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围绕如何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信息主义之间一直存在争论。这表明西方意识形态面对经济社会新形势形成了思想理论层面上的新分化与新冲突，而且也反映了西方社会乃至全球社会面临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探讨西方意识形态在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上的对立冲突，对于认识国际社会新格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贯彻“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战略原则。新自由主义的战略原则涉及如何处理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冷战结束后建立一种替代民族国家时代的全球新秩序。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战略原则在拉美地区和发生剧变后的苏东地区得到了认同和实践，但也遭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和信息主义的批判和抵制，形成了如何处理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权力关系为核心问题的意识形态冲突。探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核心问题，明确了解回答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和不同观点，对于理解中国在新形势下如何深化改革，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明确阐述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立场，但其主导欧美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某些政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1989年，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80年代也是中国改革不断推进的年代，并且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变化，美国和欧洲一些政治家纷纷表达了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尼克松等人宣布：20世纪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灭亡的世纪，美国应当在新形势下重新设计它的国际战略。尼克松表达了西方政治家的一个共识：社会主义已经溃败，西方世界在冷战结束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同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怎样在新形势下依靠何种力量、采用何种原则控制整个世界。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撰文，系统地阐述了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主要内容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消除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①。这个明确坚持了自由主义立场的“华盛顿共识”，被看成冷战结束后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宣言”，受到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欢迎，也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热烈响应。
“华盛顿共识”蕴含了明确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原则。斯蒂格利茨把“华盛顿共识”的原则概括为：政府作用最小化、产权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②。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明确地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力、强化市场权力，加快产权私有化和推进市场竞争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由此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领域很多精英们共有的意识形态信念。
尽管“华盛顿共识”受到很多批评，但应当承认它的一些主张是对20世纪80年代全球政治经济新形势做出的判断和选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我们应当联系“华盛顿共识”形成的时代背景，去认识其发生和传播的根据，而不应当仅仅从意识形态对立的角度对其全面否定。正像很多文献分析的那样，“华盛顿共识”产生和流行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1）注重政府调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2）社会主义阵营遭受严重挫折；（3）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4）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
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和社会主义遭受挫折，虽然分别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但二者却有一种本质上的联系。凯恩主义强调市场具有盲目性，应当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制约和管理作用，以使市场平稳运行，避免经济危机；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实行的是严格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奉行比凯恩斯主义更严厉的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而其产生的消极后果要比凯恩斯主义严重得多。凯恩斯主义失效和计划经济失败，在西方和东方同时证明了政府对市场或经济的控制作用是有限的，在不加限制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还可能妨碍市场运行甚至摧毁经济。就此而言，“华盛顿共识”提出限制政府权力，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有其现实依据。
在瑞典、英国和德国等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奉行社会民主主义，坚持把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缓解了底层社会民众的生活困难，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逐渐暴露出很多局限性，主要问题是不利于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工作效率低，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减缓，财政负担和政府压力不断增大，一些人形成了对社会福利政策严重依赖、不思进取的惰性。这也对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造成了很大影响。
事实上，尽管“华盛顿共识”有其提出的现实依据，并且，“华盛顿共识”追求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但是，正像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同时还是新自由主义论证的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一个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思想、标准和原则统治着的世界”③。
从“华盛顿共识”充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原则的角度看，不仅“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其积极推进的经济全球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雷迅马就把20世纪美国向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推销的现代化战略看作意识形态，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向全世界推行的全球化战略，则是比现代化更明确的意识形态，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试图把新自由主义原则强加给全人类的战略抉择。虽然不能否认人类有某些共同的价值原则，但是“华盛顿共识”以一系列经济政策表现出来的价值原则，则明确地代表了在世界市场占有强势地位且能主宰市场运行的国家的权利。那些处于世界市场劣势地位的民族国家，如果不加鉴别地接受“华盛顿共识”，势必陷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陷阱”。
近十年来，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像新自由主义者判断的那样。积极贯彻“华盛顿共识”的一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新自由主义的美好预言，反而遭受了一时难以摆脱的危机。教训最严重的要数拉美国家。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是“华盛顿共识”的坚定执行者，这些国家努力实行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弱化政府对经济调控和社会保障的责任与作用，虽然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失业、贫困引起的社会矛盾却与日俱增，社会不仅没有因为某些经济指标的增长而走向繁荣，相反却使政府面临严重危机。拉美国家因简单照搬新自由主义原则导致贫困加剧、腐败严重、犯罪猖獗、民族矛盾突出、暴力行为普遍④。
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问题也很严重。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模本的“休克疗法”，在经济政策上推行彻底的自由化，在产权制度上实行全盘私有化，导致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东欧一些国家也陷入困境，经济滑坡，百姓生活十分艰难。
基于“华盛顿共识”引发的这些严重后果，首先引起了上述国家某些党派、政治家和学者的深刻反思。在拉美地区，很多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特别是将矛头直接指向拉美新左派。“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要求惩治腐败，恢复民众权益”⑤。
世界银行官员和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斯蒂格利茨指出：“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⑥ 斯蒂格利茨等人主张用“后华盛顿共识”代替“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反对一刀切地对待发展中国家，即不能用一种模式推行经济全球化，强调政府应当发挥必要的调控作用，反对过高估计私有化和市场自由竞争的作用，反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强调应当关注社会贫困、社会福利、环境资源、教育卫生和社会民主，主张追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人，以“欧洲价值观”抵制“华盛顿共识”弱化政府作用、单纯强调市场自由竞争、轻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民主的战略。认为“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全球化模式，是一种片面地将一些国家引入误区的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各方所持观点都离不开如何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权力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核心问题。
社会民主主义由民主社会主义演变而来。虽然社会民主主义同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二者也有明显分歧。在谈及社会民主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的分歧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指出，有两种民主制：一种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崇尚市场自由竞争和产权私有化，否认或贬低社会基本权利，这种自由民主制的基本内容正是“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追求的社会民主制，是正确适应了全球化的新形势，克服了新自由主义片面性的、公平的、可持续的民主制⑦。
2007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堡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汉堡纲领》。这个新纲领把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深刻变化作为首要任务，明确指出：“21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世纪”，“全球化、开放边界和市场，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也是政治决策的结果”，“我们坚决主张民主政治具有优先地位，反对让政治从属于经济的做法”，“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是：自由、正义和团结”⑧。《汉堡纲领》申明社会民主党追求“拥有社会福利与民主的欧洲”，追求“团结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国家”⑨。
不难看出，《汉堡纲领》对形势的判断，其基本价值观和基本追求，同“华盛顿共识”既有一致也有对立。更具体说，一方面，《汉堡纲领》承认全球化将导致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大变迁，这一点同“华盛顿共识”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汉堡纲领》反对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作用而弱化政府权力的原则，反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社会民主和社会公正。《汉堡纲领》对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应，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球化时代的立场、观点，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
《汉堡纲领》被看成德国社会民主党向左转的重要标志，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源于《汉堡纲领》通过之前的“党内分歧”。据林德山考察，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全球化问题在较长时间里做出了比较复杂的思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仅表现出矛盾心态，而且还形成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左翼）与倾向新自由主义（右翼）的分歧。在施罗德与布莱尔联合发表《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歧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施罗德坚持的“新中间派”主张降低税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削减政府开支，出售国有资产以及降低劳动成本，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等，这些政策不仅同布莱尔推行的第三条道路有共同性，而且同“华盛顿共识”也明显一致。因此，施罗德被看成党内倾向新自由主义的代表。而以拉方丹为代表的党内左翼力量不断地抵制施罗德的右倾政策，以致党内分歧日益加剧。2006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布了题为《更新的权利：21世纪的社会公正》的文件，这个文件被认为代表了党内右翼势力的立场，即以积极的姿态对待全球化带来的挑战⑩。不过从文件的一些基本观点看，很多方面同新自由主义存在明显对立。可以说，党内左翼力量的一些主张在这个文件中也得到了体现，因此，也可以把这份文件看作党内斗争的一个结果。
从文件的标题就可以清楚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试图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姿态对待全球化浪潮。“文件明确提出以实现‘更为公平的全球化’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之一”(11)。可见，文件的基本立场同新自由主义单纯强调市场自由竞争是明确不同的。为了实现“更为公平的全球化”，文件不仅强调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
积极迎接和适应全球化的崭新变化，而且也强调要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证国家或政府在防止官僚化的前提下有必要的权威和能力，通过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作用，维护社会福利，建设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
法国社会党对全球化的回应，主要是基于法国社会近些年来发生了诸多重要变化。据陈露考察，全球化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很大冲击，法国在社会结构、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信息传播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和社会意识以及信息社会的发展变化削弱了传统之争的影响力，侵蚀了集体控制的思想，这无疑削弱了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和阶级基础，同时也对它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12)。
针对全球化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法国社会党提出了一些应对政策，主要包括：实行充分就业，重建共和国信心，促进真正的平等，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建设一个生态社会，实现现代民主等(13)。上述政策的立足点是：抵制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国家功能弱化。因为，“当前国际危机的根源在于大国关系在经济、金融、技术和军事上的不平等，战争、不平等、欠发达、穷困、饥饿、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恶化、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单边主义的确立。社会党应全力支持‘另一种全球化运动’”(14)。法国社会党明确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
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一样，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全球化新形势下也坚持了一条同新自由主义明确对立的发展战略。瑞典社会民主党看到了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尖锐问题：“经济技术和劳动生活方式方面的变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模式并对政治提出了新要求。出现了实现平等、公平的新的机会，也出现了新的不平等和新的社会问题。”(15)
瑞典社会民主党反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些主张，认为新自由主义宣扬的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是一种“强者的自由”，是将给社会带来伤害的自由。社会民主党主张的自由是“多数人的自由”，是强调社会成员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限制下的自由。因此，自由不能被看成个人的独立选择，而应视为与集体关系或社会关系关联的一种具有社会整体效应的结果，单纯强调个人或市场竞争，否认政府作用和承担责任，只能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在如何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关系的问题上，瑞典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自由化的原则，主张不能对市场竞争放任自流，应依靠包括政府和工会等社会组织在内的公共部门来制约市场，进而有效发挥社会民主、保护社会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内部也有某些倾向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观点或派别，但就总体状况而言，社会民主主义在如何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权力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上，其基本立场和战略原则同新自由主义是明确对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和批判，是全球化时代在西方发生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冲突，其中提出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新问题。
首先，应当辩证分析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从德国、法国和瑞典等国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的政治纲领可以看出，虽然以新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但社会公正、社会民主和社会福利等仍然是西方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自由竞争、弱化政府功能的主张，不仅在拉美、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遭遇挫折，而且在欧洲发达国家也受到了抵制。这清楚地说明，无论在经济落后地区，还是在经济发达地区，都不能把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必须在利用市场竞争提高效率的同时，充分认识其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和冲击。
其次，应当分清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关系，明确政府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监督政府正确行使行政权力。政府应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限制市场的不公平竞争，而不应利用公共权力参与市场利益的竞争与分割。政府权力来自于社会信任，政府的责任首先是对社会公正、社会民主和社会福利的维护。市场的竞争能力发育到一定程度时，不仅具备了难以遏制的攫取更大利益的冲动与能量，而且还会对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产生强烈冲击。因此，在市场经济有了较高程度发展的条件下，政府对市场的制约作用仍然不可弱化。但政府权力也应得到一定限制，否则，政府会比市场更有能力攫取自己的利益。
再次，在市场经济有了较高程度发展的条件下，更应注重对社会的培育与维护。市场拥有经济资源，政府掌握行政权力，相比之下，社会则是缺乏资源与权力的弱者。市场可以利用经济资源去充分实现效益最大化，政府可以利用强制性手段去行使行政权力，只有社会无法成为真正的自主能动者。以追求社会公正、社会民主和社会福利为基本目标的执政党，应当积极推进社会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扶持社会形成自主、自立监督市场与政府的能力。
虽然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公民社会同政府机构一起构成了有别于市场权力的公共权力，这似乎表明社会民主主义重视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权力。其实不然，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是强调政府利用社会政策保障社会的公平与福利，其实质是主张应进一步加强政府或国家的权力。真正重视全球化时代社会权力的是曼纽尔·卡斯特为代表的信息主义。在信息主义者的著述中，我们能够看到同市场权力和政府权力相对立的社会权力的存在形式、运行方式和巨大力量。
卡斯特从信息技术革命引起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入手，论述了全球化时代的工作模式、交往方式、组织结构、市场体制、政府权力、国际关系和公民社会等一系列重要社会变迁，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一一网络社会。卡斯特明确宣布：“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16)
在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的崛起，犹如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一样，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无处不在的。“它的典型特征是战略决策型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劳动的个体化、由一种无处不在的纵横交错的变化多端的媒体系统所构筑的现实虚拟的文化，以及通过形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而造成的生活、实践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17)。
面对网络社会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卡斯特并不盲目乐观，他揭示了这其中广泛存在的社会矛盾，认为必须直面和化解这些社会矛盾，以避免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冲击社会秩序的巨大风险。他指出，“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到了全世界，一如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孪生敌人——工业国家主义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它撼动了各种制度，转变了各种文化，创造了财富又引发了贫穷，激发了贪婪、创新和希望，同时又强加了苦难，输入了绝望。不管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它的确是一个新世界。”(18)
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崛起带来各种变化的论述是异常丰富的，但其最深刻之处乃是关于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论述。在卡斯特看来，权力仍然统治着社会、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今日之权力无论是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作用方式上，都已同工业社会大不相同。“权力不再集中于机构（如国家）、组织（资本主义企业）和符号的控制者（公司制媒体、教会）之手。它散布在财富、权力、信息与图像的全球网络中，在可变的几何学和非物质化的地理学系统中传播和嬗变”(19)。这就是说，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已不像在工业社会那样仅由政府、企业和文化机构来集中控制，权力通过信息、图像分散于具有动态性（可变的几何学）和虚拟性（非物质化的地理学）的社会系统中，成为社会各种层面都可以具有的多元化力量。
卡斯特着力揭示的权力是在工业社会中被淹没而在网络社会中被彰显的社会权力。正像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所论述的那样，工业社会的最大变化是在机器的作用下，广大农民从农田走进了工厂，个体的农民手工劳动转变为组织化的工人集体作业，社会化的工厂生产线不仅把工人的工作和生活集中起来，而且也使政治、经济甚至社会的统治权力走向了高度集中。概言之，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就是在机器作用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权力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因此，经典社会学家都高度重视并充分论述了社会权力从分散走向集中、从个性化走向法治化或组织化的变迁。
犹如黑格尔把历史发展概括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那样，社会权力在从工业社会进入网络社会的过程中发生了由工业社会向农业社会回复似的变化一从集中转向分散、从组织化转向个体化。当然，社会权力的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倒退，而是发展到一个新的层面上的性质不同的变化，卡斯特对此作了深入论述。在他看来，虽然在工业社会集中起来的财富权力、政治权力和武装权力仍然存在，但网络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权力，“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图像中”(20)。这是通过信息传递而发生作用的社会权力，是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的社会认同的力量。因此，新权力的主体不再是那些工业社会的政府机构、垄断企业和意识形态的掌控者，而是通过各种社会运动表现出来的民间力量。“当前时期的生态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者，以及大量作为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维护全球公正而出现的民主运动一才是信息时代的主体”(21)。
卡斯特对信息时代的社会权力主体作了深入考察。墨西哥萨帕塔游击运动、美国民兵与爱国者运动、日本奥姆真理教、基地组织、西雅图等地爆发的反全球化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都是卡斯特以大量篇幅论述的“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维护全球公正而出现的民主运动”，这些民主运动或社会运动就是信息时代亦即网络社会的社会权力主体。令人惊讶的是，卡斯特竟然把被称为邪教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和被视为威胁人类社会的基地恐怖组织也列在民主的社会运动之中，这种观点不仅可能遭到西方各国政府和自由主义者的反对，而且学术界也未必能够接受。
概言之，卡斯特注意的是，奥姆教和基地组织同其他社会运动一样，是在社会生活网络化的新形势下出现的以反对经济全球化为共同目标的社会运动，是伸张了与政府和市场相对立的民间力量的社会权力。在卡斯特看来，对于这些社会运动，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其某些行为的谴责上，而应从中看清人类社会在价值信念上的冲突和权力关系中的矛盾。“它们都是有意义的新社会冲突的标记，都是社会抗拒以及在某种情况下的社会变迁的雏形。只有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这些新的历史风景，我们才能找到光明的道路、黑暗的深渊，踯躅迈向从眼前危机中浮现出来的新社会”(22)。
如果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世界上以多样形式展开的社会运动，人们不难承认，网络化正不可阻挡地展开一个全新的社会，新社会的权力已经发生了性质上和结构上的变化。虽然工业社会的权力形式和权力机构仍然存在，但它已经遭到蕴含在信息中、运行于网络间、分散到社会各层面的新权力的严峻挑战。通过各种社会运动表现的社会权力，不仅给原有权力结构输入新的力量，造成了社会权力关系的复杂化，而且也使那些强调集中控制的权力机构常常陷入被动尴尬的困境。“权力，所具有的强制行为能力，存在于信息交换与象征操弄的网络中，经由图像、发言人与知识的扩音器，与社会行动者、机构/制度和文化的运动发生关系。长远看来，谁在权力中真的不再重要，因为政治角色的分配变成普遍的与轮流的”(23)。
社会权力的信息化、网络化和分散化，这是卡斯特论述当代社会变迁的核心观点。应当承认，卡斯特的这个观点真实反映了当代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正像卡斯特论述的那样，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极大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人们能在便捷的互联网和手机通讯中沟通信息，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联系，社会生活由此获得了空前的整体互动效应，但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个相反的效应：社会成员在网络化的信息社会中形成了越来越灵活的个体化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变化导致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从分散走向集中的整体化趋势，在当代社会出现了逆转甚至分裂。
在卡斯特看来，信息时代劳动片段化和工作个体化，已经突破了在工业社会形成的集体关系或组织联系，并且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也随之解体消失。趋向个体化和分散化的社会结构，同要求统一和集中的全球化的市场逻辑相悖并存，
这种不可回避的矛盾导致社会发生了很多在原有思维方式中难以理解的问题，特别是习惯于集中控制、期望整齐效应的政治机构和企业组织，他们掌控的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本来有望在联系更加普遍的网络社会中得到强化，却意外地遭遇了社会个体化分裂的肢解和虚化。
注释：
① 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简史》，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6～67页。
② 毛增余：《斯蒂格利茨与转轨经济学——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③ 转引自张才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④ 张才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第97～104页。
⑤ 杨雪冬主编：《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想象力》，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⑥ 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第87页。
⑦ 何秉孟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与德国、瑞典学者的对话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⑧ 何秉孟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与德国、瑞典学者的对话实录》，第89～90页。
⑨ 何秉孟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与德国、瑞典学者的对话实录》，第91页。
⑩ 杨雪东主编：《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想象力》，第125页。
(11) 杨雪东主编：《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想象力》，第124页。
(12) 杨雪东主编：《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想象力》，第139页。
(13) 杨雪东主编：《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想象力》，第151页。
(14) 杨雪东主编：《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想象力》，第143、153页。
(15) 何秉孟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与德国、瑞典学者的对话实录》，第156页。
(16)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7)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1页。
(18)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1～2页。
(19)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416页。
(20)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1页。
(21)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1页。
(22)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75页。
(23) 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