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不仅仅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四十年，也是锐意进取，成长蜕变的四十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回顾自己在武汉大学的四十年，从师从哲学大家萧萐父先生的哲学系学生到当今的世界儒学研究的杰出人物，这位直到70岁还坚持在教学一线的教授至今笔耕不辍。近日，正值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采访了郭齐勇教授，请他分享了他这四十年在武汉大学学习和教书的经历。
1.首先祝贺您今年又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与《中国人的智慧》两本书刊行。您是1978年10月进武大哲学系念书的，到今年9月刚好满40年。40年是不短的时间，差不多您在30以后的年华都留在了珞珈山，奉献给了武大，回顾起来，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郭：谢谢！这两本书是我近年来对中国文化思考的心得，是姊妹篇。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个人恰逢其时， 随着国家的发展，自己也成长起来。四十年前，我的生命发生了重大转折，1978年10月，我以31岁的高龄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在此之前，我在湖北省化工厂当了八年的工人，在当工人之前，我在天门县杨场公社当了一年半的知青。再往前推呢，我是武汉十四中高中66届的毕业生。我这四十年，简单的说，就是在武大读书教书的四十年，我和武大、和哲学、和国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这四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研究和弘扬国学。
先谈我的读书和教书。我们这批78年进校的学生，年龄相差十几岁，差不多是两代人。我们如饥似渴的读书，听讲座，泡图书馆。这一届同学特别多样化，以后不少同学都以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为学习的宗旨。读本科的时候，我和李明华、周民锋同学等编过一个油印的习作集，叫《求索》，只出了三集后来就不让出了。我自己也在校学生会的学习部当过副部长和部长，做一些组织讲座之类的工作。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过去的教条主义束缚相脱离。当时有思想解放运动，武汉大学的老师们聘请了一些有改革精神的学者来，他们的观点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当时我们因为长期受到文革的束缚，在各方面是比较左的，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是糟粕，没有什么能在现代创造转化的东西。我们当时最喜欢的课程是陈修斋与杨祖陶老师合上的西方哲学史，使用的教材是他们编写的用低质黑纸印的《欧洲哲学史稿》。再就是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老师合开的中国哲学史。这两门课都是一学年的课程，一周三次，每次两节，课程量很大。当时学校的学制很灵活，我们和77级的同学只相差半年，77级的同学是78年2月份进校的，78级的同学是78年10月份入校的。因为很多课程是跟77级合上的，所以我学分修满后，和77级的同学一起考上了81级的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提前半年毕业了。虽说是81级研究生，但有招生和考试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读书时间是从82年的2月份到84年的12月份。掐指一算，我在武汉大学本科硕士一起读了6年，从84年12月开始留校任教，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到今天，差不多是34年，算下来在武大已经待了整整40年。
1985年到1987年我当助教，1987年升任讲师。1986年教育部批准了武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点，这是国务院的第三批博士点，萧老师成为了博士生导师。我们很荣幸地考上了87届的博士生，那时候我已经是讲师了。1987年以后，我是边读书，边教书，90年顺利地通过博士生论文答辩，但由于种种原因延迟了两年，1992年才获得博士学位。我是1989年1月份升任的副教授，1993年3月升任的教授，同年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我在学校当教书匠34年，我的生活无非就是读书、教书。读书是基础，也是我的基本生活，我读的主要是哲学、中西方哲学的经典，其中以中国的为主。萧、李、唐三位老师待我们非常平易亲切，在他们的提携之下，我从助教、讲师一步一步做到副教授、教授。萧老师不仅学术根底扎实，而且思想活跃，他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萧老师已过世十年，但每当我遇到问题，都会想想如老师在时，他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
40年了！我最想说的话和最大的感慨是：感恩武大、感恩老师、也感恩我的学生。因为如果没有武大，没有武大的老师和同学，也就没有我。我出身小商家庭，当过知青和工人，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那时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哲学智慧。要是说有什么最大的遗憾，是我自觉来日无多，有些书还没有读，所以要赶着去读书。
郭：我并不是选择了哲学系，而是被调剂的。78年高考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历史系，第三志愿才是哲学系。虽然以前我在当知青、工人的时候接触过哲学，看过汪子嵩等编的《欧洲哲学史简编》，杨荣国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但我胆子很小，觉得哲学太深奥。只到后来分到哲学系后，我才发现，我最适合学哲学。因为文学很灵动，我的年龄已经偏大，我的同学，以二十多岁的为主，还有十六七岁的，我已经三十一岁了。反过来说，我累积的生活经验比他们丰富一些，对于哲学问题，我的理解也更加契合。当时恰逢改革开放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一下子使我们觉得学习哲学不仅是一个追求智慧、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丰富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启发我们思考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真善美，为什么我们要改革开放，为什么东方红里要祈求一个大救星，而国际歌里不要神仙皇帝，怎么样从个人崇拜的盲目性中摆脱出来。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哲学，从先秦到现代的中国哲学来反哺和提升，去学得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所以哲学系虽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分配到哲学系，我感到很幸运、很契合。与我过去那些盲目的、知识性的积累不同，哲学开发的是一种智慧的追求。
3.您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先生道德文章对您的影响，您也说过在萧先生晚年，关于他申报资深教授，萧先生曾与您发生过一次龃龉。中国传统教育，用孔子的话来说是“为己之学”，用孟子的话来说是“从游”。您的老师是如何教育您的？是如何批评您的？您自己也培养了不少学生，大多学有所成，您是如何培养学生的？
郭：关于我的三位老师，萧先生、李先生、唐先生，当时叫三架马车，萧先生挂帅，李先生和唐先生去落实。他们三个人年龄相仿，但是李老师、唐老师都非常尊重萧老师。三位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是身教重于言教，如果没有三位老先生对我的教育、批评和指导，就没有我的成长。
所谓“从游”，就像小鱼跟着大鱼，我深有体会。我是萧先生等三位老师带的第三届硕士生，我跟老师们一起生活，一起应对生活中的风波、人生的坎坷，也一起承担时代的考验。老师带我们这些学生，到我们协助老师带学生，再到后来我们自己单独带学生，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老师和学生一起成长。萧老师带我们的成功经验中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他不仅把知识，为人为学，通过身教言教，倾其所有地传授给我们，而且把他尊重的学界朋友也介绍给我们。那时候即使很穷，老师们还是会积极筹措资金，鼓励我们去请教外地的老师，让我们去游学。我就曾去北京大学拜访了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周辅成先生、朱伯崑先生、汤一介先生，去人民大学拜访了石峻先生，往中国社科院拜访任继愈先生，到上海华东师大拜访了冯契先生，等等。只要是有关的学术会议，老师都会争取名额带我们去参加，即使他不能去，也尽力介绍我们去参加。这些我们都继承了下来，特别是访问前贤。为了研究熊十力先生，在萧老师的介绍下，我访问了几十位哲学界的前辈，包括张申府先生、梁漱溟先生，我都找到他们家里，他们都很平易近人。我们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比我现在的年岁还要高，他们都是在民国初年就很活跃的人物，都是时代老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有很多西方哲学家访华，都是他们邀请的，比如张申府先生，他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所以我们能够亲近这样一些前辈大家，都是老师提供的机会。那时候没有电话，都是靠写推荐信、介绍信。萧老师也接待天南地北的老师们和他们的弟子到武汉访学。这是老师培养我们的经验，也是后来我们培养学生的经验，就是要访问前贤，直接的去面对这些前辈，去提问，对话，思考。
第二个经验是干中学，一方面老师们强调我们要死读书下功夫，特别是原著经典，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点都不能浮皮潦草。他们还鼓励学生批评老师，像黄卫平同学写文章批评萧老师的观点，萧老师就在我们学生中表扬他，还把他的文章推荐出去发表。文科的老师就是要指导学生读原著经典，启发他们思考问题，鼓励他们动手写东西。此外，萧老师还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让我们在这些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学习待人接物。很多大型的会议，就是萧老师指导我们操办的。萧老师会事无巨细的写纸条给我，前几天我还看到他写给我的短札，小郭怎样怎样，到了晚年，他就写郭教授怎样怎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他写了很多条子，怎么接待外宾与外地的老师，怎么办学术活动，他都有很细的考虑，然后由我们去具体落实。比如说1985年12月，我们在黄州举办了第一届熊十力思想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办中国文化讲习班，那时候黄州还不是一个开放城市，很不方便。怎么去邀请国内外学者，邀请了以后怎么接待，怎么组织学生去接。杜维明与成中英教授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过长江摆渡，汽车开到江边，还要上船摆渡，这样才能过到黄州去。这些活动虽是我们操办，但幕后都是老师们联系好，写很多信札邀请学者。老师们以此锻炼我们的才干，锻炼我们的组织能力、办事能力。做人做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具体的办事中，学会怎么与人相处共事，怎么组织协调。
我们之间也有一些龃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年我年轻气盛，因为和老师有不同意见，对老师有所埋怨，老师很宽厚的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们师生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彼此的心吗？”我感动得流泪了。还有就是在老师晚年的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好。当时我是院长，想给他申报资深教授，就请学院的办公室主任把学校申报的文件给他。结果他很生气打电话给我，很不客气地说，你到我这里来，然后声色俱厉的把我批评了一顿，以前从没有这样。他对我说：“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还申请什么资深教授，那不是徒有虚名吗？又不能做事，让国家多花一些钱财干嘛呢？”他不愿意要这个虚名，但是他又不否定已经是资深教授的老同事，尊重他们。我们当时很抱屈，认为从萧先生的学识，资历等等各方面来看，只要申报，学校就能批。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守住这个界限。
另外萧老师和我也是在患难中结成的友谊。不管怎样的高压之下，我们就是坚持真理，坦诚相待。我们是患难与共，一起成长的，甚至超出了一般师生一般父子的情感，他对他公子的培养都没有如对我们的培养花的力气大。但我们的师生情感是在改革开放精神，做人做事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不是邪门歪道的攻守同盟，而是出于道义。一度老师两年被停招，不能招硕博士生。我也是两年被停课。当时台湾青年学者林安梧要拜访萧老师，他的博士论文写的王船山，因为萧老师是王船山的大家，他喜冲冲的把论文带过来，但学校明令不许见。我到萧老师家，看到老师和师母两个老人孤独地站在门口焦急的等我，说：“只有你代我们去看望林安梧了。台湾的朋友来了，我们不能接待，不是不愿，
而是不能。”后来就是我代表萧老师去见林安梧，陪他游览武汉三镇。我跟萧老师是超越一般师生，甚至超越父子的感情。我们之间是传统社会圣贤门下的师友弟子般的交往，所以我很感恩我的老师。
我一辈子处事也是秉持改革开放的精神，坚持思想解放。如果要违背原则，我会拍案而起，绝对不干。我们从老师身上学到了风骨，做人做事要有底线有原则。虽然老师不被重视，章开沅先生曾说，湖北有愧于萧先生，但是没有关系，老师依旧保持风骨，坚持为人为学的原则。这是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精神支撑，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违背这个原则，我们就不做。这也是我们从萧先生的身教言教中，最能学到，最感人，也最身体力行的东西。
4.文革后至今武大哲学系（现在叫哲学学院）40年的发展历程，您是亲身的经历者，在您看来，武大哲学系有哪些特点？它的学术传统、社会关怀等等。
郭：文革以后，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教书已有四十年。我亲眼看到了哲学系的发展。从2000年的年底到2003年我是人文学院的院长，03年到07年是哲学学院院长，07年秋我主动请辞，请朱志方教授继任。武大哲学系是最早设立，也是学科设置比较全面的哲学系之一。我们的学科比较齐全，在我任上，同时撑开了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我们马哲，中哲，西哲的课程设置，都是要研读原著经典，这是由我们的前辈开创的、武大哲学系很重要的学术传统，它基本来源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们的西方哲学有陈修斋老师的唯理论研究，陈先生继承了贺麟先生的传统，对此有精到的研究。杨祖陶老师也是贺麟的学生，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从康德到黑格尔。陈修斋、杨祖陶老师在西方哲学的两块，法国的唯理论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身体力行，下功夫对原典的翻译、研究。杨祖陶老师在晚年，还独立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等。我们中哲也是这样，萧老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具有前瞻性，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萧李唐三位老师原著经典的基础都非常好，萧老师是周秦之际哲学和明清之际哲学的专家，萧老师常说抓两头带中间，所谓两头是先秦哲学和现代哲学，中间就是明清之际哲学，萧老师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研究，在全国和国际上都有地位。唐明邦老师的周易研究，李德永老师的宋明理学研究，都非常了不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哲史，也很注重名著经典。过去几本书，学生都要都是一本一本、一字一字的读。我虽然不是马哲出身，但马哲的十几种原著经典我都读过，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都是下过功夫的。江天骥先生的科技哲学与分析哲学，最能够及时的反映西方当代哲学。江先生英语特别好，他马上就能把英美最新的学术动态带到讲台上。
每个老师都各有特点。萧先生特别会讲课，他讲课非常潇洒，江先生不会讲课，有次我们上他的课，他发了我们讲稿，念了几句就说：“这有什么讲头，你们自己去看吧。”他是廉江人，他的话我们听不懂，还需要人翻译。江天骥先生在78～79年前后，办了《美国哲学动态》，油印的，这是要寄到北京去，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要看的。总体来看，江天骥老师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研究，陈修斋老师的西方唯理论哲学研究，杨祖陶老师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陶德麟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萧萐父老师的中国哲学研究，刘纲纪老师的美学研究，张巨青老师的逻辑学研究，老师辈的奠基使得我们武大哲学系学科门类相对齐全，经典比较扎实，学风也比较好。
我们武汉大学哲学系不仅思想比较解放，坚守哲学本位和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它也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在真理标准讨论上，陶德麟老师就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在全国的思想界都有一定影响。同时，我们向社会的辐射也比较大，社会教育做的很好。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学生，在坚持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向社会去传达哲学智慧、国学智慧。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说明社会需要这些东西。在社会关怀上，我们武大哲学系有强调社会参与的哲学传统。我们的中国哲学老师们，几乎毫无例外都到民间讲学，跟社会大众讲中国文化的传统。唐明邦老师在社会上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这一辈也是这样，现在年轻一辈的学者也承接了起来。
5.在您与武大哲学系一起成长的40年里，您印象最深的人或事是什么？
郭：我们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十分密切。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回来探望我们，他们还能记得我们当年给他们上课的样子，这令我们非常感动。而我们呢，也记得三四十年前我们老师给我们上的课。当年教学条件很不好，我们在数学系一楼上课，大教室里仅有一点简易的课桌。杨祖陶老师讲课，是不带讲义的，有时候仅拿几张卡片。他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两节课或三节课，中间就稍微休息一下，一口气讲下来不看讲稿。77、78级两届同学一起听他的课，听到安静的时候，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后来我们两届同学都不约而同的回忆到这个场景。
那时候武大哲学系的老师们很艰苦，为了节省一些钱，他们的讲义，要到县里面的小印刷厂去印。印刷工人们也不明白什么欧洲哲学史，杨祖陶老师在那里住几个月，现场校对。老师们为了给我们上课，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前年杨先生去世，大家回想起这些感人至深、印象深刻的情景，不禁都悲从中来。
6.很多学者会通过变换不同的学术机构，寻求发展空间，您选择扎根武大40年，是什么原因能让您一直坚守？这其中是否可以说有得有失？
郭：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去北上广的名校，我都没有去。我觉得我们武大哲学系是非常了不起的哲学系，有很好的学术传统。我坚守的原因，实事求是的说，因为我是湖北人，家在这里。也曾经想过换个单位，尤其是在我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候。有一次我都准备走了，学界有前辈劝我，说：“小郭，离开武汉不一定就适合你，你就在武大哲学系，坚持一阵就好了。”况且让我不教书去做别的事情，也不适合我，所以我就留在武大，一直坚持再坚持。另外，我还是感念这个氛围、感念这个集体。虽然有恩恩怨怨，我依旧觉得这里是适合我成长和发挥的地方。武大的老师同学都待我不错，我很感恩。
7.您曾经担任武大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在您任上开设了中西哲学比较班、国学班，后来又创办国学院，您又担任国学院院长，开设弘毅学堂国学班，为什么要办这些班？
郭：我当过武汉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那时候文史哲艺都在一起。在我的任上，我大概就做了这么几件事情。我提倡并开设了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和国学试验班。我们当时办中西比较试验班为的是多学中西的经典，辉煌了一阵。我在院长的任上办的国学试验班是成功的。虽然是2002年开办的，但我们最开始的学生是从2001级的文科各系，甚至理科，全校二次招生而来的。以后几届也是，大家愿意读的来读，大概是进校一年、半年以后，他们愿意调剂过来。对国学班的培养，我们注重文字学的功夫，坚持中国古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坚持经史子集四部每一部经典都要扎扎实实地研读几种。像经部里的《尚书》、《诗经》、《周易》、《礼记》，都有相关的专题课程。为什么要办国学试验班呢？主要还是想培养一点读书种子，一方面是做人要正派，有君子人格，有士操。再者是学术上，要有中国文化的基础知识，要扎扎实实的研读经典。我们也开了通论的课程，但是通论的课程少，经典的课程多。我们办这个班是两点原因。第一点要克服文史哲分家、分科，我们希望深度地打通文史哲，当然精专和博通是互为基础的。第二点是文科学生的培养长期以来是概念加通史，缺乏经典的研读。通论、通史和原典相结合才行，经典要多一点，比例要占大一点。所以文科学生的培养，不能没有经典的基础。读经典可启发学生的原创性思维。针对我们几十年以来文科培养的缺失，我们创办了国学班，给当时全国所有想办国学院和国学班的同仁提供了参考，主要是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现在我们的国学院，文史哲三家优秀的老师，都在这里上课。
8.您担任哲学学院院长期间，院里组织了非常多的学术活动，学术会议、学科建设、学生培养等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武大哲学系的排名也一度位列三甲，甚至在有些机构的排名中，武大位列第一，作为一位学术的组织者，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郭：我们的确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学术会议。比方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我都把它们接到武汉大学来开。还有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新出楚地简帛国际会议，我记得当时分管文科的副校长张清明老师很惊异，他说你们怎么请了那么多国际一流的专家来了。这是规模很大的学术会议，我们也开了深入的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大小形式多样的会议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学术排名上，2000年到2007年间，以及稍后一两年，我们大多都是前几名，也曾当过第一名。我觉得在中国哲学界，武大哲学系，后来的哲学学院，它的学风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正，朴实，经典导读做的好，学生比较全面发展，人才济济，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老师投入教学的时间精力较多，教学这块抓的比较好。我们的学生，后来到其它的知名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人大、中大，或是出国，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说我们的学生不错，底蕴比较深。
9.您也长期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文科学分学部委员会主任等，您如何看武大文史哲的学术传统，以及这40年的发展？
郭：我们觉得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人文传统，在于它的学风比较正，基础比较好，富有改革精神。每个时代都有它前沿的研究。文学院的黄侃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当年的“五老八中”，历史学院的唐长孺先生，吴于廑先生，哲学学院也有她的辉煌，我们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就有哲学系，有几代的哲学专家。2003年我到日本去做研究的时候，日本学者都非常重视武大，一听说我是武大来的，都提唐长孺先生，还要提一个李格非先生。武大中文系的李格非先生，是编字典的，研究音韵学，他是黄焯先生的学生，在60年代文革前，他和唐先生被教育部派到日本去，给日本的学者们讲过学。李格非老师虽然在武大并不出名，但在日本很有名。我们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传统，像唐长孺先生的传统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是这方面的大专家。唐先生的文章很短小，不空发议论，有精专扎实的史料基础。而吴于廑先生的传统是视野特别开阔，他的世界史观独树一帜。
这四十年以来，我们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专家们，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比如说历史系的冯天瑜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还有陈伟老师、徐少华老师，他们就把地方独有的出土文献，湖北挖掘出来的战国时期的楚简加以研究，这个研究就很有前沿性质。陈伟老师主持专门的机构，来做简帛研究。文学院在古代与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研究颇有成就和贡献。哲学院中生代很了不起，如马哲的汪信砚与何萍教授，西哲的邓晓芒、赵林、朱志方教授，
中哲的萧汉明、李维武、我与吴根友教授，宗教的段德智与麻天祥教授，美学的陈望衡、彭富春、邹元江教授，逻辑的徐明、程炼教授，心理学的钟年教授等，都有较大影响。我们也提拔和培养了很多人才，像丁四新教授，他是出身农村的农家子弟，我们倾心的去培养这些农家子弟，他现在做得很好，是长江学者。所以我觉得我们武大的人文传统是在继续，也有创新。
10.您在哲学学院40年，回想起来，有没有什么遗憾？
郭：遗憾总是有的。人的一生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一起生活，委屈、遗憾总难免。但是和我们的学术事业比较而言，和我们武汉大学哲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比较而言，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感到十分荣幸。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自己的学养不够，毕竟我是31岁才开始读大学，读书还不够，还没有做到中西兼通。我们的老师希望我们中西兼通，我们还没有做到。
11.您对未来哲学学院发展的期许是什么？
郭：我们哲学学院未来的发展一定会很好，现在他们都做的很好。新生代人才多，新学科（如政治哲学、比较哲学）也起来了。我认为学术基础还是要扎实。我们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还有很大的空间，特别在人才培养上，希望下把力。
12.40年过去了，您有什么想给哲学学院新生们分享的吗？如果请您向他们推荐书，您会推荐那几本？
郭：我们对新生要说的是：到哲学院来读书，是你们的幸运。无论是自愿来还是被调剂来，都没有关系，你会学得很好，终身受益。我也是被调剂来的。推荐三本书给大家，其一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原为英文版，中文版有涂又光先生的译本；其次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文版有何兆武先生的译本；最后我将我的小书《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推荐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3.您曾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您可否从教学、学生培养、学术科研等方面，对您的学术生涯做一个回顾总结？
郭：在教学上，一直到2017年，我70岁的时候还坚持在本科教学的第一线，为全校的本科通识课讲“四书导读”。我先后在武汉大学开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最主要的课程，除了中国哲学史之外，就是经典的课程，比如四书、老庄、礼记、先秦儒家哲学，等等的导读课程。研究生方面除了经典课，我开了哲学史方法论、国学前沿与方法、儒学研究专题等等。我们为硕博士生开的课，比较重视方法论的训练，比较重视他们怎么写论文。这一点我们也跟他们切磋交流得比较多一点，希望大家学会与古人神交，善于会心一笑。教材呢，比如我编写的《中国哲学史》的教材，是在全国用得比较好的教材，高教社印了20多次。
人才培养上，到目前为止，获得学位的博士有49个，硕士28个，此外博士后20个，国内外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16个，是以我为导师、为责任人和同事一起培养的。除了数量，质量也非常不错，比如像丁为祥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一毕业以后就出版，一出版就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的二等奖，这个二等奖是很难得的。丁四新教授的博士论文获得全国优博奖。
我培养学生，重视他们为人为学的基础。像我的老师待我们一样，我也这样培养我的学生，尽量推荐论文发表，提供机会让他们到海内外去游学，增强他们的才干。我现在有很多的学生都是博士生导师。我要说的是，虽然我是他们的导师，但他们的成长也离不开教研室其他老师们的培养。
在学术上，比如说，2015年11月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新亚书院第二届新亚儒学讲座教授。他们请的第一位是杜维明，第二位是我。另外，我先后到哈佛大学、特里尔大学、莱比锡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首尔大学、关西大学、东京大学、东北大学、早稻田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去年我被评为世界儒学研究的杰出人物奖，我没想到能够得到这个大奖。
我个人的科研主要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探究，包括其架构，特色，方法论，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是有一点微薄的努力。我重视先秦哲学，先秦哲学须结合运用出土简帛材料和传世材料，综合地下文献和地上文献，我对此有一点研究。我的重心在儒学，因此对儒学的基本知识，礼乐文化、社会建构、管理智慧、人文精神以及现代价值有较全面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公德与私德，是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我比较重视儒家的私德，私德里面有很多可转化为社会公德的基础。再者我在20世纪中国哲学、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总体与个案研究上有一点贡献。还有就是国学，特别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传统，在这方面，我有一点研究。另外我有现实关怀，有一些提议，比如提倡国民教育中增加国语国文国学的分量，建议四书全面进入中学课堂，建议孔诞日作为教师节，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关于提议修改现行的刑法民法的有关条文，结合容隐制的传统和现代人权的观念，保障公民的亲情权和容隐权等方面，我一直关注。在我与同人的努力之下，国家刑诉法也做了初步的修改，这对完善我们的法制建设有一定的贡献。
基本上我觉得我这40年，在改革开放精神的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原则，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也在进步。虽然其中有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是我在做人做事，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上，在社会公益各方面，我还是做了些事情。比如说在学术与学科建设上，我曾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和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为全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社会活动上，我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的副会长，担任过国际中国哲学会的会长和副执行长。我支持民间儒学的发展，民间书院的建设，这也算是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我也常到民间去讲学。总而言之，这四十年没有虚度年华，一直到现在还是忙忙碌碌，文债不断。现在老了，做不动了，该年轻一代做了。我会继续为社会进步，为国家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