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即使一些后来被视为天才的人物，至少在他们成名以前，多有追随前辈思想家的经历。在一些人那里，追随的形式，是直接拜师。无论在任何时代，对那些渴求获得前辈指点的年轻人而言，亲炙名师，都是他们所想望的。在古希腊，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追随柏拉图，都是人们熟悉的例子。但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师生之间的关系，并非总令人满意。想到哲学家们都是一些很有思想的人，他们之间发生思想上的冲突，看来很难避免。不幸的是，这种思想上的冲突，在师徒之间，也常常发生。最糟糕的情况，是师徒二人，最终成为对方的敌人。或许从某个角度讲，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教育的成功。因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受教者称为他自己，而非老师思想的传声筒。尽管如此，昔日的师徒成为最终的敌人，对当事者而言，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痛苦。或许在两者之间，昔日老师的痛苦更大一些，因为弟子们的崛起，往往使他倍感失落，甚至有遭遗弃的感觉。但翅膀硬了的弟子们，也有其自身的痛苦，因为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老师。哲学家及其老师的关系，构成了一部爱恨交织的历史。
一如苏格拉底事件之于柏拉图哲学，在尼采哲学的背后，站着一个著名的人物：瓦格纳。众所周知，尼采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是题献给瓦格纳的。而到尼采多病的“晚年”，瓦格纳则成为他极力炮轰的靶子，一个思想上的敌人。也就是说，在尼采的哲学中，瓦格纳既是开端，也是结尾。对这样一个人，即使到了“晚年”，尼采仍是看重的，虽然是在一种与早年相反的意义上。这从他晚期著作的激烈言辞中，可看出一二来。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不值得我们发火的。
在写作《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等著作时，尼采已是一个病人。在哲学家与其时代的隐喻中，哲学家的任务，是扮演一位医生的角色。像一位真正的医生那样，手艺娴熟地剔除整个时代的病灶，是哲学家们喜欢的工作。但至于这种工作的成效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谦虚或低调一点的哲学家，或许会认为，治病的工作，并非哲学家的专长；但对时代之病做出基本的诊断，却是哲学家无可推卸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哲学家尼采，视为时代之病的诊断者。在《瓦格纳事件》一文的“序言”中，尼采写道：“一个哲学家最初和最终要求自己什么呢？就是要于自身中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克服“他的时代”，最终要克服的，是避免沾染时代的病毒。对哲学家而言，只有成为“无时代的”，他才能看清他所置身其中的时代，并为时代之病做出恰切的诊断。
吊诡之处在于，为时代诊病的人，恰是一个长年卧病在床者。而这个人，就是尼采。但仔细想想，这也不奇怪。一个有病的时代，其所制造出的“健康者”，不也带着时代的病毒吗？但这不是最糟糕的。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这些带着时代病毒的人们，并未认识到自己已病入膏肓，反以为自己才是真正健康的。正如那些沉浸于瓦格纳音乐、戏剧中的青年们。有病且能意识到有病者，才有可能克服、超越疾病，达至更高的健康。尼采写道：“疾病本身可以是生命的一种兴奋剂：只不过，人们必须足够健康以消受这种兴奋剂！”于此可见，要克服疾病，仅仅意识到有病，还是不够的。“足够健康”，才能将疾病本身，转化为生命的兴奋剂。而在有病的时代里，一个“足够健康”的人，必定是一个生命力足够旺盛的人。在尼采那里，他本人的经历，可算一个例证：“说到我的长年重病，难道我不是要多多地感谢它，远远超过我的健康么？我要感谢它给我一种更高的健康，它不能扼杀的一切东西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变得更强壮的健康！——连我的哲学也要归功于这种更高的健康……”
一个有病的人，之所以是强有力的，是因为他真实。生存得真，才能透彻思想；他的生命，也才是丰盈有力的。而瓦格纳的音乐和戏剧，在尼采看来，是残忍、做作、无辜的代名词。但这种远离生命真实的东西，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犹如魔障。在音乐中，瓦格纳用那种毒药般的迷雾，引诱、勾引那些浮夸的青年们：“瓦格纳用来征服青年人的，并不是音乐，而是‘理念’：——是瓦格纳艺术中神秘莫测的东西，隐藏在千百种象征中的捉迷藏游戏，五彩缤纷的理想，正是这些东西把青年人引诱到瓦格纳身边了；瓦格纳是制造幻景的天才，他有腾云驾雾、神出鬼没的本领，这正好是黑格尔当年用来蛊惑和引诱青年人的伎俩！”而在戏剧中，瓦格纳则以败坏趣味的方式，勾引那些盲目的群众：“戏剧乃是趣味问题上的一种民众崇拜（Demolatrie）形式，戏院乃是一种大众起义，一种针对良好趣味的公民表达……瓦格纳事件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他赢得了群众，——他败坏了趣味，他甚至败坏了我们对于歌剧的趣味！——”由此可见，无论是音乐还是戏剧，在瓦格纳那里，都不是通往生存之真的媒介，而是遮蔽真相的幕布，是欺骗青年和群众的手段。
在瓦格纳那里，欺骗以艺术的形式出现：这不仅歪曲艺术，更遮蔽真相。而一种更普遍的欺骗手段，是以表演的形式完成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是演员，都带着生活的假面具。生活成为表演，毫无真实性可言。这种以虚假为荣的时代病，在视生命之真为无上价值的尼采那里，是无可忍受的。在他看来，这种病症的出现，并非瓦格纳一人的过错，他仅仅是个代表：“通过瓦格纳，现代性说出它最隐秘的语言：它既不隐瞒自己的善，也不隐瞒自己的恶，它忘掉了所有的自惭形秽。而且反过来讲：如若人们弄清楚了瓦格纳身上的善与恶，人们也就差不多对现代的价值作了一次清算。”
由此可见，尼采对瓦格纳的批判，实际是对现代性的清算。但我们不该忘记的是，在对现代性的清算中，尼采也是一个病人。他虚弱的身体，一方面带给他更高的健康，一方面也使他的这种批判，多少显得有些夸张。而对这种夸张，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警惕，就有可能引导我们，走向另一危险的方向。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德]尼采：《瓦格纳事件 尼采反瓦格纳》，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版）
原载《译林书评》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