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十开外的男子，矮小黝黑，刚刚站了一晚的火车，从东北来到了北京，为的是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也许，对于这名父亲来说，面对媒体，是他为自己的女儿寻求公正的最后一个希望。
他说，他的女儿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被相熟的人诱骗，离家出走了十八天。他讲述他在十八天后看到女儿的样子：袒胸露臂，化着浓妆，还穿着一双在他看来鞋跟高得离谱的奇奇怪怪的鞋子。他是接到警察的电话，才知道女儿在哪里的。当时，他不知道女儿在哪里，直到警察找女儿录完口供之后，才知道，女儿被禁锢了十八天，被迫卖淫。
我们的访问中断了很多次，因为这名父亲，好几次哭的说不下去了。身为一个母亲，我可以感受到他此刻的心情，他的眼泪，有对女儿所遭受的一切的痛惜，也有作为一名父亲的深深自责。
和他一起站了一夜火车来的，还有一位母亲，她的女儿和这位父亲的女儿有着完全一样的遭遇。被熟人骗到了一个住宅小区的阁楼上，被打，被威胁不可以回家，被要求给家人报平安，被送到酒店去卖淫。
母亲带了一本女儿的相册，是她在十三岁生日的时候拍的写真集，虽然化了妆，穿着成人的服装，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脸上的稚气，不管怎样，就是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母亲流着眼泪告诉我们，女儿回不去学校了，因为老师告诉同学，不要和她接近，因为她是一个“小骚”，一个“卖淫女”。
现在，这两个女孩都躲在家里面，情绪低落，甚至是不稳定。她们不愿意出门，在她们住的这个小地方，“卖淫女”这样的标签，已经牢牢的贴在她们的头上。
“我就是不能接受，把我的女儿当成了卖淫的，她那样小，她被打，她甚至给嫖客跪下求他们，但是嫖客说，他们付了钱了，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些老男人，五十多岁呀。我的女儿就这样被毁掉了呀。”母亲拿出写给当地市政府官员的上访信，愤愤不平。
这样的案件，不是个案，只要媒体的报道计算一下，就可以把这两年发生的“嫖宿幼女罪”的案件列出长长的一张表，这些案件之所以被报道，因为涉及到的嫖客都是官员，但是，还有很多不是官员的嫖宿幼女的人呢？就好像坐在我面前的这两位爸爸妈妈，这个案件涉及八名未成年少女，当中四个在十四岁以下，四名嫖客，一个当地退休的官员，一名村长，还有两个是当地的企业家。
嫖客和强奸犯，相信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不能触碰的法律底线，一个则最多就是道德败坏的问题。
97年，在“嫖宿幼女罪”还没有单独成为一个罪名之前，这宗案件非常的简单：不管少女是否自愿，不管买春的男子是否知道对方的年纪，不管买春的男子是否付了钱，他们都是强奸犯。所不同的只在于，奸淫十四岁以下的幼女所获得的刑法，和奸淫十四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少女的罪罚年限不同。而在97年之前，奸淫多名幼女的，不管是否采用了暴力，不管是否对方自愿，最高都可以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而现在，根据“嫖宿幼女罪”，最高刑罚十五年，而这个案件中，四名案发时满了十四周岁，但是十六岁以下的少女，她们根本成为不了原告，只能按照嫖娼罪来处罚，于是那些嫖客，只不过是嫖客，接受行政处罚而已。
请教一些法律专家，97年的时候，为何会把“嫖宿幼女罪”，从强奸罪里面单独分离出来，原来当年发生了几起未满十四周岁的女孩卖淫的案件，于是，有专家提出，需要单独列罪，目的是更好的打击这样的行为，保护幼女，毕竟“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是五年，而强奸罪是三年。
只是，十五年过去了，案件发生的频率并没有这个新罪名的出现而减少，反而在增加，毕竟“嫖客”这样的身份，不像“强奸犯”那样的震慑人心，尤其对于有头有脸的人来说，如果找未成年少女买春，意味着自己就是“强奸犯”，再胆大包天，也需要三思而后行。
之所以要立法保护未成年人，这是因为不管男女，在性问题上，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都还没有发育成长到具备自主能力的时候。中国在92年加入了国际公约，承诺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性侵犯和性虐待。
“嫖宿幼女罪”之所以引起争议，那是因为，只要站在那些当事人的父母的角度想一想，有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头上，挂上一个“卖淫女”的头衔？而且，这个罪名本身，不是很矛盾？难道那些自愿卖淫的未成年少女，她们就和别的同龄女孩不同，她们就具备了性自主能力了？难道因为她们是社会眼中的不良少女，因为她们品行不端，她们就不配和其她同龄人一样，得到法律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