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宪法日”是以追求依宪治国为内容和实质的一种形式，它以仪式感的表现方式，传播宪法精神，构建宪法文化。这个纪念日的设立，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那么，什么是宪法文化？它是如何表现的？我们又应该如何培育宪法文化？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三位法学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人博：这与如何界定“文化”概念有关。就宪法而言，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状况，宪法文化可能包括本文、仪式、过程这几个要素。本文好理解，指的是宪法的文本，可能是书面的，也可能是非书面化的，如英国。所谓宪法文化也就是围绕它而形成的。仪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并扮演着重要角色。宪法作为一种“最高法”，它也有自己特定的仪式，包括制宪的仪式、运用中的仪式，如宪法宣誓制度、宪法日等。典仪化是宪法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宪法过程”包含的内容最为广泛，包括宪法的适用过程，国家（权力）对待宪法的态度，以及由此连带的公众宪法意识、期待等等。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从学术上作界定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文化的涵义很丰富，包括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所以广义上来讲，宪法文化也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精神层面比如尊重宪法的意识，以宪法为原则的精神；物质方面比如能体现宪法精神的文本等物质载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宪法文化，顾名思义，是基于宪法价值和宪法制度而形成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人们善用宪法思维以及宪法方式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绿海副刊》：宪法文化会给民众的社会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与渗透？
王人博：一种健全的、发达的宪法文化的养成是整个中华民族艰巨而伟大的目标。它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为“伟大而现代的文明共同体”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准。如果说，经济、科技、贸易、军事、教育是现代文明的“硬实力”，那么，“宪法教养”则是文明国家真正的“软实力”。宪法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学着运用宪法，尊重宪法，尊重民众，这是宪法文化影响、渗透整个社会的关键。
侯欣一：宪法跟每个公民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但我国民众对现在宪法的认识状况比较差，宪法更多的是一种昭示作用。大家觉得宪法“不接地气”，但大家熟悉的刑法、民法等部门法，从立法上讲都源自宪法精神，以宪法为母体，法理基础也都是在宪法层面上。从部门法的实施上讲，司法机关如何设置，遵循哪些基本原则，也都是宪法作出明确规定的。
莫纪宏：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崇尚宪法文化的国家中，领导人自己走路去上班，领导人自己开车在马路上自觉地等候红绿灯，领导人官邸定时向公众开放。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事作风，无不体现了宪法文化的特征。宪法崇尚个人权 利的重要性，强调公平、公正，遇事要找法讨个说法。家庭中父母子女平等以待，政府机关给老百姓办事笑脸相迎，公民诚实地为国家献上自己劳动所得应纳的税款，公共汽车和地铁站乘客有序乘车等等，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宪法文化。
《绿海副刊》：当今中国普通民众对宪法的认识情况如何？
王人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对象物，对它不可能使用“全能”的“全景式”进行观看或审视。研究者必须借助于“棱镜”，即取某一个“景”进行细致的观审。譬如，若以上海为观测点和以西北黄土高原的广大农村为“取景地”对中国的宪法文化的状况进行分析，那么其结论可能就完全不同。比如在《秋菊打官司》取景的中国陕西省的某一个村子，在一个农村集市上还存在专门以给别人写“状子”为生的情境里，是可以想象其“宪法文化”状况的。
侯欣一：这是我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大家对宪法的认识并不深刻。我曾教授过中国法制史课程，尽管是一门和现实生活关系很疏远的学科，但学生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很感兴趣，愿意去学习，但讲到宪法的时候，大家的学习热情就大大减少。另外，我有时在作讲座等场合随机调查，问听众是否认真读过宪法，几乎没有。可见大家对宪法和宪法文化的理解还是相对比较差的。
王人博：影视作品直接反映宪法文化的很少。美国的法律题材作品都涉及到宪法及法律文化问题。中国的影视作品印象最深的还是《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虽不直接表达宪法意识问题，却是对中国现代的法律文化一种深刻而严肃的思考与呈现。影片探讨了法律意识的培育、养成、提高之于法律职业人与普通民众所共同面对的“双重难题”。贫穷的村子，城乡之间的经济、道德差异在电影画框里相互并置，指涉了中国农村人情、法律之间相互纠葛的真相。宪法文化应该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富足的群体里才可能形成话题——这是我对《秋菊打官司》所代表的中国农村的理解。
侯欣一：直接与宪法文化相关的文艺作品并不多，突出的代表是韩国电影《熔炉》，但很多法律题材的电影内涵上与其本国的宪法精神也是完全吻合的，民主、自由、平等是国外电影所展现的一个重大的精神领域。
莫纪宏：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当秋菊这个农村妇女不依不饶地为自己维权时，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无疑会形成一种有利于公民行使权利的宪法文化。宪法文化通常并不是形成于轰轰烈烈的事业中，一些平常不起眼的小事，可能都是宪法文化的有效生长点。
王人博：宪法离国民自身的权益越近，其意识就会越强；反之则会淡漠。其次，国家权力对待宪法的态度。国家各级领导越是尊重宪法，国民不会视而不见，自然会上行下效。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民众愿意“依上为师”。所以我认为，国民宪法意识是个复杂的工程。宪法能为民所用是关键，宪法能为官所尊是根本。
我们自己的“宪法”传统，是“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强调的是领导者的修养和德性。“遵守规则”应是任何一个现代领导者必备的修养。传统的另一面则强调“典范”的重要性。尧舜禹文武周公之所以是中国最伟大的帝王，是因为他们的德性为后世树立了永远效法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是这个伟大传统的一部分。我们这个国度不乏单个典范，缺的是一个典范群体以及能跟上来的整个社会。宪法文化的培育说到底，还是看“上面”的各级领导以及各类精英自己怎么做。有了一部好宪法，不往好的地方想、好的地方做，抱怨、责怪，终究无济于事。
侯欣一：要培育我们自己的宪法文化，从制度层面上，比如设立国家宪法日，人大任免官员要向宪法宣誓等制度设计，会逐渐吸引大家关注宪法。但我认为，除了这种“高大上”的手段，我们还需要一些接地气的方式，符合当下年轻人文化品位的宣传方式。去年在华东政法大学做宪法日宣传的时候，大学生们响应得很积极，提出了很多有趣的宣传措施:宪法T恤、宪法杯子甚至宪法蛋糕……我认为，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应该会得到很多人的欢迎，事实上也是潜移默化地宣传宪法精神。
美国费城有一个宪法博物馆，里面有关于宪法的各种信息，包括美国开国宪法的实物，修宪过程中的案例材料等，对参观者精神层面上的启迪有很大作用。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式还有很多。
莫纪宏：培育宪法文化是国家大事，因为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根本法得到尊重，法律制度就能有效运行，法治价值就能得到弘扬;培育宪法文化又是小事，跟每个公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果每个人都能依法行权和履职，如果每个人都能养成遇事找法的习惯，整个社会必然就会对以宪法为统帅的法律制度肃然起敬，宪法和法律在人们心中就有挥之不去的权威。
宪法文化离不开宪法思维，宪法思维来自于对宪法价值的认同和对宪法制度的遵循。宪法价值的核心内容通常体现在社会的主流价值形态中，在我国，自由、民主、公正和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宪法价值的要求。自由的价值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自觉地以平等主体的身份来与其他人相处。平民领导、平民“官员”，平易近人、平常心待人等等，形成了这样的氛围，必将有利于培育宪法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