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备受关注的“吴英案”终于传来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但同时在裁定中也认为本案的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已然成为民间金融改革晴雨表的吴英案，在经历了太多波折与争论之后，能够等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纸裁定，为此奔走、呼吁良久的各界有理由先长吁一口气。尽管在此之前，已有种种迹象指向这样的结果，包括最高法发言人“依法审慎处理”的罕见表态，但一天没有正式裁定，吴英总归是命悬一线。于本案而言，公众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期待颇多，而今的结果所印证的，恰是法律公平与正义底线的中国式裁定，最高法没有辜负社会诸种复杂情绪集合于一身的那份期许。
应当说，对吴英案裁定不核准死刑，确实显现了司法的审慎。“少杀、慎杀”本身就是我国在保留死刑的同时，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性要求———“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而对于吴英案的死刑复核，之所以引来如此众多的社会关注，还在于本案从一开始就已然跳出了吴英一人生死的范畴，而与民间金融正名、金融体制改革等诸多宏大主题相关。恰如近一年前吴英案二审时南都社论所言，以血祭阻止民间金融，实在可以休矣。最高法的不予核准裁定，不仅是基于本案所显现出来的诸多复杂情况，更是基于再迫切不过的中国现实。更何况，即便是依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吴英也远未到非死不可的地步。
吴英“免死”，作为最直观、最简洁的消息传播尚算恰当，但对相关裁定进行详查会发现，裁定对吴英案的定性并未改变，这或许也是最高法院“审慎处理”的另一显现维度。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番对吴英死刑判决的不予核准，最为接近该规定第四条“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情形，径自裁定将吴英案定义为“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引人遐想。最高法对吴英案的“死缓”指向，是否意味着对本案最终结果的提前剧透，尚需时日观察。而吴英案被发回二审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在上述同一部规定中则赋予了二审法院“可以直接改判”的权力。法律文本中的“可以”与“应当”，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意义，也给予了法院“可以不直接改判”的自由裁量权。
基于最高法对吴英案所表现出的难得审慎态度，以及吴英案所兼具的重要社会意义，呼吁浙江高院不必囿于诸如节约司法成本的考虑，本着对当事人负责，对历史与现实负责的态度，果断不选“直接改判”的选项，而给予本案以及诸多同类案件一次再讨论的机会。因为此前的诸多讨论中，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三者的难于厘清，本身是吴英案备受瞩目的另一个原因。行为表现高度近似的三种筹款行为，在法律中却给予着结果迥异的三种评价，从民事纠纷到十年以下刑责，直至科处死刑。对吴英案的争论，有着包括法律定性、量刑轻重、罪与非罪在内的诸多维度，各表一端的几轮争论之后，法律界不乏基本共识，司法机关对于个案的最终认定，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听取与吸收。
法律应当而且必须关照现实，但成文法律客观上也必然滞后于现实。生逢国家各项领域正在进行着的变革，确实需要通过司法的“审慎”来为改革赢得时间。2012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吴英案反映了民间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不适应。社会和企业发展需要资金，垄断的金融业无法提供和满足这份发展需要，除了开放相关领域，已然别无他途。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中，也已将金融明确列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之一。国家从大政方针高度对民间金融的正名，正在打通“最后的一公里”。乱象纷呈的民间金融，以往没少用杀伐来祭旗，而今一切既已在变革之中，实无必要为此再添过多怨愤。实有必要回头细数，那些迫不及待想让吴英死的各方势力，在本案过程中或明或暗的作为，究竟出于何种考量，包括那些因揭发而生恨的算计，那些行业利益的块垒。不仅如此，应当用事实证明，过去能靠领导人的一句话“救了年广久”，而今不断进步着的中国，有智慧也有魄力去救下吴英们。
有最高法裁定保底，或许不再人命关天，但吴英案所指向的民间金融前景，却依然攸关着国家层面的诸项改革，进度及其走向。最高法裁定中所显现的审慎态度，并非本案的终点，重审法院是否能延续这份审慎，各级司法机关在同类案件中是否能同样秉承这份审慎，有待观察，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