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在国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情绪，认为民主就是当然良善的制度。民主开始演变成一个政治正确的标签。似乎任何对民主制度的质疑都是向当权者的谄媚，任何对精英政治的鼓吹都是对人民群众的背叛。这不禁让人担忧，会否出现“民主，多少罪恶以汝之名以行之！”的情形。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仔细考量群众的民主梦想与在柏拉图处所感受到的那样一种精英政治的倾向。
雅典政制一直被视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渊薮，但雅典政制是个不断反复的过程，脱离了对雅典政制流变的具体考察，往往会只关注到其民主制度，而忽视其他阶段的僭主统治、寡头统治。这无疑是一种片面的错误倾向。为此，笔者将先行考察雅典政制的流变。
其次，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笔者将仅区分群众与精英。雅典政制的流变无疑为这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所左右。但是，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一点是，民众梦想民主制度，而精英可能倾向于精英政治也可能倾向于民主政制——事实上如果不是精英的推动很难相信民主制能够得以构建乃至维持。梭伦、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等人都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旗手，但梭伦、伯利克里本人都出身氏族贵族，而克里斯提尼作为群众领袖，虽然出身群众，但将其界定为群众显然不恰当。所以，通过身份来进行阐释的工作并不切合于本文的主题。笔者选择凭思想差距划分立场，即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在此种划分基础上笔需要分析的就是不同思想立场的成因或者理由。
最后，笔者将结合现代的代议民主与政党制度进一步审视民主梦想的可能性与其局限性，同时查探精英倾向的实际存在情况及其具体作用。希望借此可以探寻到当代通往善政之路。
一、雅典政制进程
如果说古罗马法是现代法律的滥觞，那么雅典政制一直被评价为现代民主制的渊薮。如果对这个论断不加以思索就接受，很可能得到一种错误的理解，即认为雅典政制一直是以民主制度的形态而存在。或者可能产生的另外一种错误的理解，即认为在雅典完成民主制度的构建之后，再没有过反复。为此，作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雅典政制的流变，其次再对其进行分析与评价。
目前史学界较为流行的做法是：在研究雅典政制时，研究者大多只侧重其民主制度方面亦即梭伦、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等人的民主化改革。这显然有失片面。当我们将历史仔细梳理一遍会发现，民主制度其实经历过多次的反复，对庇西特拉图等人的僭主政治并不宜一笔带过。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作者无法在此完整地还原雅典政制流变的历史全貌、面面俱到，只能尽可能完整地展现出雅典政制流变的过程。
（一）梭伦改革
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可以确定的较早的民主化改革自梭伦（Solon）始。在梭伦的改革中，以下改革措施应加以重视。
其一，执政官选任制度的改革。在梭伦之前，执政官的选任是通过战神山议事会选举产生的，而梭伦改革之后，则改为抽签，从而打破了战神山议事会对城邦最高级官员选任的垄断。尽管战神山议事会不断被平民化，但是在古代雅典人的眼中，它仍然是代表贵族利益的政治机构。
虽然这项改革的意义因为公民财产等级制的规定而有所削减，此时下层平民实际上仍然不可能成为城邦的最高执政官。但这无异于从旧制度中开出一个缺口。根据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选举权所做的阐发，民主力量的增强和民主要求的增加都是“滚雪球”式的过程。梭伦对于执政官的选任的改革的内容实际上一直被沿用下去，此后执政官的任命方式一直都是推选加抽签。
其二，民众法庭申诉制度和陪审员的抽签选任制度。这两项配套的制度，使得普通民众在民众法庭上享有较充分的发言权，在对一般城邦事务的决定上开始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若按照近代以来流行的权利分割理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梭伦改革中普通民众获得的前两种权力的份额较小，而对于后者（司法权）的划分则显然更有利于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一点甚至被亚里士多德评价为导致后来雅典的“极端民主”的重要肇因。
在梭伦的民主化改革中，除去扩大公民范围和改革民众法庭这两方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用财产上的精英倾向取代血缘的、氏族的精英倾向。亦即，人不是生来就是精英，但是有产者、富有者凭借其资财可以证明其自身的精英特质。有钱人不一定是精英，但精英不可能在财产方面处于弱势。资财匮乏者对付自身生计都应接不暇，何谈为城邦决策呢？
简言之，梭伦改革使民众在司法裁决方面的民主梦想得以实现并帮助其维护自身利益。但在城邦公共治理层面，仍旧是精英倾向，只是以一种精英逐渐取代另一种精英的治理。
（二）庇西特拉图及僭主政治
但是，梭伦的改革虽然得以推行，但并未得到民众的进一步支持，他拒绝成为僭主，随后便离开了雅典。其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是庇西特拉图。
庇西特拉图出身于古代雅典古老的名门望族，是梭伦的族人，也是一个富翁。他的社会支持的来源，如前所述，是人数占优的山居派。通说认为其政策是梭伦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后世对庇西特拉图的执政评价较高，曾称之为克罗诺斯（Cronus）时代（即“黄金时代”）亚里士多德把庇西特拉图描写为一个深孚众望的政治家，能够顾及各阶级的利益，而同时避免过激的策略。
在分析庇西特拉图时期的政治时，我们看到虽然他采取了梭伦的民主化改革政策。但是这无疑是一种僭主统治。在此处，政治中的精英倾向，更多的是意味着民众需要发言人与执行者。而作为发言人与执行者，庇西特拉图要求能保证自己地位的稳固。从事实来看，虽然他两次被驱逐，但终归第三次执掌政权至死，并且，他的统治传给儿子后又延续了十七年。
简言之，庇西特拉图时期的民主梦想在于民众生活富足及其要求得以满足，而精英倾向在治理层面得以付诸实践并得到巩固。
（三）克里斯提尼改革
不同于梭伦和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并不是贵族出身。作为平民领袖，开始时他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便通过给予人民大众以公民权来争取人民的支持。此时的克里斯提尼，难言是民主的斗士，或者更恰当的，是利用民主为其自己的政治斗争增加砝码。
谈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人们往往会谈到重划选区、扩大公民议事会。从而扩大了参与政治管理的民众人数。但是常常忽视了一点，即鉴于人多手杂不宜处理政事，克里斯提尼其实还设置了被称为“主席团”的“五十人团”的常设机构。某种意义上讲，“五十人团”的政治设置已经有点现代代议制的意味，或者可以类比我国现存的人大常务委员会的设置。
克里斯提尼还创设了“陶片放逐法”（或称贝壳放逐法，ostracism）。第一个被陶片放逐的人是庇西特拉图的亲属科里图斯人卡尔慕斯之子希帕库斯，克里斯提尼便是专门针对此人制定了这项法律，因为他希望赶走这个人。虽然陶片放逐法本意是为维护民主制度，避免重蹈僭主复辟和寡头再起的覆辙，但据《雅典政制》所载，“从那时（约公元前485年或484年）起，他们也开始用陶片法放逐其他人，包括那些显得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再一次确认这一点，他认为陶片放逐法到后期明显沦落为党争的工具。陶片放逐法，在笔者看来，其实有齐平化的取向——不是使民众成为精英，而是使精英自甘屈身成为普通民众。
克里斯提尼时期的改革虽然使民主梦想已经扩大到贵族与普通民众共同执政、治理城邦的层面，陶片放逐法也有明显的反精英倾向的作用。但由于事务繁多，考虑到效率和治理的需要，治理层面的精英倾向并未消亡，反而成为一种政治安排的常态。
（四）希波战争与客蒙
索福尼德之子埃菲阿尔特成为了人民领袖后对战神山议事会发起了抨击，并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成为宪法监护人的既有特权，把其中的一些分别授予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这次变革之后，政治领袖们为了取悦民意而激烈竞争，从而导致政治体制日复一日地宽松了起来。同时，军事的紧迫使得将领尤其是主帅的作用和意义与日俱增。客蒙（Kimon）将军就此开始崛起。
客蒙生活豪奢/出入讲究排场,欲借此获得民众的关注与青睐，其个人资产富裕，主要用于巩固其将军地位，千方百计使市民群众倾心向己。因此，他开放自己的庭园门户，让希望来游的同胞和外邦之客享用他的果实蔬菜，“而且他下令在他家中每日都备有待客饭菜，这些饭菜虽然俭朴但是足以让游客享用。贫穷的人，要是愿意，尽可以用膳，既得饱食，又不必为生活操心，他们便可以专心做社会事业”。客蒙资财众多，但来源不当，青年时代的伯利克里指责其受贿、腐败，并以此成名。之后伯利克里所领导的民主党在与寡头党的政治斗争中获胜，继续进行民主化改革。
在客蒙时期，民主梦想在于政治人物应该取得民众的瞩目青睐，民众的基本利益应当得到保障。而精英倾向在于精英权力的扩大化，并由此保障精英自身的利益也得以扩大化。
（五）伯利克里改革
伯利克里亦是贵族，他的改革首先是开放官职，促使民众获得自信，从而更积极地参与政治。他最先为民众法庭的服务设立薪金，来作为对抗客蒙用财富来讨好民众的手段。在这里他与克里斯提尼一样，有利用民众争夺权势的嫌疑。
在政治义务的设置中，他对于平民和贵族的政治义务的分配上明显有所偏颇。参与政务可获得酬劳，但政治负担却大多加诸富裕者。约翰·麦克里兰有如此评价：“政治有阶级本性，古希腊人坦白面对。寡头统治是富人共谋劫贫，民主制度则是贫者共谋劫富。”
伯利克里的改革使得雅典民主制度进入极盛阶段，被称为“黄金时代”，在伯利克里的演讲中，他本人也对此种成就颇感自豪。但极盛意味着从此转向衰落，之后的继承者们，为了获得领导地位则只知道一味地奉承、笼络民心，致使公民大会时常在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的煽动下，通过一些错误的决议。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便会很容易陷入一种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雅典的直接民主开始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不仅是对内（陶片放逐法），也是对诸联盟城邦（雅典帝国）。其后城邦也经历过寡头复辟，而民主也最终得以恢复。但此后的雅典政制，实际上已经缺乏治理，既少公正又少效率。
伯利克里时代及以后的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更多关注于政治及经济利益的分配层面，但都忽视了城邦的治理与长治久安。
二、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简析
对雅典政制的评价史学界已多结论，优劣也多有论争。但本文仅打算从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展开讨论。这里笔者所要探查的，与其说是不同的思潮对雅典政制的作用，不如说是雅典政制对不同思潮的阐发。
经由上述对雅典政制的简介及对应的简单分析，我认为，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是，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的主要矛盾点，一者在于城邦权力的归属，亦即谁来治理的问题；二者在于利益的分配，亦即谁能获得利益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时有重合，因为行使治理权是一种较易于为自己谋利的方式。但是，二者并不并不必然相伴相随。因为掌权者争夺的未必是经济利益，而是手握决策权所带来的心理上的荣誉感与自豪感。
据此，我们应再进一步对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进行定义。那么，在雅典的情形下，二者通用的一个句式将是：“某主体为了城邦的利益行使治权”。这意味着，民主梦想是民众为了城邦的集体利益行使治权，精英倾向是精英为了城邦的实际利益行使治权。这二者之间的冲突点，其一在于行使治权的主体，其二在于城邦的利益界定。
接下来笔者要分析的更多的是这两种不同观念的成因或者说各自的理由。
（一）民主梦想的成因
雅典民主制度号称“人民主权、轮番而治”。小国寡民的自然形态适合于实行直接民主制。城邦官职的一大特点就是大多实行抽签选任制。除军事财务官、观剧基金财务官、供水检察官和军事官员是由举手表决选举产生外，所有官员皆由抽签选出：五百人议事会由抽签产生；主席团只设一位总主席，通过抽签选出；出纳员、神庙修缮员、市政监管员、警吏、地方法庭、市场监管员、道路监管员、账目审计员、竞技主管、出任民众法庭的陪审员等都是由抽签选出的，甚至执政官也是抽签选举出来的（但执政官在抽签之前有一个推选过程）。
面对这样一种政治架构，笔者要做的是寻找到这里面所蕴藏的民主梦想及此民主梦想为其自身作证的论断。
1.公民间平等的思想作为首要原因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及：“由于全体公民都天赋平等地位……正也应该让全体公民大家参与政治”。无疑，公民平等理论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反之，对民主制度的追求其实是实现公民平等的手段——从梭伦开始破除出生的不平等到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破除财产的不平等，都可作此明证。诚如依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中表述的那样：“雅典人不希望有任何人来替他们思考。”既然彼此之间应该是平等者，则拒绝别人为自己思考、做决定。进而言之，每个公民也就应当对城邦事务有决定权。
2.才德能力是追求民主的另一个理由
特拉墨涅斯认为：“要让所有值得尊敬的公民都参与政权，而他们事实上却只是将这一权利赋予了三千人，好像所有的优良品德都全部集中在这些人身上似的。” 我认为，这种看法至少表明雅典人已经认识到政治事务的处理需要一定的才德——而才德不可能仅限于一个人或一小撮人，那么政治就不应当仅由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来掌控。
3.利益分配不均致变更现状诉求的产生
“讲到寡头党，照我的意见，它赋予人民大众的是危患的分担，却把大部分的利益占为己有，甚或夺去一切，一点儿也不让给别人。这就是我们的领袖和你们有寡头政治倾向的青年们所企望的了。但是我毕竟认为，在大城市里类似的局面是不能支持下去的。”治权往往与现实的利益相挂钩，民众要求在此种利益分配中获得份额。
4.公民对城邦贡献所应获得的对酬
另外也不可忽视一点的是，民众对城邦义务承担的多少往往与民主化改革力量的强弱是成正比的。希波战争中雅典海军的贡献为多，其成员——平民——的政治诉求的力量也就相应增大。普通公民对城邦的贡献并不亚于政治精英，所以在对城邦事务的决定上就只有力行民主制度，才符合正义。
综上，民主梦想的主张，一者是资格上的平等；二者是才德上（能力）的同质；三者是利益上的要求；最后是贡献上的对价。
（二）精英倾向的抗辩
对民主制度的梦想固然美好，但雅典民主制度的实践无疑是常常让人失望的。要攻击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从来不缺少弹药的，苏格拉底之死至今是雅典民主制度抹不去的一大污点。但以此为理由显见不足，雅典民主制下的灿烂文化、发达商业，以及希波战争中的巨大成就，都可以构成对此的反驳。政治架构的弊端应当被放入政治发展的进程及具体的及政治事件中加以仔细分析。
梭伦的民主化改革最终致群众与精英的矛盾激化而不能调节，致使梭伦出走而代之以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虽然庇西特拉图取得了人数占大多数的山居派的支持，亚里士多德也称其为“宪政统治”，但庇西特拉图也曾两次被驱逐。克里斯提尼，民主化改革中的“陶片放逐法”在演进过程中逐步失去控制沦为党争工具。伯利克里治下的时期被称为雅典的“黄金时代”，但正是伯利克里时雅典积极冒进与斯巴达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雅典的衰落，甚至伯利克里本人也死于雅典被围困时的城邦瘟疫。
1.人民群众缺乏素质
现今攻击民主制度的理由之一亦为此。在后世以色诺芬之名所著的《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中有如此看法：“精英分子反对民主政治，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很少放纵无度、行不义之事，并且小心谨慎地追求至善；而平民大众则是极端愚昧无知。桀骜不驯、行止无方，并且贫穷更是诱使他们行卑劣之事，更不用说这些群氓缺乏教育、不辨是非已经无以谋生。”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亦认为，好公民要懂得治理亦须知晓接受治理。但从雅典政治生态来看，贵族阶层无疑认为大多数平民阶层都是未接受教育，只懂得要求权利而不懂得接受统治的公民。在希波战争结束后早期，战神山议事会一度掌权，当时雅典在希腊享有威望。而群众掌握权力以后，开始对盟邦施行压迫，走向帝国主义。此为一例。
2.民主决策缺乏审慎
现今一般会认为，民主制度是一个多方讨论的意见平台——由此民主决策应当都是良善之治才对。但这并不能等同到雅典直接民主制上。例如亚尔西巴德几次战胜伯罗奔尼撒舰队，并重新打开了黑海粮食供给的道路，这成功提高了民主党的情绪。他戴着胜利桂冠回到雅典，被民众大会宣布为全权将军，授以绝对权力（“独裁将军”）而之后雅典海军大败，即被撤除该职，从此永远离开雅典。此例即为民众决策情绪化倾向严重而缺乏立场之明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雅典阿吉纽斯战役大胜之后，面对斯巴达人提出的撤出狄西里亚并就现状缔结合约的建议，雅典民众予以拒绝，虽然有一些有识之士表示赞同。之后雅典民众很快发现自己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胜利的光环很快被新的失败所摘去，而和议的时机已然错过。
无怪乎布朗热对雅典的民主制度作如下感叹： “民主制度的维持极大地依赖于慎重”。
3.事项执行缺乏效率
雅典政制的特征之一，就是一旦遇有战事，民主制度即遭遇危机。“战争形势平稳发展，雅典人便会保持民主制度。”无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对于各类事项的久议不决导致战场上对于军情变化的应对缓慢，进而导致雅典人在战场上的失利。事实上，效率低下似乎是民主制度的通病，无论是雅典的直接民主制或现代的代议民主制。
4.民主制度缺乏规范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已经指出，民主需要一定的法律制度予以规范，既是针对执政人员，同时也要针对普通民众。但是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却缺乏这样一种规范意识。“一个回归的流亡者开始违反大赦条例，于是，阿尔基努斯将此人强拽到议事会上，说服他们不经审判便将其处死；他宣称，现在是显示他们是否希望保护民主和遵守誓言的时刻。因为，如果他们赦免此人，便会鼓励其他人效法；反过来，如果他们处死此人，便能以儆效尤。”
这个例子表明阿尔基努斯通过非法手段达到了制止破坏大赦条例的非法活动。通过阿尔基努斯请求的民众议事会，无疑也缺乏一种对于规范的尊重意识。从这次事件的结果来看，缺乏规范逾越规范也并无不妥。但根据现代的“毒树之果”理论，没有程序正义的前提，实体正义往往成为暴虐。《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对此也进行了指责，认为民主的城邦因其规范的缺失而成为不义者的天堂。
综上，精英倾向的抗辩理由，一者是人民群众缺乏素质；二者是民主决策缺乏审慎；三者是事项执行缺乏效率；四者是民主制度缺乏规范。
由此笔者分析了雅典政制中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的各自指陈。下面笔者将对二者的指陈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鉴别。
三、历史照亮现在
政治思想或许看起来并不很重要，但我们应当知晓，思想对现实的影响远比我们所相信的要深远。用阿克顿的话来说，即是：“如果说敌对利益已造成了许多伤害，那么，错误的观念则造成了更多的伤害。”同时，改变一定的政治架构是艰难的，但改变一种政治思想将更为艰难。此故，我们应当对雅典政制中的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进行反思，进一步联系当代现实，寻找通往善政之路。
（一）对民主梦想的再反思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某种政治理想至今生机勃勃，那么民主梦想无疑在列。对民主梦想的反思可以从多个节点切入，但这里将仅以雅典为考察视角。
1.公民平等理论的祛魅
“人人平等”，已经成为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但我们应当承认，从自然状态来讲，每个人天生有其特质，不论是身高体重，或是智力性格，都不是同质的。对于不同质者予以区别对待，这本是平等的应有之义。
在政治领域的平等，更多的仅仅只是机会平等，即每个人公平参与政治角逐、表达政治见解的平等。如果认为此种平等可以延伸到政策制定、决策执行，无疑是对平等理论的谬见。智识有深浅，才干有高下。而雅典政制的大多数官员都由抽签决定，无论其是否具有专业知识及相关素养，这样的“轮番而治”看起来符合了平等理论，但其实是将城邦的未来至于一种危险的境况。作者认为，这不是轮番而治，而是用俄罗斯轮盘来决定城邦的未来！
2.才德能力理由的反讽
认为才德不只是集中于少数人身上，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走向极端，认为任何人都具备一定程度的才德，无疑是另一种谬误。
事实上，对于公职担任，自然不应该限定于少数人。但多数人的参与应辅之以一定的甄别筛选程序。否则将再次陷入（1）平等理论的祛魅中所指称的“俄罗斯轮盘”的境况。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才德能力说确实为精英倾向提供了正当化理由而非为民主梦想提供理论支撑。
3.利益分配诉求的脱靶
认为民主制度可以保障大多数普通公民的利益理论，其实很容易被柏拉图的假设所驳倒。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认为：“一切的统治，就统治的范围而言，探寻的是对另一物最好的事，对被统治者及被照顾者，在公共及私人的统治上。”依照此种见解，若统治者一心一意为民众谋求利益而且确实完成此项任务，则民主制度实无必要。甚至说，即使统治者厉行专制，但只要他在为民众谋求利益，那么民主制度也无必要。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同伯利克里的民主制度一样被称为“黄金时代”，实在是对此最为精到的注解。
实际上，仅仅为了保障民众的利益而追求民主，这二者之间并非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其他政制与民众利益的保障也并非必然不相关。
4.贡献对酬理论的偏颇
从价值理念上来讲，贡献对酬理论无疑是符合对价给付精神的。因为公民群体对城邦的政治贡献较大，所以他们应当据此而对城邦事务享有更多的决策权。但是，这样一种理论既可以支持民主梦想，也可以支持精英倾向。——倘使精英阶层对城邦贡献为大，岂不应该转而实现寡头制或贵族制吗？这样一种境况并非不可能出现，当国家面临危难，城邦处在强大军事压力之下，而精英挺身而出挽救了城邦，此时岂不是精英贡献为大吗？
套用到现在世界，这样一种理论同样不成立。因为很多贡献是无法衡量的。文艺工作者、不为人知的思想家，他们所作出的对于国家的贡献根本无法予以精确的计算。
（二）对精英倾向的再审视
当代精英倾向已经不再明显，代议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但是在这样一种境况下，我们很容易忽视政治思想中的精英倾向其实只是改头换面而并非烟消云散。这里亦先只审视雅典的精英倾向。
1.素质淘汰论的谬误
以民众素质太低下为理由而拒绝民主制度的兑现，这种情况可类比中国国民政府的训政时期。时论反对，认为可以在宪政中练习宪政。同理，民主政治的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民主政治的教育，这意味着，民众素质低下不宜实行民主制度这个论点并不充分，因为可以经由民主的训练来提高民众的素质。
2.审慎要求论的分析
对于审慎的要求实无可辩驳之处。任何政策都无疑需要一定的审慎（不同于谋而不决）。但以审慎的缺乏而反对民主有矫枉过正之嫌疑。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辅助以配套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对民主制度的补正。
需要的只是制度化的保障来维持秩序，人为地预留缓冲从而创造出审慎的空间及其可能。在现代的民主制度中，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说是这种预留缓冲的最佳表现。虽然司法审查事实上不可能阻挡坚决而稳固的民意，但是它所提供的缓冲期正是使得民主决策中的审慎得以产生的空间。
3.执行效率论的误解
对于雅典民主无效率的指责实为误解。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民主的失败作为论据，完全忽视了在希波战争中雅典民主所成就的伟业与光荣。以现代眼光来看，民主无效率其实是制度缺失所导致。民主政治中不缺乏意见，但如果没有一种在一定时间内确定意见的形成机制，意见的海洋等于意见的沙漠。由此而认为民主只议难决，是对民主缺陷的过分强调而忽略了民主政治在于意见催发上的积极作用。
4.民主失范论的承认
阿克顿勋爵早已指出：“由全体人民掌管的政府，如果成为人数最多，最有力量的阶级的政府，便是与纯粹的君主制性质相同的一种邪恶。因而，出于几乎完全一样的理由，需要制度来保护自己免受自身的危害，以及维持法律的永久性统治，不为公众意见反复无常的巨变所左右。”类比阿克顿勋爵对自由的理解，民主政府同样需要规范来对其予以限制。这一点其实与审慎要求相呼应。现代发达国家，大多都不独是民主政府，更兼为法治政府。这里的民主法治，二者不可缺其一。即是由一定法律之规范来保障民主制度之审慎。
四、时代状况：代表的民主，政党的精英
（一）民主代议制
现代社会的国家往往不是雅典式的蕞尔诸邦，这使得直接民主制的适用不太现实。另一方面，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各行各业的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也使得代表制的出现成为必然。
民主代议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这一点上有别于雅典多次反复的直接民主制）。目前大多数国家也多采取民主代议制，但西方政治思想史对待议制的批评却不绝于耳。
卡洛·皮扎（Carlo Pisacane）认为：“那种认为政府代表公共舆论和国民意愿的想法是误将部分当成了整体。”
阿尔弗雷德·弗耶（Alfred Fouillée）更是批评到，代表只能意味着以人民的意志掩盖纯粹的个人欲望，而这种个人欲望却常常被误认为是大众意志的真实现。
维多克·康斯德雷同样极力反对那种认为代议体制能够保证人民主权的理论。代议制被视为统治阶级篡夺权力的工具，而民众手中唯一的权利就只有定期选择一群主子这一“可笑的特权”了。
蒲鲁东（P.J.Proudhon）对代议体制作了进一步批评，他指出，在人民的代表还未掌握权力之前，他们就已经着手巩固并强化自己的影响。即使在他们彻底摆脱民众的控制之后，他们亦从未停止加固自己权力的堤防。看来，任何权力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自然的循环过程：它开始属于人民，最终却脱离并凌驾于民众之上。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选举即意味着民众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交出一部分的主权。事实上，选举一旦结束，作为选民的普通大众对当选者的控制便告终结。代表认为自己获得足以左右局势的授权，而且事实也是这样。“一旦当选，当选者便无论如何也不会遭到民众的反对。他们将多数议会制个人化，违背他个人的意志就是反对民主。这样的民主领袖，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如此的民主制度其实已经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民主制，而沦落为代表们的民主。
而代表们的民主，其实是民主合法化后的精英政治。“面对追求民主的大众的强大声势，贵族制早已抛弃了其原初的形式，且欣然改头换面。今天它还是绝对专制体制，明天则摇身一变成为宪政体制，后天却变成了议会制。”
（二）政党的政治
身处中国，对于党的感知不可谓不深。但是需知，在美国，同样也是政党政治。离开了党派的支持，个人的政治抱负几乎不可能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发展至今日，再也未曾见过一位不归属于任何党派的总统。即使在民主的台湾，李敖曾经以无党派人士竞选“立法委”，影响力大如他者也无功而返，一般民众可想而知。
由此可以察觉到的是，在政党政治下，政治的精英化已经隐蔽地完成。
事实上，在现代民主政党组织中，不可能通过成员直接参与的办法解决所有的组织内纷争。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需要一个职业政治家阶层和得到认可并备案的专家队伍。政党组织于是应运而生而兴。但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随着民主的发展，一股逆流便会乘虚而入。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民主将趋于衰落，民主的进化路径呈抛物线轨迹。在政党组织中终将出现职业化的领袖，而职业化领袖的出现即意味着民主走向末路的开端。换句话说，“民主经历了一种由优异分子统治的政府形式之后，最终变成了一种贵族统治。”
（三）精英倾向的实存、民主梦想的虚幻
虽然现今大多数人都怀有民主的梦想，但经由代议制的设计和政党组织的兴起，当代政治中精英倾向其实在进一步得到加强与贯彻。对现今政治生态的考察，加上对历史经验的反思，读者可能对民主梦想产生一种悲观的看法。 “除非在抽象的意义上，大众绝不可能进行统治。” 精英政治其实才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状况。难道民主之路真的只是一种走向一种人民自择领袖的民主？
雅斯贝尔斯说：“我们推论：群众必须统治。但是，我们却发现他们不能统治。” 如果仅仅从政治实际治理层面来考量，无疑，民主梦想看起来很像是一种虚幻。少数人治理多数人，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状况，也是一个社会保持它在其他方面发展能力的一种必然状态。精英政治，同时也意味着专家、教授等诸如此类的在其他非政治层面的精英治理。这既是一个社会分工加深后的结果，也是其要求。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幸福，都有其助益。
但是对精英倾向的承认与接纳，不等于对民主梦想的叛离与背弃。人类至今仍然在追求民主，就此将其放弃显然是不智。同时，民主梦想的存在也帮助我们不断校正精英倾向，使之免于沦为精英自谋私利的借口。
观察现今的资产阶级民主架构，民众自以为得其治理而不负实际责任，精英暗攫取其私益而不问天下苍生。这是当今谴责民主虚伪性的重要理由。这样的现状也容易使人认为，现代的代议制民主、政党政治其实都只是在以普遍民主的形式行“精英倾向”之实，所谓民主的梦想只是梦想罢了。
难道民主梦想只是虚幻？
现代批评民主虚伪性的言论，往往强调精英在政治中依旧无处不在，普通的民众实际上对与其自身相关的政治决策并无影响力。这样的情形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国家的大小、人口的数量、政务的繁杂，远不是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所能胜任，而需要专家化精英化的治理；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对事务的影响力随其他同等资格者人数的增多而相应减少。
但由此认为雅典政制中的民主梦想在当今时代不再有实现的机会，这是一种谬误，亦即将民主诠释为民众对政事的当家作主、事必躬亲。照此理，不仅民主代议制是伪民主，即使轮番而治的雅典直接民主制，也是伪民主。进一步说，除非我们退回到老子所梦想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否则根本就无所谓民主。
套用对于雅典政制中两种思潮的诠释，笔者认为，民主梦想就是一个民众有能力为其自身的利益而管理集体事务的梦想，而精英倾向就是一个精英才有能力为了集体的利益管理公共事务的判断。
这意味着，民众为其自身利益而委托、授权精英管理集体事务，也是民主梦想中的应有之义。因为管理并不等于事必躬亲。在社会大分工情形下，们将很多事务都交由他人处理。我们很早就不再种粮种菜，不再养蚕制衣，不再挑石建房，但是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与控制权吗？
政治，在笔者看来，只是社会分工之一种。民主，在笔者看来，只能源于个人对生活的自主决定。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选择了专业分工，都没有丧失自主性；那么我们在政治中选择了专家、精英，民主梦想就成为了虚幻吗？
不，笔者认为，民主梦想并没有因为精英倾向的实存而变得遥远，它在当今的时代依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尽管当今时代有一种高估此种价值的趋势。
五、结论：精英治理，民主参与，利益均沾
笔者认为，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在当今政治生活中都遭受到歪曲。
精英倾向得不到大众的尊重而被视为寡头、专政的企图，并因此遭受谴责。精英的荣誉感与责任感逐渐在此种语言环境下崩溃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精巧的政治伪装与精致的利己主义。
民主梦想得到过多的鼓吹而走向自大与无知，自大使得民众看不到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分工，要求相当的专业性；无知使得民众看不到民主梦想正在沦为精英们在政治斗争谋取私利的口号。
由此我认为，当今时代的政治，需要对两种思想皆进行承认并给予尊重。将二者进行调和，或许是当代通往善政之路。这样一种平衡并非只是出于中庸取向的一种选择，而有其自身的必要。
从心理学的范式来讲，民众在面对政治事务时有一种惰性的冷漠，这一点可以从当代欧美民主制度中投票率长期走低的现实中找到例证。事实上，在争取政治权利的时候民众或许会对政治事务非常关心，而一旦原初目的达成，政治事务开始流于日常，民众会对这样一种不能提供激情和梦想的政治生活感到厌倦。同时，由于选民数量巨大，认为自己一张选票的作用不大的看法也在加剧民众个体对行使政治权利的淡漠。套用帕累托对资产阶级精英的批评，群众实际没有权利，因为他们怠于行使这些权利。
同时，民众也易于陷入“法不责众”的心理，会有一种疏离的不负责任倾向。这一点既可以见之于勒庞的《乌合之众》，甚至早在古代雅典时期便已经出现了对这一点的批评。不可否认的一点，理念上的全体负责，落实到实践中很容易演变为无人负责。用心理学一个术语称，可以称之为“旁观者效应”。在一个集团中个人倾向于认为责任将由其他人承担�
而政治，无疑要求负责任的态度，无论是民主制还是寡头制还是君主制。
但是精英也有自己的心理病：他们容易在执掌权力的过程中中走向自私自利，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中寻找到例证，即使精英怀抱治国理想进入政治舞台，最后大多难免走向贪污腐败和横征暴敛，即使有严刑峻法和民众起义也难资警戒。于是精英的公共治理变成了精英的私人逐利，而民众的利益则成为其牺牲品。毕竟精英也是人，也会有人性中固有的一些弱点，在有所规制的情形下尚且难免追求私利，满足私欲。如果我们全然走向精英倾向，对精英们抱有太多的信任与企望，这一决定潜在的危险不言自明。
同时，现存的精英很可能因为其地位与权势走向自以为是，根据帕累托在其《精英兴衰论》中的观点，精英是一个历史交替的过程，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存疑，因为从历史来看“渐次换血”的理论更切合实际。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亦即在群众中潜藏着未来的精英，即使现在的精英可以认为民众群体毫无见识，但不能就此拒斥潜藏的精英的意见，后者很可能将对前者的傲慢进行致命的打击。而二者之间权力斗争的过程将是所有人的灾难。
先哲们很早就已经有一种各种政治调和才是善政的观念。上述内容其实为它提供了一种解释，亦即用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互相进行补完，避免任何一方走向极端而遗害甚巨。因为根据我们对双方的心理分析，二者各自有其利弊。
联系雅典政制，调和互补的理论应该从治理和利益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在治理层面，一方面承认精英倾向，亦即精英们专业、智识高、能力强；另一方面也坚持民主梦想，亦即民众可以表达其诉求及建议，并应引起精英们的重视，对于有一定现实意义与可行的应予以采纳，同时注重民众向精英流通渠道的畅通。
其次在利益层面，一方面坚持民主梦想，亦即政治是为大多数人共谋利益与幸福；另一方面，照顾精英倾向，亦即政治不应当以精英自身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同时应承认、尊重精英们的名誉。
虽然我绝在民主梦想与精英倾向中只选择其中一方，而选择了折衷，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是骑墙派，它仅仅表明笔者或许更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亦即政治其实是一门关于商榷与妥协的艺术。
此外，关于折衷论，笔者还有两点猜想欲在此略作展开。
第一种猜想，这样一种调和其实为各方的政治诉求都提供了发泄的出口。从而使得精英与民众、现存的精英与潜在的精英之间的政治冲突不至于过于激烈。由此将可以达至政治的稳定与有序，进而实现善政。
第二种猜想，这样一种调和一方面可以保证精英对社会进行一种较为稳定的调控，同时也可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引导社会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民众对于精英的执政有所选择和认可。
综上，在笔者眼中，精英倾向意味着要求精英的统制治理，而民主梦想意味着要求群众的参与协商。在坚持民主梦想时拒斥实际政治生活中的精英倾向是没有看清政治的事实。而在判断出精英倾向后，否认民主梦想是狭隘理解民主的含义。前者诱发出现代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端，后者将导致政治生活中的苟且乃至走向新的极权。二者同样危险。
所以，我们既要对精英的治理表示承认、尊重乃至于敬意，拒绝对民意的一味谄媚；也要提防精英的傲慢，尊重群众意见的同时保障潜在精英崛起之路的畅通。最后，这样一种政治架构必须保证利益均沾。精英得其荣誉，民众得其实惠。
如此，我们或许可以达至理想的政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