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余《政治儒学》一书几经周折后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遂使孔子的“政治儒学”为世人知晓。《政治儒学》出版后，遭致无数批评：漫骂者有之，讥讽者有之，意识形态攻击者有之，然严肃认真之学术批评亦有之。《政治儒学》之所以出版艰难，批评蜂起，根本原因是我理解的孔子以及我理解的中国政治与当今中国学界所理解的孔子与中国政治不同，我理解的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我所理解的中国政治是“孔子的政治”。质言之，我认为中国儒学传统中有一强大的“政治儒学”传统，而“政治儒学”的思想在当今中国仍然具有鲜活的思想性与巨大的生命力，足以同当今中国流行的各种显学相抗衡，并且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必须是“孔子的政治”。正是因为此一原因，才遭致《政治儒学》出书之艰难与批评之蜂起。《政治儒学》出版后，余又出版《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一书并刊出许多文稿，均涉及“政治儒学”问题，遂使学界对“政治儒学”开始思考与重视，并使“政治儒学”问题成为当今中国儒学复兴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下面，就简单回应一下近年来中国学界对“政治儒学”的批评。
回应自由派对“政治儒学”的批评——中国的自由派批评“政治儒学”最集中表现在认为儒学在中国只能作为多元价值中的一元，并且只能作为民间的私人信仰存在，而不能作为中国政治的一统价值，更不能作为中国国家的“王官学”，即不能作为中国国家的正统指导思想与宪政原则。他们只承认孔子是“心性的孔子”或“道德的孔子”，而不承认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或“创制的孔子”；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只能有“孔子的道德”，而不能有“孔子的政治”；只能有“民间的孔子”，而不能有“宪政的孔子”。因此，他们往往根据罗尔斯的思想批评“政治儒学”的“王宫学”诉求违背了所谓现代政治文明提倡的多元价值。他们表面上不像“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完全否定儒学的价值，而是承认儒学在私人领域的个人心性道德修身上仍然具有价值，但在公共领域的国家政治宪政原则上儒学则无价值，他们把“政治的孔子”看作社会私人生活中“劝人为善的孔子”，“政治的孔子”遂不复存在，更不用说“孔子的政治”了。他们否定了“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即意味着否定了“政治儒学”的“王官学”性质，但一个稳定良好的政治社会秩序又必须具有“王官学”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的政治史表明从古至今都没有无“王官学”的国家或政治，于是他们把另一个“王官学”即西方自由民主的“王官学”搬到了中国，作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国家政治宪政原则。因此，他们不是不要“王官学”，而是不要中国孔子的或儒家的“王官学”，要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王官学”。他们批评“政治儒学”的动机是害怕儒学成了中国的“王官学”后他们的“王官学”成了中国的“百家言”，即成了中国私人领域内的多元价值中的一元。所以，他们最畏惧“政治儒学”，因为“政治儒学”与中国自由派之争不是具体的政治思想与治国方法之争，而是国家根本政治宪政原则之争，即“王官学”之争。是故，“政治儒学”遭到中国自由派的猛烈批评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扬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政治儒学’”也就可以理解了。就中国自由派对“政治儒学”的批评，我的回应是：儒学中的“政治儒学”传统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就是儒学成为国家的“王官学”，古代中国如是，今日中国亦复如是，这是作为“政治的孔子”与作为“孔子的政治”的必然要求，这一必然要求与中国自由派的“王官学”要求将会处于长期尖锐激烈的斗争中，斗争的结果如何，二十年后方见分晓。
回应民主派对“政治儒学”的批评——中国民主派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西方的民主政治（不管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还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而“政治儒学”批评西方的民主政治不仅不适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性与现实国情，并且西方的民主政治在义理价值上也存在着严重缺失而不可欲，是所谓“小人政治”。故“政治儒学”认为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而王道就是所谓“圣贤政治”。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主派特别反感“政治儒学”，认为“政治儒学”反对民主就是反对人类政治文明，因为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度。我的回应是：“政治儒学”所理解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优于民主政治民意一重独大的合法性，并且其所体现的政治传统适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性与现实的中国国情。民主只是西方的政治或“洛克的政治”，而不是中国的政治或“孔子的政治”，“王道政治”才是中国的“孔子的政治”，故中国今后政治重建的道路是作为“孔子的政治”的“王道政治”。可以想见，在中国今后政治重建的道路上必然会存在“王道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斗争，这是“政治儒学”与中国民主派两条建国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如同“政治儒学”与中国自由派的“王官学”之争一样，是中国政治方向上和国家立国原则上的根本之争，这一斗争的结果如何，也要二十年后才见分晓。
回应新儒家对“政治儒学”的批评——新儒家后学虽然亦不能否认中国儒学中有一“政治儒学”传统，但碍于其“心性儒学”传统，仍判“政治儒学”为儒学“歧出”，认为只有以“心性”为中心才是儒学正宗。如李明辉仍以“心性儒学”为标准判建立在今文经上的汉代儒学为“歧出”。此外，在中国政治重建的问题上，新儒家自认为儒学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争论已经成为历史，儒家思想与自由民主思想具有高度的相容性与同质性，如李明辉认为“在新儒家与自由主义基本信念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由于台湾已实现了自由民主（吊诡的是一个极端反对中国文化的政党开出了台湾的民主而非由儒家开出台湾的民主，现在港台新儒家后学对这一吊诡现象无法解释而处于失语状态。），又由于西方已经是自由民主国家，儒学的自由民主诉求已经实现，儒学内在的政治价值已经彰显，因而儒学在政治上的任务已经完成，儒学的现代使命就只剩下成为一个思想的“纯批判者”（李明辉语），而不是现实政治的建构者。是故，新儒家对“政治儒学”是排斥的，因为“政治儒学”断然拒绝以自由民主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主张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政治礼法制度，即“王道政治”。由于新儒家在解决中国政治重建问题上政治资源已经枯竭，他们又不认同“政治儒学”，他们所理解的儒学已经成为“去政治化的儒学”，作为“政治的孔子”与作为“孔子的政治”在他们心中已不存在，他们已无法回应日益复杂的政治问题，他们已经从政治中退场。因此，他们不仅没有能力解决中国政治重建的问题，也没有能力评判“政治儒学”，因为他们不理解“政治儒学”，就像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不理解“政治儒学”一样，原因在于二者的政治理念趋同。是故，他们对待“政治儒学”的态度是尽量回避，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仍在一边同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一同高唱中国即将迈向自由民主的大合唱。对于新儒家，我的回应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政治制度的能力，他们已经“变相西化”成了中国自由民主主义的附庸，即他们理解的儒学已经变成了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主义的“支援价值”，而他们心甘情愿地把自由民主主义尊奉为中国政治的“主导价值”，这正是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最认同最愿接受新儒家的地方。总之，在政治问题上，新儒家理解的儒学成了“歧出的儒学”，没有坚守儒学自身的政治价值，有“以夷变夏”之嫌。
回应启蒙派对“政治儒学”的批评——中国的启蒙派最反对“政治儒学”强调“政教合一”，即反对“政治儒学”强调必须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儒家价值，并且最反对“政治儒学”强调“圣贤政治”，即反对“政治儒学”强调必须通过“圣贤教化”来建立社会的基本政治秩序。他们的根本哲学立场是康德的“个人自主”，故他们反对“儿童读经”，认为“儿童读经”不是“启蒙”而是“蒙启”；他们反对“王道政治”，认为“王道政治”就是愚民的神权政治。在他们眼中，孔子是一位启蒙思想家，是一位人本主义者，甚至是一位充满理性批判精神的康德主义者，而强调圣贤道德教化崇尚神圣礼乐的“政治的孔子”在他们心中不复存在。对中国的启蒙派，我的回应是：套句施密特的话，在政治上圣贤教化没商量！因为政治权力必须是实现教化目的的工具，即政治权力必须承担教化功能实现道德价值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正当性理由。
回应马列派对“政治儒学”的批评——（略）
回应基督信仰者对“政治儒学”的批评——中国的基督信仰者对“政治儒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儒教作为国教”问题上，他们担心儒教一旦成为国教会妨碍他们的信仰自由。他们为了保障自己的信仰自由，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主张平面化的多元价值，反对国家确立正统的主导思想。因此，他们只承认儒教作为民间宗教的价值，不承认儒教作为政治宗教的价值，即他们只承认儒教同他们信奉的宗教一样只是社会中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文化，而否认儒教具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即否认儒教作为国家“王官学”的政治信仰的地位。对中国基督信仰者的这一批评，我的回应是：“儒教作为国教”不只是“政治儒学”作为“王官学”的诉求，更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中国在“三代”时就存在“国教”，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儒教作为国教”的政治地位才崩溃。现在“政治儒学”提出“儒教作为国教”，只是恢复中国古老的“国教”传统，并非如批评者言是“把儒学变为宗教”或“把儒教变为国教”。另外，中国历史上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国教”，但并没有导致西方历史上宗教残酷迫害的事实，而对信仰他教者相当宽容，故在今天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也不会妨碍他教的信仰自由，就如同北欧英国有“国教”而不妨碍信仰自由一样。再者，“国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文明属性与一国民众的共同信仰，涉及到政治权力的精神价值来源与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在中国恢复“儒教作为国教”不仅可以解决国家的文明归属问题与国民信仰共识问题，有利于克服当今中国的信仰危机与价值虚无状态，同时也是在复兴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至于“儒教作为国教”在重建时的具体形式与具体内容问题，则须根据“礼可义起”原则因应现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所损益而重建之。
其他回应——回应新左派：新左派没有具体批评“政治儒学”，似乎新左派在很大程度上默认“政治儒学”的主张。甘阳把原先提出的“三统”并为“二统”，即主张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应该是“儒家 + 社会主义”，并把“儒家”放在“社会主义”前面，另外认为中国应从“民族国家”上升为“文明国家”，此文明即儒教文明，此“文明国家”即为“儒教国家”。这些主张确实与“政治儒学”的主张相同或相近，只是若以儒家为主，以社会主义为辅，即以儒家价值为中国政治的主体价值，同时工具性地继承和吸取社会主义的有益成分，则吾无间然。因为社会主义与其他主义相比，除保守主义外，确实离儒家最近，儒家天然就具有社会主义因素。故在当今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中，新左派离“政治儒学”最近。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被中国自由民主派批评为极右的“政治儒学”居然与中国的左派相近，个中原因我目前尚不清楚，提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回应“二施”爱好者：“二施”爱好者指施密特与斯特劳斯爱好者，“二施”爱好者未直接批评“政治儒学”，而是认为“政治儒学”受“二施”影响，因“政治儒学”的提出正好与刘小枫、甘阳介绍“二施”学说的时间重合。其实，我思考“政治儒学”的时间远远早于“二施”学说的介绍，并未受“二施”影响，也未如小枫所言受批判哲学影响，倒是受到天主教政治哲学批评新教的一些启发。要说影响，我确实受到伯克、迈斯特的保守主义影响。近来始读小枫、甘阳介绍的“二施”学说，甚惊奇“二施”学说与“政治儒学”确有许多相近之处，难怪“二施”爱好者要认为“政治儒学”受“二施”影响了，也难怪小枫要作《六译圣人赞》、甘阳要把儒家放在社会主义之前了。前几年小枫对我言：“我理解你，你不理解我。”看来小枫说得对，我当时确实不理解小枫，但现在我理解小枫了。“二施”学说与“政治儒学”之所以有相近之处，是因为“政治儒学”站在“政治的孔子”的立场以传统的“孔子的政治”（公羊学理解的政治）批判当今世界的“政治现代性”，而“二施”学说也站在西方传统的立场（传统神学立场与古希腊哲学立场）批判当今世界的“政治现代性”，故中西面临的问题相同，而人类之心有同然焉。
综上所述，中国大部分主流学界对“政治儒学”均持批评态度，究其原因，则在于“政治儒学”所理解的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所理解的政治是“孔子的政治”。其关键尤在于“政治儒学”讲政治，而“政治儒学”讲政治就只能讲“孔子的政治”，这就必然与中国大部分主流学界的思想相冲突，因政治直接涉及到超越神圣之价值信仰与是非善恶之道德抉择，不可能中立或多元。若“政治儒学”不讲政治，特别不讲“孔子的政治”，而只讲“孔子的心性”、“孔子的道德”或“西方的政治”，那对中国大部分主流学界的思想有何相干？有何威胁？既无相干亦无威胁，又有何冲突？有何斗争？故“政治儒学”遭到中国学界的激烈批评就在于“政治儒学”讲政治，特别是讲“孔子的政治”。新儒家在政治上与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趋同，这一现象即说明坚持“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才能体现儒学的中国自性与独特价值，从而才能把已经变质的儒学还原为“中国的儒学”而非“西方的儒学”。（自由主义的儒学、民主主义的儒学、人本主义的儒学、启蒙主义的儒学等均是“西方的儒学”。）“政治儒学”坚持“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故能体现儒学的中国自性与独特价值，因而是“中国的儒学”而非“西方的儒学”，特别是中国的按照“孔子的政治”讲政治的儒学。以上就是我对近年来中国学界对“政治儒学”批评的简要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