，探讨历史与文化的进程，终于迈开了一生矢志不渝的漫长学术旅程的第一步，于是他奋力走向他极度心仪的当时名师巨匠如云的西南联合大学。
因此，从我今天所了解的杨老师的为学历程来看，杨老师在少年时代是有其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的，我想，正是杨老师所体验到的这一“震撼性时刻”，我们今天才能合理解释他为什么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他为什么反复强调要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的研究真正走向学术化的道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要充分吸收西方哲学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而转进成中国现代文化。
二、学统的重构：问道名师巨匠，传扬学术薪火
在晚清以降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而引发的知识论上的巨变，乃是中国传统学术体制的崩溃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新建构这样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是一个极其繁复的过程，从今天的视野来看，这一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需要分析现代中国学术传统建立的内在动因、根本困境及理想图景诸方面。而我们对于杨老师之身位的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视角切入才能洞察其为学的意义及行进的方位。
十多年前，我曾经在《我们今天如何做学问》这样一个讲演题目中，试图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位有所认知。而这种体认又其来有自。三十年前，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我的中国哲学史老师周桂钿教授认为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位“特大思想家”，分别是孔子、董仲舒和朱熹，他们分别是自身所处时代的思想建构者，
也可以说是他们时代的“大立法者”。受周老师这种思路的启发，我后来进一步意识到，孔子、董仲舒和朱熹分别处在中国文化的三个时代，可以分别称之为道论的创生时代（冯友兰称之为子学时代），经学时代及理学时代。我的问题意识与周老师有所不同，周老师更多是一种历史的视角，他要厘清这三位伟大思想家的贡献，而我的问题意识则是要问询我是谁这样的当下身位意识，这就逼迫我去思考我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性质及我的身位职责，于是我进一步领悟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不同于朱熹的理学时代，如果说朱熹的理学时代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与佛教交融而产生的一种学术系统，那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思想任务乃是消化西学，从而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建构，也即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之建构，我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命名为法学时代，故此我们乃是应法学之运而诞生的人物，我们要为法学之来临贡献我们的心力。
在这种观念指引之下，在确认我们自身的身位意识时，我结合时贤如李泽厚、许章润及许纪霖等学人的主张，从一种大历史的观念出发，将现代中国学人区分出四代，并认为晚明徐光启、李之藻最早吸收基督教思想的学人称之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第一代，明末清初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第二代，而整个20世纪是君主专制制度灭亡、中国文化受到西学全面冲击的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学人为第三代，我预言21世纪是中国文化全面重建的时代，应当是中国现代学人第四代产生的时期。（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10，页411——412。）前后约有五百年，正好应了中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老格言。
在上述讲演中，我当时举出的中国现代学人第三代中，计有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及李泽厚等，现在想来，杨老师应当属于第三代之列，而且当为其中之荦荦大者。杨老师虽然是依着自己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而入思，但他恰逢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时刻，因缘际会，在国难当头的危急中，在昆明，有一所西南联合大学，虽然设施简陋，却汇集了现代中国思想界最著名、最独创、最有睿智的一群学贯中西的巨子，今天，他们的大名早已名垂青史，如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等，杨老师何其有幸，亲受教泽，顿开胸襟，真不枉杨老师毅然决然地放弃已先行进入的华西大学而千里奔昆明再入西南联合大学成为西南联合大学“末代大学生”。我常常想，在杨老师漫长的学思旅程中，也许45年、46年这不到两年的时光是他感到最美好、最宝贵、最值得珍藏的人生经历。在与杨老师不多的相处中，杨老师言必称西南联大，而在杨老师的笔下，特别在他忆往的那些文字中，他对西南联大的导师们何止充满深情！“我与敬爱的恩师们的关系早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这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与幸福。”（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18。）这是我在《回眸》一书中反复读到的句子。在去年杨老师去世的当天（2017年1月22日），我在《深切缅怀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常常感到，杨老师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西南联大情结，那是一种敬畏学术、学术至上的情怀，虽然在杨老师的漫长一生中，西南联大不过只是短短一瞬间，然而他却珍爱有加，可以说伴随了他整个一生，他整个一生都沐浴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光辉之中。我甚至觉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少有的思想解放时期，在东湖之畔，在珞珈山上，在武汉大学，杨老师和陈修斋先生、萧萐父先生一起开堂讲道，成为武汉大学哲学系乃至于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学术佳话，现在我想到，也许在杨老师心里，这一段时光，可能正是当年西南联大的一个再现呢。虽然它是那么的短促，但也是无限美好的。”（魏敦友：《深切缅怀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http://weidunyou.fyfz.cn/b/911504。）
可以说，杨老师从西南联合大学这一大批学术巨匠身上所感受到是屡仆屡兴的现代中国学术的薪火，在这学术薪火中，蕴藏着中国人之成为现代人的内在奥秘，杨老师感受到了它，并立志传扬它。
三、治学的原则：必得其真，务求其新
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建构决非易事。我认为，现代中国学术传统受着三大权力的宰制，最为显见是政治权力，然后是经济权力，最后是西方学术话语。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真正建立之时，必是中国现代学术有能力独立于这三大权力之日。其中特别是西方学术话语对中国思想的宰制力尤其强悍。晚清以来，在有识之士中所形成了一个基本观念，认为中国文化必须认真对待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学术，就象当年佛教进入中国的情景一样，今天的中国只有在充分吸收、融化西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新的中国文化。
杨老师早年即受恩师们引领投身到西方哲学的研究之中，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还在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作导引，可以说，杨老师深得西学之三昧。因此杨老师显在的问题，即，一个中国学者应怎样去研究西方哲学？就是针对此而发。
应该说，在今天，这个问题显得尤其急迫。这可能与近代中国人学习西学的态度有关。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而制”到严复出于富强的目的学习西方，无不带有一种很大的急功近利的性质。一直到今天，似乎没有多大改观。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基本的意向是，一旦我们富强了，就没有必要学习西方了。人们没有意识到，学习西方，并不在于求富强，而在于因应了中国现代社会之转进而来的现代中国学术之建构这样的内在目标。所以杨老师极痛心人们用一种功利的态度对待西方学术，而主张研究西方哲学就是要原原本本地研究它，原汁原味地向人们讲述，任何以外在的目的来研究西方哲学都是要不得的。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杨老师提出了他的治学的原则，即“必得其真，务求其新”。杨老师这样说：“我给自己提出的学术研究原则是‘必得其真，务求其新’。每篇论文都是在开辟一个新领域，永远从第一手资料做起，永远在对大量新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殚精竭虑力图找出哲学发展的实质性规律的基础上写成的，不是随意发挥或因袭成见之作。” （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442。）
在“必得其真，务求其新”这一治学原则的指引下，杨老师进一步提出了对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要走上学术化的道路。杨老师在为他早年的著作《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所写的“修订版前言”中这样说：“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大力引进、研究、借鉴和吸收西方哲学来看，时代要求于我们的却是必须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学术化的道路上推向更高的阶段和更高的层次。”（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修订版前言”，人民出版社，页1——2。）又在汤用彤先生的文章《西学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中说：“五十余年来，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虽历经风雨沧桑，但还是向前发展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西方哲学的认识，还是没有超出用彤先生对当时的西方哲学研究所作的评估，依然处在“初来”、“表面”而“不深入”的状态或阶段。为了超出肤浅与表面，达到对西方哲学的“大体”即其本质、全体和真相的理解与把握，我们实在有必要向用彤先生学习，认真思考他在西方哲学东渐中所倡导的“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的真谛，像他所志所行的那样，广搜材料，精考事实，探本寻源，求实求真，平情立言，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真正走上学术化的道路。”（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129。）杨老师从学术化的立场评判我国德国古典哲学乃到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不能不说都还处在起始的或初始的阶段。” （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修订版前言”，人民出版社，页1。）这真正是振聋发聩之言！什么叫“学术化”？按照我对杨老师的理解，应该包括这样一些方面，对西方经典著作要有敬畏之心，要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从源流上去把握、去领悟，不能“浮皮潦草地读一遍”（邓晓芒语），就大发不着边际的议论。今天中国的学者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许多学人深受所谓庸俗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的诱惑，对深入钻研文本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打着“作者死了”的旗号，不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满足于自言自语。历史将证明，这些所谓学人虽然一时得宠，名利兼收，但是终将会如无根之落叶，很快就会飘零，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老师坚持“必得其真，务求其新”这一治学原则以及学术化的立场，对德国古典哲学做出了卓越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获得了众多的创见，为我们后辈学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杨老师是在他当年西南联合大学的老师郑昕教授的指引下完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的，作为逐章逐节讲解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著作，对人们原原本本理解康德的这部艰深著作功德无量，我想如果郑昕先生泉下有知，一定会捻须颔首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2001年9月份到复旦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在当时哲学系的开学典礼上，一个研究生代表讲话，我非常惊诧，他竟用了十多分钟讲杨老师这部著作的重大意义！杨老师这种对文本的重视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他用最后的生命写出的《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一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必将对我们原原本本理解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杨老师在研究的同时，特别重视翻译，正象邓安庆教授所说的：杨老师“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我们学生，他始终倡导的是以准确翻译原著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做到原汁原味，才能站得住脚，才能遏制我们浮躁的联想和凭灵感去发挥的冲动。”（邓安庆：《守护学术的纯洁》，载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423。）杨老师和邓晓芒教授首次根据德文重新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而他单独翻译的黑格尔的最难的著作《精神哲学》也一定会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起到重大作用。
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师承时这样说过，是老作家王道乾和穆旦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为现代汉语文学的创作准备了纯正的汉语，“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不信你去找本《情人》或是《青铜骑士》念上几遍，就会信服我的说法。”（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278。）我也可以说，杨老师通过对康德、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同样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为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准备了纯正的汉语，不信你去读读康德的三大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
四、至高的理想：追求真理，践履自由
在杨老师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漫长的研究中，他最后得出了西方哲学中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是最为根本的两种精神，而且是具有普适价值的，这可以看成是杨老师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最富创见的观点与主张，而且有着极其强烈的用世的色彩，因此特别引人注目。
在杨老师看来，所谓“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就是一种无功利的求知活动，它是人类一切知识中最高级的知识，人们追求它不是因为它有用，可以当作达到别的什么目的的手段，
而是它本身就是目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最早在古希腊前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孕育，在亚氏哲学中得到全面深刻的论述，这种“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一直贯穿在西方的哲学与科学之中，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这里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与最为系统的论证。
所谓“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则是指在行动上追求自由，追求自由不是为了自由之外的什么目的，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自由是人类尊严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人类的道德与法律。这一精神如前一精神一样，也是从古希腊开始孕育的，如亚里士多德已提出了意志的自由选择是道德的责任的思想，到了德国古典哲学，自由成了一个原则，成了一面旗帜。杨老师认为，黑格尔继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之后，对“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刻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论证。正是自由的原则，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一个人是自由的，到某些人是自由的，最后是所有人都是自由的。
读杨老师对这两大精神的众多论述文字，我能感觉到在杨老师平静的外表之下，是内心熔浆般火热的激情。我时常遐思，当年杨老师根据自己的治学原则与学术化立场构思这两大精神时，一定是豪情满怀的。因为这两种精神，在杨老师看来，它不应该只属于西方，它也应该属于中国，因此这两大精神应该为全人类所共享，应该是普世的！特别是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多么需要这两大精神啊！杨老师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指出：“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所发展了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中，德国古典哲学多方面的现代价值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德国古典哲学不仅对于我们研究在它之前的西方哲学、在它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和以它作为直接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乃至对于理解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朝着更加接近共产主义理想的方向前进，都具有值得注意的现实意义。”（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276。）这段话包含着杨老师一生的真知灼见，同时，更重要的，它包含着杨老师的多少憧憬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杨老师一生的为学为人，正是在自觉地履行这两大精神。杨老师的学术研究可以看成是在追求真理，而他在重大事件关头，不顾风险，是可以看成是他践履自由的表现。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发生在1971年武汉大学关于奴隶有无哲学的论辩，一帮工农兵学员主张奴隶有哲学，杨老师根据历史的事实认为没有，工农兵学员不服。对此事杨老师应该终生难忘记！我注意到，杨老师在《回眸》的“后记”中简略地写道：“在小操场大会的讲台上，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力排众议，坚持真理，主张古希腊没有所谓的奴隶哲学。”（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442。）但在2014年出版的《杨祖陶传文》写得非常详细：“他们的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哲学系领导、分校领导、珞珈山总校领导以及工、军宣队领导的支持并号召师生就此问题展开大辩论。这时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无奴隶哲学。”（杨祖陶萧静宁：《哲学与人生漫记》，人民出版社，2016，页497。）我今天意识到，难忘的1971年！杨老师这是在自觉地追求真理，践履自由！杨老师这是在为未来的中国人或现代中国人树立起一个人格啊！
结语 为学当在正道上行
我入杨门稍晚，1994年，这一年杨老师已经六十七岁了。最近读杨老师的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我从书师母萧静宁教授的文章中知道杨老师没有给学生开过这门课，于是我回想起当年曾跟杨老师提到想请杨老师为我们开这门课的事，并将此事通过邮件告诉了师母。师母回我邮件说她还记得这件事。我在给师母的邮件中说，我现在是多么的后悔呀，因为要是我到院里做下努力，再跟杨老师说说，说不定杨老师就会给我们开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这门课了。我一直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它是一切现代学问的出发点，可惜我一直不得其门而入。我现在想到，要是杨老师给我们开了这门课，我今天很可能不会流落到学术的荒郊野地，我可能会循着杨老师所开辟的学术路径往前走的。
多年之后，特别是在我读了杨老师2010年出版的《回眸》一书后，我意识到一个对我来说十分沉重的话题，即，为学当在正道行。我当时就试图以此题来谈谈杨老师所开辟并走的一条学术的正道，而我自己却在一条学术的斜道上行。可惜一直未曾写出。转瞬之间，到了杨老师的周年祭日了，我今天又想到了这一点。我今天对杨老师的这段话感悟极深：“我在繁重的第一线教学之余，仍然坚持翻译和学术研究，大踏步地走在贺麟先生倡导的教学、科研、翻译三结合的道路上。”（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442。）我现在意识到，在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处于建构过程之中的漫长路途中，立足于翻译的研究的确是学术的正道，我没有走上这条学术的正道，而为自己的问题所逼，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在正道行的我，却走上了学术的歪道，如今想起来，真正是悔之晚矣。庆幸的是，象邓安庆师兄、曾晓平师兄一直走在学术的正道上。
或可告慰杨老师的是，我虽然未在学术的正道上，但也没有完全偏离正道，而且杨老师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如前所说，从显的方面看，杨老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中国学人如何对待西方哲学的问题，但从隐的方面看，杨老师实际上期许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中国几代学人象普罗米修斯那样盗天庭之火，最终还是要照亮自己，这是中国人之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可能性问题。我多年来其实就在这个方面用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我，也可可以算是得杨老师之某一体，并没有完全逸出杨老师之学术范围。
更重要的是，杨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杨老师留下了他的高大形象，留下了他沤心沥血的著作，留下了他光辉的译著。这些宝贵的财富无疑将陪伴我的一生。我在师兄舒远招教授的文章《哲思：宁静的幸福——读杨祖陶老师“译事回眸”有感》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杨老师的许多论文，我过去也读过，但是说真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读同样的文字，感觉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想想，杨老师的许多文字，我过去即使看了不止一遍，但是未必真的弄懂了其中的深意。这就像我过去也读了黑格尔、康德，但是现在真的拿起原著读起来，就好像自己从来没有读过似的。有谁能够说，一本真正的哲学书，读过了就没有必要重读呢？所以我就觉得自己以后须要慢慢地用心来读杨老师的文字，再慢慢用心来读康德和黑格尔。” （舒远招：《哲思：宁静的幸福——读杨祖陶老师“译事回眸”有感》，载杨祖陶：《回眸》，人民出版社，2010，页432。）远招兄极好地表达了我今天的想法，我也会这么去做，如此，我也可以算是在学术的正道上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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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22号上午九时许，杨老师永远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学生、朋友，离开了他所深爱的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过三天就是杨老师的周年祭日了。师兄弟们将聚会珞珈山，缅怀老师人格，研讨老师思想，并上龙泉山为老师扫墓。这两天我心念此事，情不自禁，拉杂草成此文，置于老师灵前，以此告慰老师，告慰我自己。
魏敦友
匆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2018.0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