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蒋信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被归入楚中王门，学界研究其思想，多以王门后学视之。本文依据文集及相关原始资料，对其从学经历与学术认同进行重新探讨；尤其通过考察蒋信早年问学龙场时期的王阳明，其后又追随湛若水问学的相关情况，讨论其对阳明学说的接受及学派归属问题。
蒋信并非一位亦步亦趋的阳明学信从者，而是从自我学术体认的角度出发，称道王阳明《亲民堂记》，批评“良知学”，并对阳明后学末流的弊病有着高度的自觉。蒋信生活在阳明学盛行的十六世纪，先后游于王、湛之门，表现出的则是对学术的独立思索与见解。
冯从吾继而称赞其学术直接孟子，直透本源而不落于玄虚，正是后世为学的榜样。总之，蒋信并非阳明学的信从者，而是一位“学贵自得”的儒者；蒋信生活在阳明学盛行的十六世纪，表现出的则是对学术的独立思索与见解。
关键词：蒋信；阳明学；湛若水；万物一体；
湖广常德人蒋信（1483-1559），字卿实，号道林，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嘉靖十五年累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嘉靖十九年迁贵州提学副使，嘉靖二十三年告病归。
蒋信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被归入楚中王门，《明史·儒林传》则将其附于湛若水传末，称其“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后从若水游最久，学得之湛氏为多。信践履笃实，不事虚谈。”[1]
本文依据文集及相关原始资料，对其从学经历与学术认同进行重新探讨；尤其通过考察蒋信早年问学龙场时期的王阳明，其后又追随湛若水问学的相关情况，讨论其对阳明学说的接受及学派归属问题。
正德元年（1506）十二月，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他到达龙场的时间在正德三年春。正德五年，王阳明改任庐陵知县，离开龙场的路上经过常德，蒋信遂有机会问学于王阳明。
蒋信自叙：“阳明子起谪道常，（冀元亨）与某同请见而师拜之”。[2]《王阳明年谱》亦记：“先是，先生赴龙场时，随地讲授，及归，过常德、辰州，见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俱能卓立。”[3]
也就是说，蒋信并未跟从王阳明至贵州龙场问学，否则便不会在王阳明离开时才进行首次拜谒。此点也可与孙应鳌所做墓志铭相印证：“阳明王先生自龙场谪归，先生见焉。”[4]
因而，《明儒学案》所谓“阳明谪龙场，先生（冀元亨）与蒋道林往师焉”，[5]只是为了突出王阳明理学宗师形象而采取的笼统概括的说法，并非实指。
那么蒋信从王阳明处所学内容为何？王阳明在常德见到蒋信、冀元亨等当地诸生之后，以“静坐”为教，并有如下一番话：“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6]
钱德洪总结王阳明教人之法，凡有三变，即“知行合一、静坐、良知”。此时的王阳明尚未悟得“致良知”宗旨，又有感于在贵阳书院以“知行合一”教学所产生的问题，因此教授蒋信的是属于第二阶段的“静坐”之法。
这套“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的方法正是王阳明在龙场时的学术体悟——刚刚经历“丁卯之祸”的王阳明，深感在对抗宦官刘瑾的斗争中，士大夫廉耻道丧。他由此认为当时学者的问题，在于不能去除一己私心，因而希望通过“静坐”功夫来达到圣人的道德境界。[7]
王阳明后来追忆这段思想历程时说，“寻谪贵阳，独居幽寂穷苦之乡，困心衡虑，乃从事于性情之学。方自苦其胜心之难克，而客气之易动；又见夫世之学者，率多娼嫉险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学，成天下之务，皆起于胜心客气之为患也。”[8]
蒋信拜王阳明于潮音阁，并且得到了“便可作颜子矣”的嘉许。此次问学之后，冀元亨旋即跟从王阳明至庐陵，而蒋信未往。此后，王阳明从庐陵回京，于正德七年升任南京太仆寺卿，在南京任官达四年之久。
在这段时间中，蒋信虽然身在楚地，但通过一位叫刘观时的友人，得知了王阳明在南京时期的学术思想。
他在后来给刘观时的墓志铭中写道：“越一年，得其（刘观时）手简于吾友冀暗斋（冀元亨），又见其意趣高远，将必求为古圣贤至业，视今世利禄文词之习，弗屑也。（刘观时）寻裹粮就阳明子于南都。既归，道常，宿予讲舍数夕，乃为尽道其所闻格致之学。深扣之，则见其心神之契，若出于吾儒《六经》之外。”[9]
南京时期的王阳明主要延续在北京的思路，透过对程朱理学的反省，重新衡量圣人之学，提出“圣人之学是心学”的说法，并认为推展心学可以复归三代之治。
他说：“士之学也，以学为圣贤。圣贤之学，心学也。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求之于心而无假于雕饰也，其功不亦简乎？措之于行而无所不该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学皆此矣！”[10]
同时，由于对“心学”的强调，王阳明被看作陆象山的代言人而受到程朱学者攻讦。王阳明希望对陆学进行辩解，又担心陷入“朱陆异同”的门户之争，故而决定只取朱熹学说进行讨论，因而在南京有《朱子晚年定论》之作，以此应对四方批评。[11]
南京时期的王阳明在给门人黄绾的序文中说：“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匪自外得也。心犹水也，污人之而流浊，犹鉴也，垢积之而光昧。
孔子告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孟轲氏谓‘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夫己克而诚固无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说，昧于《大学》‘格致’之训，而徒务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内，皆入污以求清，积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12]
蒋信从友人处闻见的“格致”之学，正是王阳明对朱熹“格致”之训的反思，即认为当时学者因错认《大学》“格物致知”，而违背了孔孟宗旨。[13]故此，蒋信才会有“出于吾儒《六经》之外”的感悟。
正德十一年，王阳明离开南京，开始巡抚南赣。蒋信依旧身居楚地，并于正德十三年十月遭母丧，丁忧三年。这段时间正是王阳明平宁王宸濠之乱，揭举“致良知”学说，在学术圈中引起惊天动地的变化的时期。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蒋信问学王阳明的时间极短，并且他所获闻的都是王阳明平叛之前的学术，正是《明史》所总结的，“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同时，王阳明的“静坐”之教和“格致”之训都对蒋信的早期学术影响重大。
首先，蒋信早年有通过“静坐”而悟道的经历，自叙三十二岁时因肺病静坐道林寺，“并怕死与念老母念头俱断”，如是半年，“一日忽觉此心洞然宇宙，浑属一身，乃信明道‘廓然太公，无内外’是如此，自身与万物平等看是如此。”[14]
其次，万士和所作《蒋道林先生祠堂记》称其“自见阳明先生后，而病俗学章句之陋，及看《论语》《西铭》《定性书》，谓天地万物一体，为圣学根基。”[15]这里所说的《西铭》，为北宋张载所作，全文以父母子女构成的“家”为模型，由此推衍“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中心主旨则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之意。
也就是说，从“天人合一”中推衍出“仁者”应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结论。这实际是一套比较“入世”的思想。而这套以“家”为模型的宇宙本体称为“仁体”。[16]
在蒋信看来，天地万物相联属，是学的关键。
正德十四年秋，湖南辰阳的十余儒生来访，蒋信即“教以静坐及孔门求仁大旨”，诸生“始知有圣贤之学，而闻风向慕者益众矣。”[17]正是王阳明对朱熹“格致”之说的批评，启发蒋信从传统的程朱传注中超脱出来，并且体悟到“万物一体”之学。
二、蒋信师从湛若水的情况
嘉靖二年，四十岁的蒋信离开家乡，赴京应贡，不但师从湛若水，还得到了湛氏的认同与首肯。嘉靖三年，湛若水改任南京国子祭酒。蒋信于次年追随湛氏至南京入太学。
在南雍太学时，湛若水以“学者须先识仁”试论诸生，由于蒋信正是从求仁之学入手，因而所作独契其旨，一时“凡有意甘泉子之学者，皆从论辩焉。”[18]其在湛门的重要程度，斑斑可见。
由于家乡湖南持续饥荒，蒋信于嘉靖五年四月离开南京，湛若水特作《期蒋生》云：“蒋生从甘泉子于金台越二年，来游太学者又一年，闻圣贤天地万物合一之学。丙戌孟夏，将归常德。甘泉子曰：‘吾道西矣’。”可见其对蒋信寄予了极高的希望。
嘉靖六年，湛若水又从南京写信给蒋信，希望其再入太学。[19]蒋信迟至嘉靖七年四十六岁才中举，这显然离不开湛若水的奖掖与指点。四年后，蒋信成进士，由此正式步入仕途。
嘉靖十五年，蒋信累官至四川按察司佥事，次年到任。作为一名地方行政官员，蒋信显得颇有惠政。在官时期，除了完成本职的水利工作，还在大益书院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训迪诸生。[20]
“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语出宋儒李侗，同时也是王、湛两家学说的共通部分。湛若水提倡“随处体认天理”；静坐则是其师陈献章的发明。[21]陈献章曾说，“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22]
王阳明的学术宗旨虽然与之无直接关系，但对这八个字也曾经有过手书，并置于座右。[23]因此这一学术宗旨是蒋信游于王、湛之门的特殊求学历程的体现。
在四川的第二年，蒋信致书友人说，“自紫阳开穷理之门，传之者遂失其宗；孔门求仁之学，乃为之晦而不光。”[24]可知他的学术依然以“体仁”为主。“体仁”同样属于王、湛两家学说的共通部分。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来定义“大人之学”，《传习录》也不时可以见到类似的表述，如“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25]
湛若水在门人以“学当何先”提问时，回答说，“先识仁，否则何的乎！”又说，“知斯图者，其天地万物之同体矣。是故宇宙之内，一而已矣。夫然后能知性。”[26]
嘉靖二十年，蒋信改任贵州按察司副使。正德初年，王阳明被贬至龙场，蒋信方有机会问学。回思三十年前王阳明的启蒙之功，蒋信决定为龙场的阳明祠增设祭田，以尽一己之力。
蒋信最特出的政绩是在贵州任上建正学、文明两所书院。正学书院建成于嘉靖二十一年，主要为缓解文明书院落成后从者日众，导致不能容纳诸生的情况。
他在《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中写道：昔吾阳明子尝居此矣，金声玉振不可得闻，要其随才接引多矣。越兹三十年，吾得从事于此，续大雅之音于久旷之后，岂其偶然与！夫兴学，吾责也。”[27]从中可以看出其欲仿效王阳明兴学校、荐人才的动机。
在贵州建设书院、醇化士风的这段功绩，构成了蒋信行状、传记书写的重要部分，也由此被称为“正学先生”。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蒋信在解释“正学书院”的名称时说，“曰正学，何为者也?正学者，心学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谓学也，譬之正路然。自夫此学弗讲，士惟旁溪曲径之趋；甚者蹈荆棘，赴坑堑，莫有极也。贵之士朴野尚权存焉，可无望于此乎？是正学之所以名也。” [28]
这里的“心学”并非即指阳明学，因为宋儒也是讲“心”的，也同样强调这套尧舜相授受的“心法”，比如，南宋的真德秀就曾作《心经》一书。[29]另外，正学书院落成前夕，蒋信曾致书老师湛若水表示“贵阳士尽有可教”，同时催促道，“此时书院将成，《心性图》即当刻之，”[30]暗示了他实际希望以湛若水的《心性图说》教导诸生。
尤其是嘉靖二十三年，蒋信为湛若水《心性图书》作序说，“且夫滋学也，非白沙先生之学，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31]明确以湛若水上接孔孟、周程道统来为甘泉学派定位。因此，蒋信提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谓学也”，实际是指湛若水的学术而言。[32]
约在嘉靖三十年，蒋信应学生周世亨之请，论述自己一生的为学经历时说：“昔者先生读濂洛诸子有感，闻甘泉子、阳明子而益愤。先生之乡传阳明子之说，而以告者多矣。……自兹又数年，走京师，谒甘泉子焉，乃知兹秘也，甘泉子已先得之。夫尝因是而求先生之有得乎此也，盖在乎颐疴道林之日。”[33]
在他看来，真正的入道门经，“甘泉子已先得之”，而王阳明则“实未及焉”，蒋信对王阳明、湛若水两派之间的亲疏差别可见。
三、蒋信对“良知学”的态度
由于蒋信服膺“体仁”之学，他从自己的学术出发，多次称道王阳明所作《亲民堂记》，认为其“最得孔门之旨，此翁心悟，不多言者”。[34]尤其该文末尾有：“大人者，知天地万物一体，夫然后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蒋信因而感叹，“此真泄破天机矣。”[35]
又评价王艮说，“‘默识’二字，王心斋看得好，云：‘默识个甚么？识得天地万物一体。’此心斋善体认也。”[36]然而，蒋信对“良知学”的意见始终有所保留。[37]
一方面，可能因其未从王阳明处获闻“致良知”学说；另一方面，从正德初年到嘉靖中晚期，学术界的知识底色也已经发生巨变，阳明学风行天下，门徒遍布，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蒋信描述当时王门后学自负学术高明的情形为：“夫自良知天理之门启，几为吾党者，类喜意气英发，倡明自任，毅然勇荷，不少逊避。”[38]但在他看来，高唱良知学的王门中人大多流于空疏，因而在文集中，重点表彰了裘鲁江、刘观时两位后学，称他们于空言之风默然以对，努力从事于日用之学。
前者将良知之学“于事亲爱兄者”；后坚持学问之道在“内外合一，博约同功”，称赞“其志道之笃，今之空言者，多愧矣。”[39]
早在任官四川时期，同样担任四川按察司佥事的薛甲，就致信蒋信说：“高明之士，又或妄意易简脱略近功以为不假诵读，可以顿悟，径造而得之，则与因疾而废食者，奚以异哉？
甲少支离记诵，中年得闻易简之说于诸友间，而诸友之病，亦或有如予之所云者。独道林蒋君，超岀口耳，而又切近笃实，据事立言，无玄虚空寂之病，此予所愿亲灸而终事之者也。”[40]
从薛甲的表述可以推测出，蒋信在当时学人圈中以治学笃实闻名，并且对王门弟子流于口耳的学问多有质疑，否则，薛甲作为一位公开表示私淑王阳明的学人，[41]绝不会贸然将自己对王学的怀疑意见告知蒋信。
蒋信在给同为湛氏门人的何迁书信中，反复讨论王门讲学弊端以及躬行实践的重要性，并以“彼以口谈，吾以躬行；彼以臆说，吾以默识；彼标榜，吾暗然”相勉励。[42]
并且，从他说“今日何吉阳（即何迁）太仆、李石麓（即李春芳）内翰来书，似俱厌腾口之习，相期同志，共为反身实践之学，此病鹅眼钱太薄，而思铸五铢钱之会也。以今门下切实如此，一人为止，将使百人和之”，[43]可推知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追求笃实之学的学术圈子。由此，《明史》对其“践履笃实，不事虚谈”的评价也是信而有征的。
前文提及的王阳明早期弟子冀元亨，在赣时期即从阳明问学。宸濠之乱平定后，张忠、许泰欲诬陷王阳明勾结宁王朱宸濠，冀元亨因曾在宁王处讲学而成为受害者。
赵善政记：“濠既擒，许泰等分不由已，诬阳明与通。诘濠，濠云：‘无有。’泰诘不已，濠云：‘独遣元亨来讲学。’因大喜，榜笞元亨，俾诬阳明。元亨死不承，械至京，系诏狱。会世宗即位，言者白其冤，得昭雪，出狱五日卒。”[44]
蒋信在给冀元亨所撰墓表中，将他被下诏狱，勇于受刑，终于使王阳明免于诬陷的经历，解释成能够躬行实践，并且强调：“阳明子之学贵心悟也，心悟者默识也，然而先生之学则似专于践履，阳明子致良知之说，尝自谓读得之秘，告诸先生必尽矣，而谆谆诲人之际，独于此未尝一发明焉。”[45]
由于冀元亨没有语录和文集存世，他的思想倾向不得而知，但这样的论述，至少反映了蒋信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良知学”重于心悟，略于躬行。正是由于“良知学”的流行，致使王阳明“行的哲学”演变成了“说的哲学”，导致了王学流于空疏的局面。
此外，蒋信所作《岳麓洞序》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功，固知其有，决不容以异端邪说乱于期间者。故夫圣人《学》《庸》之训要，当与《论语》一贯之说，合而观之可也。不然则内而自私，外而忘本，厥弊有不能免者，其为天下祸岂浅哉！”[46]
这里借重视下学上达、博学审问的朱熹为契机，指责阳明后学不事力行，空谈《大学》《中庸》中的性理问题。
四、结 语
浙江余姚士人赵锦万历五年（1577）为蒋信文集作序，对其从学经历有这样的描述：“先生早岁，与冀元亨同谒阳明先生于其里之潮音阁，深见器重。其后师事甘泉先生，服庸有年，又见印可。
然先生于阳明先生良知之说，未尽以为然。而先生所著大学古本诸说，即甘泉先生亦未尽以为可。盖先生精思力践，多所自得，非其心之所安，其不欲同人也如此。”[47]
从本文的分析来看，以上评述是可以征信的——蒋信并非一位亦步亦趋的阳明学信从者，而是从自我学术体认的角度出发，称道王阳明《亲民堂记》，批评“良知学”，并对阳明后学末流的弊病有着高度的自觉和警醒。
万历三十四年，关中学者冯从吾注意到蒋信之学，因而促成其晚年讲学语录《桃冈日录》一书的刊刻。他在序文中将蒋信晚年的学术宗旨总结为“慎独”“默识”与“论天地万物一体”。[48]此三种学说与王、湛之学都不完全一致。
蒋信生活在阳明学盛行的十六世纪，先后游于王、湛之门，表现出的则是对学术的独立思索与见解。冯从吾继而称赞其学术直接孟子，直透本源而不落于玄虚，正是后世为学的榜样；以冯从吾的性情品格而有如此评价，对其学术之推崇可想而知。
最后，蒋信对王学多有批评，黄宗羲却将之归入《楚中王门学案》。黄宗羲宁愿以楚中大儒耿定向入泰州学案，而选取思想上较为可疑的蒋信，甚至自己也尴尬地表示，“蒋先生与先师吕巾石先生，并为湛门高第”、[49]蒋信之学“得于甘泉者为多也”，[50]再次证明了黄宗羲欲将禅学化人物移入“泰州学派”，而使王学得以“净化”的编纂动机。[51]
[1]有关蒋信的生平，参见柳东伯：《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蒋公信行状》，《国朝献徵录》，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114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366页；孙应鳌：《正学先生道林蒋公墓志铭》，黄宗羲：《明文海》卷442《墓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91页；过庭训：《明分省人物考》卷82，《明代传记丛刊》137册，第504-510页；《明史·蒋信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268页；《（万历）贵州通志》卷2《秩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vol.1, 1976, pp.227-229, Julia Ching 撰“CHIANG Hsin”传。
[2]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2《明乡进士冀闇斋先生墓表》，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63页。
[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0页。
[4]孙应鳌：《正学先生道林蒋公墓志铭》，黄宗羲：《明文海》，第4691页。
[5]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8《楚中王门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7页。
[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3《年谱一》，第1230页。
[7]杨正显：《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4页。
[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15《外集七·程守夫墓碑》，第943页。
[9]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5《明贡士刘沙溪先生墓志铭》，第157页。
[10]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3《外集五·应天府重修儒学记》，第900页。
[11]参见杨正显：《道德社会的重建——王阳明提倡“心学”考》，台北《新史学》2008年第4期。
[12]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7《文录四·别黄宗贤归天台序》，第233页。
[13]关于王阳明与《古本大学》的相关研究，参见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硏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
[14]蒋信：《蒋道林先生桃冈日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5]万士和：《万文恭摘集》卷6《蒋道林先生祠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09册，台南县庄严文化1997年印行，第315页。
[16]关于“万物一体之仁”的哲学讨论，参见岛田虔次：《中国近世の主观唯心论について——万物一体の仁の思想》，日本《东方学报》1958年总第28期。
[17]柳东伯：《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蒋公信行状》，《国朝献徵录》，第366页；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3《送辰阳二子归序》，第105页。
[18]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1《送南畿会友》，第21页。
[19]黎业明：《湛若水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20]虞怀忠：《（万历）四川总志》卷4《名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99册，
第264-265页。
[21]参见潘振泰：《明代江门心学的崛起与式微》，台北《新史学》1996年第2期。
[22]《陈献章集》卷3《复赵提学佥宪》，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5页。
[23]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7《王文成墨迹》，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6页。
[24]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简潘笠江少参》，第193页。
[26]《泉翁大全集》卷6《雍语》，钟彩钧点校电子版。
[27]蒋信：《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嘉靖）贵州通志》卷6，第193页。
[28]蒋信：《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嘉靖）贵州通志》卷6，第193页。
[29]钱穆、狄柏瑞等人都已指出朱子对“心”的重视，甚至将朱学视为心学（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这里的心学并非陆王心学，而是“心性之学”。
[30]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奉甘泉翁》，第196页。
[31]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1《甘泉先生心性书序》，第29页。
[32]过去学者多以正学、文明两书院，来讨论阳明学在贵州的传播，是不准确的。参见王路平：《王阳明与贵州明代书院》，《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33]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4《林南记》，第150。
[34]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复谢高皋佥长》，第220页。
[35]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简徐东溪大参》，第230页。
[36]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复刘初泉督学》，第219页。
[37]参见吴兆丰：《明儒薛应旂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的演进》，《燕京学报》2009年新第27期。
[38]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2《寿裘鲁江正郎七十序》，第37页。
[39]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5《明贡士刘沙溪先生墓志铭》，第298页。
[40]薛甲：《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卷6《赠蒋道林序》，第136页。
[41]薛甲：《畏斋薛先生艺文类稿》卷2《与王正郎龙溪书》，第100页。
[42]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答何吉阳七首》，第215、217页。
[43]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8《寄向子望山政二首》，第222页。
[44]赵善政：《宾退录》卷3，《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页。
[45]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2《明乡进士冀闇斋先生墓表》，第164页。
[46]蒋信：《蒋道林先生文粹》卷1《岳麓洞序》，第23页。
[47]赵锦：《道林先生文粹·序》，第4页。
[48]冯从吾：《少墟集》卷13《桃冈日录序》，第222页。
[49]黄宗羲：《明儒学案》卷42《甘泉学案六》，第1023页
[50]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8《楚中王门学案》，第627页。
[51]同样的例子，参见彭国翔：《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只检讨》，新竹《清华学报》2001年新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