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一种近乎普世性的现代主义发展潮流的诸多弊端日渐显露，并逐渐由强盛走向危机。这一危机最终导致了一种作为迥异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的后现代哲学范式的出现。后现代哲学范式转型包括理论场域上从思辨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转型，叙述方式上从独白模式向对话模式的转型，以及形态聚焦上从共时向度向历时向度的转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当中，我们也将同样不得不面临现代性的诉求和与之相偕而来的现代性危机问题。因此，作为时代精神表征的中国哲学在进行当代建设过程中，也需要在从事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同时，自觉地对现代主义思维范式进行一种新的反思，从而在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等研究领域开创一个由现代主义的思维范式向一种后现代的思维范式转型的新的理论时代。可以说，只有认识到这一理论转型的需要，我们才能使中国哲学建设跟上时代步伐并与当代人类哲学接轨，我们才能使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升到战略性发展的思考高度，在永葆其哲学的批判性和使其成为“时代的先声”的同时，为中国哲学发展迎来又一个新的“理论春天”。
作者简介：张再林(1951-)，男，河北省南皮县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
伴随着经济巨大发展，科学不断进步，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已趋于完成和臻至鼎盛。就其理论特征而言，这种现代化是以所谓的现代主义为思想基础，而后者又是以一种唯科学主义、唯市场主义、唯消费主义以及唯进步主义等为其趋向的，近乎普世性的时代思潮。就其实质而言，现代主义的内在本质为一种基于“认知理性”的主体形而上学，或者说是一种传统意识哲学。这种传统意识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抽象性、独断性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正是由主体性的理性形而上学传统才构筑起了现代世界的“地平线”和“内在性”基础，也只有透过这一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性现象的各种特征，比如现代社会所展现出来的合理化过程等等。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伴随着社会经济巨大发展，科学不断进步，当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向社会纵深推进，现代性所奉行的 “意识哲学”的范式也不可移易地暴露了其弊端，即它片面地立足于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设定了一个自主的理性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整个世界相对立。这种设定最终导致了理性内涵的单一化，简单抽取成为一种哈贝马斯所言的工具理性，而这种狭隘的“理性”的片面发展，造成了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内在分裂，如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分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自我和他人的分裂、人类与自然的分裂等等，由此形成一系列现代性的难题。因此，这种现代主义发展潮流的诸多弊端日渐显露，从强盛逐步走向危机。这种危机导致了：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对这种现代主义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不得不转换一种全新的思考路向，寻求一种更为健全的社会生活发展道路，因此，作为一种迥异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的后现代哲学范式出现了。我们将之称为当代哲学最为重要的理论事件。这种转型的根本宗旨，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发端于古希腊逻各斯主义并为启蒙主义发扬光大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意识哲学，以及寄于这种意识哲学名下的传统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中心主义、线性进步的观念等等）进行重新认识，批判与现实社会中的资本逻辑互为表里的形上思辨的“独白”话语，并且旨在建立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理论形态。或一言以蔽之，这种转型乃意识哲学向“后意识哲学”的转型。显然，这种后现代哲学的出现，其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学派层面，也不仅仅是一种停留于现代主义模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恰恰相反，它呈现出了一种对现代主义哲学进行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当西方哲学正实现从现代思维范式走向后现代思维范式之际，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也将不得不直面这一理论转型。其原因如下：
第一，来自社会历史变革的原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是当代人类社会需要面对的最为重要的历史现实和时代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化已然构成了我们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的不可逃遁的“先验性”前提。这种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当代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态势从一种各自历时性的单向度线性发展，“扁平化”为一种具有共时性的网络化平面结构。正是这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发展趋向，导致了奈格里和哈特旨在消解“地方主义和全球主义”、“中心与边缘”、“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等二元逻辑的“新帝国论”[1]理论的应运而生。这一观点佐证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各个民族国家无论现代化起步早晚、进程快慢，抑或是自觉、被迫，它们都同样不得不面临一种现代性的诉求和与之相偕而来的现代性危机问题。不无吊诡的是，这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有可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同一时空中同时发生的，故而，这种充满悖论和张力的现代性辩证法构成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鲜明特点。毋庸置疑，中国同样身处于这种全球化进程当中，并且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当中，经济、文化、科技和生活都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和发展，甚至成为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人们充分享受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果。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代性的诸多危机也伴随着现代性的胜利成果纷至沓来，越来越多的表现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生活当中，诸如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城市农村和沿海内地二元结构明显、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失衡、社会商业化思潮风靡、文化虚无主义盛行等等，使中国从一个单纯的发展中国家，迅速脱胎换骨为所谓的“欧洲+非洲”这样一种两极化急剧膨胀的全新的国度。因此，这种现代性已经不是停留于抽象文本中的抽象概念，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并且生活于其中的当下境遇，也就是说，现代性问题不是我们在话语中凭空建构起来的，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呈现出来的。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和西方世界共同面对的时代语境。
第二，来自理论发展本身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一书中所言，全球化的时代是“资本逻辑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正是这种资本逻辑的全球化，导致了一种普遍主义的“独白性”的现代哲学话语的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反之亦然，也正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时指出，“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我们也可以说，正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独白性的现代哲学话语为当代资本逻辑的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提供了一种“不在场”的证明。资本原则构成现代生活的统治力量。现实生活世界经过理性的抽象和提炼之后，还原和简化为一个枯燥的资本世界。资本世界的最大特征是目的和手段的颠倒。此种颠倒的表现是人的物化，人与人的关系成为可以量化计算的货币关系，物化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只能以物以物的方式表达，与此同时，人与自身的生命活动完全分割，人的尊严和价值若不能得到物的表达和实现，就是没有意义的。在资本的抽象统治下，必然导致了异化劳动的出现，劳动者的“人之为人”的性质和特点被抽象的合理计算而掩盖和抹杀了。在异化劳动的情境下，人成了一种完全失去了生活丰富性和全面性的片面而贫乏的现成存在物，成为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单向度的人。因此，资本的抽象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劳动的抽象性，是对活劳动的遮盖和抽象，是对人的真实感性生命的抽象。现代社会进入“人之死”的时代。
可以说，现代主义范式毋宁说是理念的思辨逻辑与现实的资本逻辑、纯粹的形而上学与普遍的抽象劳动联手共谋完成的。于是，这使我们认识到，这种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以其日渐明显的“形上独裁”和“辩护主义”性质，已开始无助于为我们提供一种摆脱现代性危机的有效途径，无助于我们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形成前瞻性体认，更无助于肩负起引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理论责任。以至于可以说，这种理论范式已经滞后于我们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中国政府对商品化社会人称性缺失的反思而提出所谓“以人为本”的思想，对唯发展主义的反思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对社会市场化所带来的两极分化的反思而产生的“和谐和会”理论，实际上，都无一不体现了对现代化的迅疾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危机的深切焦虑，都无一不蕴含并指向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理论转型的时代之需要。
总而言之，虽然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但中国的现代化却依然是在整个世界全球化背景之下进行的，以至于可以说，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诉求与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诉求已经以一种极其复杂的样态编织在一起了。无怪乎，詹姆逊会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追逐一种所谓的“纯粹的现代性”是根本不可能的[2]。“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西方当代学者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资借鉴地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对于唯现代主义马首是瞻、执着于“先污染，后治理”的线性发展理念的当代中国人不啻为一帖清醒剂。同样地，这种从现代性向后现代的理论转型不但是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理论诉求，也同样日渐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不可回避的理论课题。
三.这一转型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意义
1，从现代的意识哲学向后现代的后意识哲学的理论转型，既是一种根本性转型又为一种全方位转型：它包括（一）理论场域上从思辨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转型，也即是人类哲学从一种完全剥离掉日常感觉经验的，以一种严格的、纯粹的精神探求世界之源，叩问“存在之为存在”的学说，走向一种重返此岸世界的，探寻“人之为人”的生命学说；（二）叙述方式上从独白模式向对话模式的转型。即如果说西方传统意识哲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理性“话语霸权”的历史，一部“唯我论”的主体主义哲学不断扩张的历史，理性的他者只能聆听理性的“独白”而默默失语。那么，当代后意识哲学则是遵顺着一种所谓的问答逻辑，力图成为一种在开放性“视域融合”中超越现有的视域边界和历史视域的筹划活动，最终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的对话主义学说。如果说，在这之前的整个西方意识哲学犹如由一个大写的“我”所演出的一场独舞，那么在当代后意识哲学这里，已经揭开了“你我”共舞的序幕；（三）形态聚焦上从共时向度向历时向度的转型。纯粹意识哲学在“变中之不变”中所寻找到的共时性结构在本质上是拒绝时间性和生成性的。因此，当代后意识哲学则为消弭传统西方意识哲学危机，使其摆脱了一种“自说自划”的自我指涉，只有将哲学之思从“超历史”的蹈空踏虚，重新拉入到一种“历史”的广阔空间，惟其如此，才能使曾经作为一种静态“无机”哲学的西方意识哲学在时间的流转中脱胎为一种动态、具有“生命意识”形下之学。由于这一转型的深刻性和全面性，它标志着人类哲学所谓“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来临，并堪称人类哲学有史以来的一场真正洗心革面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2，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地图，就其最主要的思想资源来说，实际上是由中、西、马三大版块构成。对这一理论转型的揭示，之于这三大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这种理论转型使我们从一种“范式革命”的高度认识到，严格意义的作为西方哲学最新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并非西方某一学派的理论可一言以蔽之，而是指在“后意识哲学”名下的整个西方后现代哲学运动，其既包括那种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生存论转向”的后现代主义，又包括那种以现代解释学为代表的“理解论转向”的后现代主义；既包括那种以当代法国哲学为代表的“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同时也应包括那种以哈贝马斯学说为代表的对现代性进行重建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尽管今天西方后现代主义由于其理论初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今天西方后现代主义由于观点纷杂而仍有待整合，但是这一切却并不妨碍该后现代主义规模初具、宗旨日显，并且作为一种“知识共同体”而开始走向其理论范式的自觉。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其引领时代潮流而正在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话语，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之真正的显学。
（2）对马克思哲学的认识。这种理论转型使我们以一种更为强烈的时代感认识到，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并非一种未脱传统形而上学窠臼的新形态的“基础主义”理论，而是具有生存论维度的，对业已独白化的资本逻辑进行彻底批判的和极富历史主义取向的理论。就此而言，马克思哲学堪称人类后现代哲学的真正先声。因此，也正在这一理论转型的语境当中，我们才真正寻找到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展开对话的理论平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切近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蕴，重新认识其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开拓出的至今不朽的革命性的意义，并再次彰显其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身份和社会功能。在这一方面，国内的很多专家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并且形成了许多颇有建树的理论成果，这里就不一一而足了。
（3）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这种理论转型既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辨证，又以一种“他者”的眼光，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身体”维度、“生命对话”思想以及“惟时主义”向度等思想资源得以再次彰显，使作为一种后意识主义的“人身性”的中国传统哲学恢复了在人类哲学中应有的理论地位和尊严，走出了对西方哲学亦步亦趋的理论困境，并且以一种“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性质和当代人类哲学接轨。在我看来，在这次举世震惊的四川大地震中，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所表现出的可敬可泣的“同胞伦理”和“爱的宗教”，恰恰为我们表明了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仅没有随之失语，而且以其“血浓于水”的普世性而再次彰显和复活，并使风靡于世中的种种时髦的现代性价值黯然失色。
因此，对这一理论转型的揭示，不仅以一种全新的解释学“前理解”模式，有助于我们对中西马三大理论文本意义给予重新解读，而且同时也使它们在一种当代人类共同的语言“潜规则”下的理论对话成为可能。作为其结果，这种对话意味着人类哲学理论上的普世性与民族性、语义学与语用学的二元对立以及学科壁垒的消解，意味着有别于独断形上话语的一种可交流的、共识性的和真正族类化的哲学话语的最终形成。
四.总 结
后现代并非是一种时间维度上的现代之“后”，而是内植于现代性之中，并与之共生的对之批判、对之超越和更新的社会趋势和理论运动。故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当代建设在从事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同时，还将随之迎来一个对现代主义思维范式开始新的反思，从而由现代主义的思维范式向一种后现代的思维范式转型的新的理论时代。只有认识到这一理论转型的需要，我们才能使中国哲学建设跟上时代步伐并与当代人类哲学接轨，我们才能使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升到战略性发展的思考高度，在永葆其哲学的批判性和使其成为“时代的先声”的同时，为中国哲学发展迎来又一个新的“理论春天”。同时，只有认识到这一理论转型的需要，我们才能使中国哲学真正摆脱始终依附于西方哲学的宿命，我们才能为中国哲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既内在于西方现代主义又同时超越西方现代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开展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之中，实现自己民族身份的辨认和自己哲学精神的自觉，并最终真正形成自己哲学理论上的所谓“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 麦克尔.奈格里、安东尼奥.哈特.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2] 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 [D].詹姆逊文集（第四卷）.王逢振编，王亚丽译.北京：中国人民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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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帝国论” (New Empire Theory)是一种由意大利籍著名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他的学生、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所创立的新兴于21世纪的国际政治理论，并在其代表作《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书中作者所提出的“帝国”的概念，用以指称全球化过程中预期出现的新全球秩序，并且寻找到了全球化新格局下对抗“帝国”的未来革命潜能，在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巨大轰动。斯洛文尼亚著名哲学家齐泽克称“《帝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党宣言》”。
[2]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 [D].詹姆逊文集（第四卷）.王逢振编，王亚丽译.北京：中国人民学出版社，2004：7
(本文原载于《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