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9月《人世间》第12期发表了一个叫嗣銮的中国留学生的文章《辜鸿铭在德国》，为了不使转述而失原意，我把该文的片段抄在下面：
“民国十年，我到德国留学，遇着一位哲学教授奈尔逊，他约我到他家去谈。奈教授是讲康德哲学的，在数学内，也有相当的贡献。当我们闲谈的时候，他便问我在中国的时候，曾否读过辜鸿铭的著作。我告诉他：‘辜鸿铭的姓名，虽尝听着，但他的著作却未读过。一般人都说他是老顽固，所以我们青年都不喜欢去理会他。’奈教授听了大为诧异，他向我说：‘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种，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奈教授说完了，便从书架将辜鸿铭的书籍一一取下来，向我介绍：一、《哀诉之音》；2、《中华民族之精神》；3、《中国对于欧洲思想的抵抗》。这三本书都是从英文译成德文的。······奈教授向我介绍完了，他很诚恳地劝我，空闲的时候无妨也将辜鸿铭的书籍取来读一读。我当时一心要学数学及物理，分别之后，虽曾买了辜鸿铭的书，但总以为西洋人好奇，他们重视辜鸿铭，或许有点玩古董的意味。隔了许久，奈教授又约我去谈。他向我说，他近来在伦敦《泰晤士报》读了辜鸿铭一篇文章，屡述他在北京生活的孤苦，看见北京的许多贫民，他设法救济，家中既无余财，政府亦无办法，他精神异常痛苦，日唯祈祷速死。奈教授又说，他近来筹了一点小款，想给辜鸿铭兑去，但恐辜鸿铭不受，他想说这是他的书籍在德国所得的版费，问我辜鸿铭是否可以容纳。我当时听了，颇为感动，既赞成他的主张，又在他与辜鸿铭的信封上，添了‘中国北京辜鸿铭先生’九个大字。临别的时候，他复问我对于辜鸿铭的意见。我告诉他，辜鸿铭的著作虽尝读一遍，但是印象仍不十分深刻。他的眉目间立刻现出十分失望的神情，便向我说‘我读辜鸿铭的书，至少已十几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大凡一本书，倘若它的价值只够得上读一次，则它的价值必够不上读一次。我希望你再读之后，你的见解或许与现在不同。’在德国留学六七年，这要算是刺激最深的一件事。······去年冬天我复来德，客中遇着一位留学生章用先生，他是学习数学及哲学的，成绩极佳。他向我说，现在所从学的两位哲学教授，都仰慕辜鸿铭。其中一位，名G·Misch，他还只是向学生特别介绍辜鸿铭；至于其余一位名H·Nohe的，他的学生若不懂辜鸿铭，他便不准其参加讨论，其折服于辜鸿铭，于此可见了。”（省略号为本文作者加）
据我所知，德国人没有意大利或法国人的热情，他们即使向你表达敬意也是以克制和冷俊的态度，而一个研究康德哲学和数学的德国教授激赏辜鸿铭却几乎到了崇拜的程度，其发自于内心的由衷之情是不言而喻的；而另一位德国教授竟把辜鸿铭的著作作为“必修课”，辜鸿铭的思想对近代欧洲知识界的影响恐怕是任何中国人所不能比的。
在近代，中国文明遭受了外来的沉重打击，中国人身心因此遭受了大波折，总是以一种抵抗的态度对外，抵抗的态度便是弱者向强者仰视的目光，即使语气强硬甚至态度蛮横也不过是弱者的声嘶力竭；在西方的审视中，声嘶力竭的情态便有城里人所常见的乡下人的神经质，为了维护自己土气的尊严而把自己变成了地道的小丑。中国的思想家们在检讨自己文明的落后中也纷纷丧失了自信，甚至乡愿的自省也乡愿化了，先秦老子那种超然大度的情态、庄子纵横宇宙的心胸，孔子谆谆教导世界的从容，几乎没有踪迹了（“天柱移乎，哲人萎乎”）。中国如果在世界还有她巍峨、壮丽、神秘的影子，那是因为她古代的光荣和辽阔大地，可惜这份遗产被抽着鸦片烟的面黄肌瘦的子孙守着，除了引来觊觎的目光，已没有了当初汉唐时代“夷狄”高山仰止的钦敬。
但在不经意处，却有哲人的声音传来，激荡在欧洲，声音是如此阳刚而自信，态度是如此豁达而朗阔，初衷是如此悲悯而仁慈，宛如一曲悲凉的哀歌使经历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黯然泪下，欧洲人抬头观望，竟然是一个中国人，哲人的故乡依然有不同凡响者，他是谁？——辜鸿铭。
像一切高瞻远瞩的哲人一样，他必须能超越时代地比一般人看得更远，可正因为远见却容易被同代人误解，近代中国人对自己和对自己文明的误解或没有比通过对辜鸿铭的误解更能显示出来的例子了。甚至像胡适之这样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也因学识眼光的局限而狭隘地误解了辜鸿铭，而当代研究辜鸿铭的学者也往往拿调侃的口气称辜鸿铭为“文化怪杰”，现代国人何时能从评头品足的琐碎中挣脱出来，“直入菩提”——去理解一个伟大的心灵呢。
“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三种之外，还要补上一条，而且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与国人的讪笑相反，辜鸿铭以宗教家的口吻由衷地赞美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我们也可以以辜鸿铭先生的看法来思考国人对辜鸿铭的误解，为什么耽搁了对自己哲人的理解，看不到辜鸿铭深沉、博大、淳朴与灵敏呢，因为中国人在激烈的历史情境中丧失了他们祖先的许多高贵品质。
（二）
辜鸿铭究竟告诉了欧洲人什么道理，为什么他的著作在西方获得如此大的声誉，一部《中国人的精神》被翻译成欧洲多国语文呢？
当一个高尚的灵魂阐述或批评一种优秀文明的时候也就以自己的阐释或批评而丰富了该种文明的意义。辜鸿铭对西方文明的批评甚至像他那样深知西方文明精髓的欧洲人也不能做到，为什么？因为他不可能有如辜鸿铭先生那样对与欧洲文明同样优秀的文明——中国文明——的透彻理解。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千万生灵涂炭，战争的策源地是欧洲，日本在亚洲也是战争的发动者，但它之扩张能量得自于学习西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为参照系，对西方文明的批评是深刻而精辟的。
从把生命作为最高价值观出发，辜鸿铭透过欧洲人对启蒙运动与人民民主意识的增长的“理性胜利”的颂扬，看到的是非理性的混乱，混乱的始因是发源于英国的群氓崇拜。理性在科学的运用如果如康德所言是逼迫自然回答人类理性的考问，那么理性在欧洲政治的“民主”运用则是从崇拜上帝转换为崇拜人民，辜鸿铭看到正是人民对抽象的“人民”崇拜代替了人民对上帝的崇拜而导致了混乱。欧洲各国统治者、军人、外交官以人民意志的名义“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即违背自己内心的良知而迎合百姓的赞誉；而一群人民至上主义者的乌合之众并不比一个理性者更了解人民真正需要什么，结果群氓领袖是“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如此，由于中世纪终止混乱的上帝权威的丧失，“人民”的自我崇拜使他们内心焦躁不安，混乱也就随之不断地加剧。辜鸿铭的冷静之处正在于他从尊重人类生命这个最高价值观出发看到崇拜群氓的危害，看出尊重人的生命和崇拜群氓绝对不是一个概念，对“人民”没有批判精神，而是盲目崇拜他们，这与盲目地崇拜教士一样都可能引发混乱而危害文明；上帝-天道并不就是“人民意志”——如果把人民意志理解为他们呼喊的口号的话；损害人民最大的祸首可能正是那些“人民”崇拜者。
对人民的最大祸害莫过于崇拜人民，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罗伯斯比尔等人是最鲜明的例子，身为卢梭及其人民主权论的信徒，罗伯斯比尔否定基督教上帝信仰，只有“人民”才是他的上帝，这位见了血就害怕的年轻革命者自信是“人民主权”的代表，为了维护所谓人民主权他毫不犹豫地签署了许多个杀害成千上万人生命的大屠杀命令，在他看来逻辑是如此地明确：只有屠杀人民中的反动分子才能使人民做自己的主人，而“反动分子”的标准除了他个人和雅各宾党徒的心证并没有法律的依据，或者说，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法律。他们为什么这么自信拥有裁决他人生死的权力呢？回答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人民的最忠实代表。如此，屠杀理由的任意性使雅各宾党人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人民崇拜者正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所以罗兰夫人在断头台前才终于省悟了一个道理，在一种以历史理性为名义的狂暴非理性运动中，任何美好的辞藻——自由、民主都可能充当滥杀无辜的理由。
辜鸿铭以如电之目看到了欧洲群氓崇拜所导致的另一个使欧洲陷入动荡的因子——武力崇拜。为了平息欧洲的群氓崇拜带来的混乱，德意志民族挺身而出，举起了军国主义利剑。在上帝缺席的欧洲，军国主义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当拿破仑以打倒封建主义的名义发动对欧洲乃至东方（埃及）的战争，“法国人变成了乌合之众”，“群氓们进行抢劫、谋害和残杀”，“直到欧洲团结在军国主义的德国周围，才于华铁卢一役，打败了这个群氓的领袖，并结束了暴政。本来从此以后，欧洲的道德盟主权就应回到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的精华普鲁士人手里，但由于组成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的出于嫉妒，进行阻止，结果使欧洲的那些群氓们逃脱了德意志民族的道德和军国主义的制裁，他们于1848年再度暴乱，疯狂地破坏欧洲文明。后来，依旧是德意志民族及其精华普鲁士人，以他们的道德和军国主义利剑，再度把欧洲、欧洲主权及欧洲文明从群氓手中拯救出来。”是否因此说辜鸿铭赞同德意志民族的军国主义利剑呢？如果认为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辜鸿铭看到在丧失了基督教信仰的欧洲，军国主义的利剑将无休止地把欧洲人民引到“混乱——战争——混乱”的循环中，“军国主义导致战争，而战争就意味着破坏和毁灭，这样，欧洲人民便被逼迫到了这样的绝境：如果他们要摆脱军国主义，混乱就将破坏他们的文明，假如他们要持续军国主义，那么他们的文明又将由战争的浪费和毁灭而走向崩溃。”
如何把欧洲从群氓崇拜和武力崇拜的因果循环中解脱出来从而拯救欧洲文明呢？辜鸿铭的回答是——用中国传统文明的：礼与义。欧洲的群氓崇拜导致欧洲秩序的丧失，而欧洲的武力崇拜或强权崇拜导致欧洲蔑视正义。而中国文明的精髓正在于以“礼”消除混乱，以“义”消除武力崇拜。
辜鸿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人开出的药方影响了欧洲知识界，但并没有使欧洲文明躲过第二次浩劫，但也正因此更见出辜鸿铭先生的先见之明，欧洲继续在群氓崇拜和武力崇拜的非理性中下滑，而且愈陷愈深，终于达到了群氓崇拜和武力崇拜的极至：现代乌托邦极权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而且欧洲缘起的群氓崇拜和武力崇拜蔓延到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现代乌托邦极权主义运动和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史中前所未有的历史悲剧。
中国文明的礼与义表现在哪里呢？回答是——表现在中国人身上，辜鸿铭说，看一种文明是否伟大不在于他修建了多少宽敞的马路、巨大的建筑，而在于他产生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因为物质文明是容易建设的。许多人以为辜鸿铭的话不对，但现在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比，建设的确要容易得多，以我们居住的北京来看，二十年前到过美国的人回到中国描述美国的购物中心如何繁华，高楼大厦如何壮丽，但只不过很短时间，中国的购物中心同样繁华，商品堆积如山，北京的高楼大厦似乎矮了些，那是因为市政建设限高的缘故。只要不是人为地以集权主义破坏市场经济、故意和人们求富裕的心理作对，以中国优良的地理位置（资源丰富、气候温和），财富的创造并不困难，一座水泥结构的高楼有十几个月就能拔地而起；但一个美好的人性却无论如何不能在十几个月建设起来。
我们也许都记得鲁迅、柏杨乃至现代的王小波对中国民族性的许多精辟分析-批判，他们的分析-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都有深刻的一面，但同时也有片面的一面。深刻的片面毕竟是片面，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你接触两个人，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人的观察往往局限在生活习惯方面，一个人生活不讲卫生，与人交往不拘小节，就容易引起不愉快；而另一个人总是干净体面，随和周到，就容易被我们欣赏。但生活并非总是平静的，比如人受了侮辱试图去报复，一个人在举起屠刀时看到侮辱自己那个人的身边的孩子，心怀不忍，于是放下了屠刀；而另一个人在报复时却连被报复者的家庭成员都杀了。这个时候，两个人的生活习惯是否卫生、平时举止是否得体都退居到不重要的方面，人性的优秀与否主要体现在忍与不忍的方面。在这个比喻中，中国人就对应那个试图报复但见了孩子不忍心而放下屠刀的人，而中国人即使有一万条劣根性——不卫生、喝粥声音大、凡事没有求真精神、重感性而轻逻辑，也都抵不过他的不忍心的人性的优越。这样说当然是有历史根据的，如果你对世界各种文明成长历史比较熟悉，就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中国人是最少侵犯性的。自从春秋时代孔子的哲学诞生，经过诸多儒家学者的丰富，汉以后儒家哲学的仁与义逐渐深入到中国人心灵，
仁义礼智信不仅在民族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中体现，而且也体现在与外部的异族关系中，中国人的国土扩大总是在抵抗侵略而不是在侵略中获得的，是侵略者同化为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靠侵略去同化；在近代，中国对欧洲的炮舰政策、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也是如此，欧洲人、日本人所学习中国的美好人性都是通过对中国的侵略却不成功之后的反思而获得的，我们知道，辜鸿铭以指责德国人恃武力在北京建克林德纪念碑的蛮横无礼，教诲德国人何谓“礼”；在日本侵华战争正剧的时候，日本国内流行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让日本人反思这个受惠于中国文明的国家何谓“义”。
中国人的不忍之心就是孔子所谓仁，“仁”是中国人作为文明人的优秀人性。鲁迅先生从“仁”中看到虚伪；柏杨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习惯中看到肮脏等不良习惯；王小波看到的中国人人性被扭曲，——这些都是中国人人性微观表现。如果以宏观的历史视野观照中国人，那么他们的“仁”不是虚伪的；他们的生活习惯即使不卫生也是小节，是能够改善的，况且只要你读一遍《红楼梦》就知道中国人从经有过怎样文雅而精致的生活；而近代蒙昧主义对中国人人性的扭曲主要是外来的因素——欧洲发源的群氓崇拜。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还不明确，我还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表明辜鸿铭先生对中国人精神理解的精深，这种中国人的仁者之心具有发扬到世界的普世性。
无论从地理还是历史而论，中国都是太博大了，它的博大使中国人作为大国民达到了这样宽容的程度，不太在乎报复或复仇，我们看满清入主中原屠杀中国百姓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反清复明的旗帜无论在民间还是在知识分子心中在清王朝入主中原近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就没有停止过，如果我们阅读王夫之、顾炎武的文章就能感受到中华民族充满阳刚和幽深的元气淋漓，这种元气清人是梦不见的。可是，当真的反清成功，无论革命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还是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或者民间的民族主义，似乎都忘记了要报复当年多尔衮对汉民的野蛮大屠杀，尤其在民间，很难想象，北京城的汉民会像巴勒斯坦人那样到满人中自杀爆炸，汉人如此众多，而且他们早已经以通婚的形式把自己的血液融合到满人的血管中，“满人”因汉人的血更倾向于自己的中国属性，如果有汉人去欺负满族人的孤儿寡母，一定被人视作无赖之徒而不齿。
中国对日本人的态度何尝不是如此，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可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民族主义仇杀几乎没有发生，战后的邦交正常化后没有听说哪个日本人会害怕到中国旅游，尽管他们的父辈的行为万恶之极。中国人有一种质朴的人情感，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脸皮都不愿撕破，何况面对一个矮小的日本旅游者，中国人的仇恨对象不会泛滥到这个当前者身上，他们的记忆更多地是历史性记忆，是居高临下的教诲。这就是儒家质朴的阳刚，很平常，但很难得，很从容，而绝对不是某些人讥讽的“精神胜利法”；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博大深沉如海洋，大海一般不在乎人对着它的讥讽漫骂。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中国人的精神的确能历史性地稳操胜算，可以想象另一种情况，美国没有在太平洋反击，也没有投下原子弹，苏联没有出兵东北，日本彻底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且把中国并入了日本的版图，又能如何？上帝没有在世界中删除恶，因为他要用恶显示善，上帝之手不会让善与恶处在平衡状态，他总是要让历史的天平向善偏斜，即美好的人性最终还是要战胜野蛮的人性，这样，结果可能正好和侵略者的初衷相反——最终日本列岛归依中国领土。这好比有人试图用少量红色把黄色染红，结果由于红色太少而把红色消失在黄色了，当日本人以为中国归并入日本的时候，他们可能早已经忘记了日语而使用汉语，把自己的民族彻底消失在中国中，就像满族人曾走过的路一样。
在抗战期间，美国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东京使用燃烧弹，而宋美龄女士还是说服她的丈夫，飞行员轰炸东京的老百姓太不人道，不如让中国空军投放宣传单，宋女士从来没有把日本的妇女儿童视作异类，尽管日本的妇女儿童为南京大屠杀的胜利欢呼。你可以说中国人的宽容显得太软弱了，但从人类文明的历史看，人类历史毕竟是人类尊严的历史，谁无视人类的尊严，谁将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为何能万古长青地在世，因为她的精神内核儒家文化含有人类最宝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人类的尊严，它提倡的不忍之心、仁者之心，即使不得已地进行反侵略战争，也是政治中最后的选择，所以中华民族在形成自己的统一国家后（秦汉之后）几乎没有发动过任何一次旨在扩张的战争，她总是在抵抗和文化的征服中扩张自己的领土，是柔弱胜刚强，是以自己的文明和宽容征服侵略者的野蛮。
2005年法国《回声报》记者阿德里安·孔博在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时撰文说，欧洲人曾大规模地讨论“黑人属于人类还是动物”，但郑和的船队尽管知道非洲的文明程度落后中国，但他们从未怀疑非洲人是人。当欧洲人看见非洲黑人时盘算把这个“动物”捉到家里当奴隶，中国人却对这些黑人以礼相待；而与郑和的文明之旅相比，西班牙、葡萄牙人的远航简直是强盗之旅（他们血腥地屠杀“土人”的历史我就不重复叙述了）。这样的区别是需要我们深思的，把人当人看的“仁”尽管很平常，似乎不比发现一个科学定律更有智慧，但如果在行为中贯彻这个“仁”学，就比发现科学定律还可贵。总起来看，人类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出现了太多的历史悲剧，为了避免悲剧发生，我们就需要比较各种文明的优长，而人类历史在经历廿世纪的历史大浩劫（种族屠杀和阶级屠杀）之后，传统中国人的精神的优越性就更加明豁地显现出来，中国人即使自己强大之时也不丧失礼与义，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最少侵犯性。孔子的儒家哲学的“仁”是中国人的行为哲学，而不是字面的哲学，所以如果哲学家认为中国人精神的礼与义太肤浅，那是因为没有理解中国哲学是人生实践的“仁”学内涵，孔子的哲学使中国人成为礼义之邦，传统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人类文明中所达到的人性高标的典范，他们达到的人生境界在某些方面甚至连伟大的希腊人也没有达到。
反驳者说，中国文明既然能创造出如此美好的人性，可为什么在廿世纪中后期发生历史大动乱，动乱中所显示出的不正是中国人丑恶的人性吗？人们为表达忠心互相出卖，迫害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回答是——这正是中国传统文明被损害的结果！源自西方的群氓崇拜毒化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国传统的“君子”本来是与这种被毒化的心灵正相反对。如何解释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之间的内斗呢？正如美洲的印第安人无法抵御欧洲人船舶带来的鼠疫病毒，中国作为世界上的淳朴善良的民族对于欧洲的“精神鼠疫”也缺乏抵抗力，由于中国人的科学理性的不发达，他们在接受西方科学的时候对于科学名义的科学主义没有免疫力；而欧洲人对鼠疫病毒和“精神鼠疫”病毒都比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有强的免疫力，因为他们在他们历史中曾付出过巨量死亡的代价。所以当群氓崇拜以“民主”的名义、科学主义以“科学”的名义到达中国的时候，这种“精神鼠疫”对中国人的危害就远大于对欧洲人的危害。我们知道，中国人具有某种天生的或曰自然主义的平等观，不仅表现在中国历史中没有欧洲社会那样一个奴隶制时代，而且体现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唯才是举”相对于欧洲的贵族制或印度的种姓制都是更合理的理性平等观——鼓励文化、平等竞争、官僚人员来自于最有活力的文化阶层。但群氓崇拜严重打击了中国自身和外来的理性文明，摧残了中国人的自然主义的平等观，群氓崇拜以阶级优劣论对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关系的恶意挑拨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其创伤直至现在还没有完全平复；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国的科学理性不发达，中国人无力反驳这样的论断：崇拜群氓的哲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真理。因此可以明确，群氓崇拜和科学主义的精神鼠疫之灾难的源头在欧洲。
不过我们已经从此看出了历史发展在各个民族中出现的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辜鸿铭看到欧洲文明的危机试图向欧洲人提倡中国传统文明的中国人精神来补救时，中国文明本身却正在发生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传统中国人的精神”正在丧失中。辜鸿铭在法国大革命看到的是群氓崇拜所导致的混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看到的是欧洲武力崇拜对人类文明的破坏；而五四学人所看到的则与辜鸿铭完全相反，他们在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看到的是“民主”；他们在欧洲战争中看到强国的霸权地位之获得是因为“科学”发达。中国人在观察欧洲的强大和自身所受列强压迫的屈辱中所得到的结论是放弃辜鸿铭先生所谓“心灵生活”，而转化到重物质的生活，把自己儒家文明最为宝贵的“仁”学弃之如敝屣，而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作历史的大道。这当然也是欧洲的武力崇拜的恶果，中国人在“西洋”人和“东洋”人前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自己的自尊心。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受到的刺激是强烈的，礼仪之邦的礼义哲学在船坚炮利前似乎一文不值，由落后和被动挨打而迁怒中国传统文明，迁怒儒家伦理，辜鸿铭被五四学人目为顽固守旧派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不否认欧洲的科学与民主是中国文明所缺乏并且是需要引进、学习的，但对于摸象的瞎子只看见民主却忽略了群氓崇拜给欧洲文明带来的混乱；只看到科学，却看不到科学主义的蒙昧主义性征；并且认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可以完全否定中国儒家哲学的伦理道德，——这些则是五四学人的目光短浅之处，而辜鸿铭先生的“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是深具现代性意义的。作为概念的“民主”和“群氓崇拜”当然是两个，但对于历史事件的解读却可能是搀合在一起的一个，对于“人民”无限制的崇拜其实就走到了民主的反面，一个声称时刻代表人民的最高权力者当然可以时刻为人民做主。所以五四学人对法国大革命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的“民主”解读显然不如辜鸿铭先生“群氓崇拜”的解读精辟，实际上在近代对中国文明的祸害最大的不是欧洲的坚船利炮，甚至也不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是从欧洲通过苏俄蔓延而来的群氓崇拜，群氓崇拜不仅比抗日战争损害了更多的中国人生命，而且对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国文明的打击是史无前例的。
近代欧洲发源的群氓崇拜的力量尽管十分强大，但还是没能彻底改变传统的中国人，因为中国几千年积淀起来的优秀的民族性就像他们某些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一样都是不容易彻底改变的，我要补充辜鸿铭关于中国人精神的一点是——中国人顽强的生存能力。英国记者詹姆斯·麦格雷戈2005年11月6日在英国《观察家报》撰文，其中一段话我读了几遍：“中国人很幽默，我以记者身份前往各城市时，有时会和民工一起喝啤酒。他们通常十几个人合住一间简易工棚，每天工作12个小时修建高楼大厦。他们没有诉说生活的不公，却跟我讲笑话，彼此嬉笑打闹。”麦格雷戈的观察是细腻的，我们在中国人底层民众中时常能体会到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一种顽强生活的豁达。这种豁达在极为困难的时期甚至表现为乐观的牺牲精神，我的父亲告诉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普遍的饥荒岁月，村里的几个老人把自己饿死了，他们对自己的绝食也没有什么怨言，临死前平静地说——节省下粮食给孩子们吃。
只有在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经历了群氓崇拜的文明浩劫之后，我们再看辜鸿铭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才会理解辜鸿铭先生所阐释的中国文明的微言大义的价值所在。辜鸿铭先生比欧洲存在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更早地认识到人类生存论比人类认识论更重要，而中国人的道德形而上学-生存论的极高明之处正在于其质朴和平凡——这种生存哲学是通过中国人的行为体现出来的。
（三）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说，没有人会因为解不开数学难题而自杀，而为生存困境自杀的人却到处都有，——这在加缪的意思是，科技理性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中的问题，认识论不能代替形而上学生存在论；形而上学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处，它的道理既不能被证明，当然也不能用来制造有用的器物，而中国道德形而上学就根本不是制造器物的学问。西方人不是照样也有自己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吗？西方人当然有，但他们的宇宙论尽管比较发达，而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却不如中国道德形而上学悠远而深刻。检验道德形而上学是否深刻精微不全在字面的意义，而在于人在生存的道德实践中能否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最终都要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许多灾难的发生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造成的，而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孔子的仁学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一个成功典范。为什么说他成功，
因为在如此庞大的帝国，如此广大的人口和悠久的历史，以一种道德形而上学来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使文明持续地生长，这在印度、阿拉伯、欧洲都没有做到。但是为什么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在西方文明面前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自信，由自大而自卑、由自卑而自怨——埋怨祖先没有科学理性的遗产，因此不再关心和了解自己本民族的伟大道德形而上学传统了；尤其欧洲近代的群氓崇拜被西方的科技理性裹挟而来，“现代化”的中国人不仅看不到传统中国人精神的世界意义，而且鄙视乃至仇视中国伟大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仁义道德”由于近代小说家乃至革命家的命意全在讽刺，抹杀了它所固有的伟大含义，如此，反“仁义道德”也就注定了群氓崇拜的动乱年代的道德沦丧。
对西方文明的优缺点知之甚深的辜鸿铭先生对中国传统道德形而上学意义的理解远远超过了他的同代人。表面看起来，中国儒家的道德哲学是极为质朴的，一部《论语》对话即少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录的思辨，也缺乏《圣经》里的耶酥那样波澜壮阔的人生奇迹，以至于黑格尔能说，还不如让孔子的名声存在心里而不读他的著作好，免得令人失望。——这绝对是皮相之见；实际上，中国道德形而上学是世界文明史中最伟大的生存论哲学，把一个庞大的帝国以一种深厚的道德形而上学连贯起来，其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从未间断——我不认为地球有任何一个奇迹可以与此奇迹相比。
辜鸿铭先生认为，欧洲文明免于毁灭的途径是借鉴中国文明，——这无论在现代还是将来都不是夸张，更不是自我吹嘘，而是先知般的忠告。辜鸿铭先生让人们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力量对人类文明造成最大的损害？最明显的似乎是自然力量，我们看到美国海岸的飓风、日本频繁的地震，还有世界各地的各种水旱灾害，自然力量的损害的确巨大。但这些自然力对人类文明的损害却不是最具破坏性的，最具破坏性的力量是什么呢？辜鸿铭先生认为是人类自身的情欲，情欲——在这个词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确是破坏文明的最大力量，在人类的科技理性更有效地驾御自然力的时代，人类自身的情欲引发的战争和动乱要比外部自然力造成的损害大得多、严重得多、持久得多，辜鸿铭先生说：“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对人类所能造成的伤害，是无法与人类情欲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的。毫无疑问，如果这一力量——人类情欲——不予以调控的话，那么不仅无所谓文明存在之可言，而且人类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廿世纪种族战争与阶级战争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生命的巨大损害，认为科技力量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实在是太片面了，情欲引发的灾难之解决绝对不是科技所能胜任的，辜先生对人类生存因人类情欲泛滥而面临的危险实在不是危言耸听。如何小心地抑制和理性地引导这个内在于人类的情欲，使之成为推动文明发展的力量而不是泛滥成灾呢？儒家的良民宗教似远胜于通过使人们对武力（军警）恐惧的方式，在辜鸿铭先生看来，良民宗教甚至比法律更有效——植根于心灵的道德自觉强于外在的法律约束；而国与国之间互相以武力来平衡只能在军备竞赛中加深恐惧，而最终因一个来复枪的走火就可能引发战争。因此，辜鸿铭发扬中国的“良民宗教”也就绝不尼采所鄙视的“奴隶道德”，而的确是人类免于文明危机乃至生存危机的良方。
那么什么是“良民宗教”呢？辜鸿铭先生的阐释是，人人过有道德的生活，人们从接受教育的第一天起要像中国小学生那样阅读和背诵“人之初，性本善”。历史的吊诡在于，“良民宗教”一度在它的发源地遭到厌弃，中国人发现狼-狼哲学的性恶论在国际关系中最实用，“良民宗教”似乎是羔羊的宗教；随着群氓崇拜以民主的名义泛滥，皇帝以中山服复活了秦始皇的灵魂，《三字经》被投入烈火，小学生第一天背诵的是“万岁”，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万岁”的习字课本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线索中的“进步”与“倒退”并非是其被宣传时的字面意义。只有在经历历史大动乱之后，中国人才重新感受到儒家经典的伟力，而过去把自己祖先的财富看得太轻贱了。相信人性的善，相信普遍道德与正义的存在，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又恢复了古老的世界观；拯救中国的绝对不是大救星之类的人物，而是我们每个人对道德和正义的尊重。我们重新认识到，中国人要体面地生存，受到世界的尊重，不是张牙舞爪地以崇拜“人民”的名义互相争斗，不是以理想主义为名义的栽赃、陷害、诋毁他人的“新人”，而是把我们自己变成传统的中国人，那个孔子赞美的君子。换言之，欧洲群氓崇拜的阶级论必须彻底荡涤干净后而回归到君子论。当我们回归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观，把遵守上天的道德和正义作为我们每个人做人的原则，世界就重新拥有了无量的精神财富。辜鸿铭先生说：
“正是中国，存在一笔无法估量的、迄今为止无庸质疑的巨大文明财富。这笔财富，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拥有欧洲人民战后重建新文明的奥秘。而这种新文明的奥秘就是我所谓良民宗教。这种良民宗教的第一条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身是善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之力量与效用。”
那些批评辜鸿铭的人说，辜鸿铭所谓的正义法则是爱父母和忠诚于国王，而这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可是辜鸿铭的意义是深远的，当他说“仿佛国王就是良心，良心就是他们的国王”时，“国王”就获得了道德形而上学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暴君，但暴君毕竟不是儒家道德所允许的常态，这是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也看到的，在中国传统的国君的社会，如果没有天灾的祸患，以中国领土的博大，中国人自然的平等观使他们感觉不到来自皇权的专制，皇权的宫廷斗争一般也不会波及到广大民众。但是我们看这种中国自然的平等主义和儒家道德一旦在中国近代丧失之后，尤其当群氓崇拜祸乱华夏之时，权力斗争者为了区别于古代的暴君，就把自己的阴谋“阳谋”化，通过把宫廷斗争转化为让人民之间彼此争斗显示自己权力斗争是出于“大公无私”的公心而非私怨，殊不知这样不仅反不如古代暴君发泄私怨的诚实，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太多灾难，“宫廷”里的变乱立即演化为全中国的动乱。争斗使田园荒芜、城市凋敝，中国古典时代和乐的田园风光被人为制造的饥荒布满了饿殍，“大众民主”使人们把互相损害生命、诬陷视为常规行为，“平等”的新意义是统一地贫穷、恐惧、饥饿。
由此我们就自然缅怀没有受群氓崇拜污染心灵的传统中国人的有道德的文明时代，那个时代的君子也自有他们的弱点，但不至于丧失人性，而且他们美好的人性具有自己的特点。许多人以为辜鸿铭先生对中国人的赞美是把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忽略后的夸饰，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思考中国人尤其传统中国人的品格就会认同辜先生。他说，“真正的中国人或不免于粗鲁，但不至于粗俗下流；或不免于难看，但不至于丑陋骇人；或不免于粗率鄙陋，但不至于放肆狂妄；或不免于迟钝，但不至于愚蠢可笑；或不免于圆滑乖巧，但不至于邪恶害人。”在与日本人的比较时，他指出中国人的礼仪之于心灵的内在性，而日本的外在性，他说：“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情感。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像日本人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正如法语所绝妙表达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礼貌。相反，日本人的礼貌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对此，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这种（日本人）的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充满了一种类似名贵香水般的——奇异的芬芳。”
中国人的礼貌不是外在的，因为他们的礼貌发自内心，所以他们心灵生活的礼貌就超出了礼貌的表面意义，而是类似中世纪虔诚的基督教诗人的品格——根植于上帝之爱。中国人的难于言表的温良给予外国人的感觉——正如一位在日本住过的外国人说——是，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而在日本则正相反。那么中国人的爱来自何处呢？他们不是最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吗？是的，辜先生总结说“在中国一般大众也不太看重宗教。对中国人而言，佛寺道观以及佛教、道教的仪式，其消遣娱乐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说教的作用。”——这种总结是精辟的，不过中国人尽管没有基督教意义的宗教，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道德律不能虔诚，这是因为——辜鸿铭先生的总结是——儒学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它具有宗教的作用。
儒学是哲学而不是宗教，却具有宗教的作用，这一点如果与希腊哲学比较就会看得更清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只是学者研究的哲学，却从未达到大众心灵而起到宗教的作用。中国人的哲学或不免于缺乏逻辑，但他们的优长正在于深入到中国人的心灵，是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所以“仁者爱人”就在时代的积累中成为中国人精神一部分，这就是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爱的本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聆听梁漱溟先生的讲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梁先生说，我不是学问家，或者说我不是专门于学问的人，我是把学问贯彻到我的人生实践里的思想家。我们拿梁先生这话来比较一下孔子传授学问的方式与柏拉图学园的学习方式，就会看到前者重在培养人，后者在学问。或者说，中国的君子是行为中体现的，希腊的智者是通过语言和著作显示出来的。总结思想史容易发现，通过行为体现美好的人生不如通过著作显示的智慧更好总结，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总结世界历史的《历史哲学》看不出孔子的伟大之处来的缘故。
美好的人生有许多境界，高的知识的境界和高的道德的境界都可能引导一个人达到美好的人生，但二者还有微妙的区分，即高的知识境界尽管可能但未必一定能达到美好的人生，比如在廿世纪那些相信种族先天优越论的医学家，他们把所谓落后人种的个体的活体当作动物来解剖，以达到他们课题研究所需要的“科学”目的，从纯粹知识的获得来说他们似乎也并不完全违反“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但这个“道德”显然是反道德的。因为人类个体尽管可以被作为研究的对象，但这个对象却不同于一般的对象，他是作为研究者的同类存在，而普遍的道德律是儒家哲学的——“仁者爱人”，或基督教道德观——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你把人进行活体解剖就违反了这个普遍的道德律。我们看高的知识境界就可能触犯到普遍的道德律，当然也就无所谓美好的人生可言。我们追溯西方科学走到反人道的一面的原因，恐怕在于古希腊罗马那里就已经存在知识论和道德形而上学分离的倾向。
如果比较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二者可能彼此拥有对方没有的优长，但就教育而言，孔子更可能造出美好的人生来。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你去拜访一个学问家，他给你讲了许多宇宙的知识使你感觉很惊异，你再去拜访他多次，当他把他所知道的知识和获得知识的方法传授给你，他如果不是一个道德修养深厚的人，那么他的知识并不会使他的为人比一个鞋匠的为人处世更有吸引力。可是如果你去拜访一个孔子那样伟大的儒者，开始他也许并不使你惊异，可是你和他相处了很长时间，你发现自己已经不能离开他了，至于他讲了什么道理，总结起来似乎倒没有什么，因为他就是在日常行为中使你感觉到了微妙的欢娱，他人生的境界好比大海一样，让你感觉无比丰富。孔子为什么能够让弟子们高山仰止呢？在于他的道德人格的魅力，他的思想其实全部体现在他的待人接物中了。
一个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并不单是儒家，道家与儒家乃至释家在他身上是合而为一的。道家 “无为”自然主义哲学不是愤世嫉俗而又无能为力的悲观主义者的绝望，而是理性地对进步主义保持必要的批判态度，我们若比较陶渊明与尼采就可以知道无为的自然主义哲学与非理性的唯意志哲学的显著差别。是否陶渊明不如尼采有气魄呢？我们容易理解，一个神经质的人往往显得精力旺盛，但话语滔滔中却隐含着苍白无力。传统中国人不能都像士大夫或隐士那样生活，但在天高皇帝远的和平时代，中国人自然的生活状态也自有别于希腊公民的自主的城邦自由主义，他们是淳朴的自由主义或自在的自由主义，他们不是奴隶也不是拥有奴隶的主人，他们心灵的道德生活甚至使法律可有可无，他们是质朴的、温良的人。
我们人类世界所有的矛盾、冲突、人为灾难都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不协调造成的，所以最伟大的道德形而上学就是那些协调好人与人关系的形而上学。我们知道孔子、释迦牟尼、耶酥都是这样伟大的道德形而上学家，不过孔子与其他几位还是有所不同。辜鸿铭说，“要成为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创始者，一个人就必须有着强烈的、变态的个性特征”，与释迦牟尼、耶酥乃至穆罕默德比较而言，孔子是最不富传奇色彩的，孔子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儿子或使者，辜鸿铭说，孔子只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正如歌德是欧洲人的典范；孔子的平淡或正是他的优长，而这也可以是中国人的特点——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不是宗教但能代替宗教的儒家哲学绝不会滥用激情而使得理性在情感的激荡中转到非理性上去。
当然，对于欧洲文明，我们内心充满景仰，她使我们想到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也使我们想到牛顿、爱因斯坦；如果追溯她的源头则使我们想到古希腊、古罗马的伟大。但我们想到欧洲文明给世界造成的不幸——近代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阶级斗争的鼓动，就不得不正视她的缺点，斯宾格勒认为所有文明都将面临没落，——我并不完全认同，中国文明就一直在世，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没落；并且尽管世界大战表明了欧洲文明的危机，但也很难因此结论说欧洲文明开始了没落。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西方文明的缺点，可以宏观地说，是由于欧洲的文明在其精神上出现了人的实践理性与思辨理性的分裂，也就是辜鸿铭先生所谓心与脑的分裂。
目前看来，世界大战的创伤基本治愈了，欧洲与美国是地球上最发达的地区，而中国尽管基本摆脱了贫困，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认识到自己必须谦虚地学习欧洲和美国，这是否说明中国并没有资格教训世界了呢？我的回答——绝对不是。中国有自己伟大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西方有发达的科技理性，世界文明存在着互补性。科技理性能发挥出物质的能量来，机械电力是这种能量的体现，全世界都受惠于西方科技理性的发达，这是无庸讳言的。我们说中国形而上学没有进化出西方文明的科技理性，是否它的缺陷？是可以讨论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两方面的道理，如果科技理性并不能包办人类面临的所有难题，那么就要重新反思道德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意义尤其应该被世界了解，因为在今天世界各种文明大交流的时代，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看到中国文明的优越当然不是要使我们丧失自我批判精神，保持必要的自信、相信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和虚骄的狂妄自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
（注：除特别说明，本文引文都源自辜鸿铭先生的《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黄兴涛译）
原载《书屋》2007年第三期，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