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09年8月开始注意到郑永年先生的逻辑问题的。当时郑先生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讲“民主的现实考量”，我一看，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一查，果然是北大国际政治系的“85研”，我曾经是北大国际经济系的“86研”，所以，我和他有可能在北大46楼或“学三”之类的地方见过面。他的宪政民主逻辑我就更熟了，下面我讲讲他的理论有什么问题。这篇文章只作纯逻辑分析，我感兴趣是他的学术逻辑的彻底性，不是他的规范主张的具体内容。
《世纪大讲堂》的那场演讲，郑先生突出了两点：一是西方宪政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二是宪政民主的独特价值，应该策略性地去实现，而不是不顾条件地去追求。这种“民主有益论”确实是一般中国大众比较容易认同的观点，也是一种不同于原教旨的“民主优越论”和左倾的“民主危险论”的中庸看法。
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谓的“西方宪政民主没有统一模式”其实是话中有话的。我当时边看电视、边把这一点记下来，我的第一感觉告诉我，从这个观点可以推导出很多非常荒谬的结论。果然，几年来，我在网上真没少见郑先生的文章，逻辑矛盾越来越明显，2011年5月18日的这篇《新加坡是优质民主》可能最为典型，2013年6月18日的这篇《中国的“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让我从头一步步分析。什么叫“西方宪政民主没有统一模式”？这话听上去合情合理，因为英国有英国的模式，法国有法国的模式，美国、日本、瑞典等等都有不同的模式。但是，这句话说的不是这些，这句话的意思是那句没说的话，即：新加坡和中国也可以有不同的宪政民主模式。真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不仅老百姓无话可说，连读书人恐怕也难以反驳。
郑先生确实高明，能让人上当不算什么，但能让人上当、又能让人不知是如何上当，他就厉害了。这里的门道究竟在哪里呢？当然是在逻辑前提上，所谓“西方宪政民主没有统一模式”，其实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一般人看不出来，因为模式两字有双重含义：一是原则意义上的含义，二是具体机制上的含义。
中国人为什么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呢？因为《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讲的“使用价值”也有类似的双重含义，马克思也像郑先生那样，把读者的注意力全部引到具体的含义上。当大家被绕进了“具体的使用价值”时，“抽象的使用价值”就给绕没了，结果，马克思就把大家绕到了劳动价值论那里。考学生和学者的逻辑能力，《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不可多得。同样，郑先生把大家被绕进了“具体的宪政民主模式”，“抽象的宪政民主模式”就给绕没了。
我手头上有很多本郑先生的书，包括《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郑先生评论集》等等，他的研究领域碰巧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我还没有读到郑先生写的关于哲学方法论的书或文章，所以，我把郑先生定位为一个知识型的研究者，不是智慧型的。作为一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先生当然不缺乏智慧，但在宪政民主模式这个核心问题上，郑先生的理论水准让人吃惊。下面让我直奔问题所在。
具体的宪政民主模式，可以涉及共和制-君宪制、总统制-内阁制、一院制-两院制、单一制-联邦制、简单投票制-复合投票制等等。在这些具体的方面，西方的宪政民主模式确实有所不同，如果考虑各国的宗教文化和福利制度，它们的差别也许比想象的还要大。但是，一个学者如果从这里把自己的理论引向“各国的宪政民主模式都可以不同”，他就既可能有逻辑能力问题，也可能有人品诚信问题，甚至两个问题兼而有之。
为什么？因为现代意义的西方宪政民主，在抽象的意义上确实有、而不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西方宪政”、“西方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议会民主”等等。西方宪政民主在具体机制上是不统一的，但西方宪政民主在抽象原则上是完全统一的。西方宪政民主的这个统一的抽象原则包括四大方面：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缺了其中的任何一条，特别是前三条，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西方宪政民主”。这显然不是一个什么高深的哲学问题，这是任何一个诚实的民主研究者都必须驾轻就熟的基本功。
关键的地方到了。我们的有些学者，就是不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而是专门在一些重大概念上“做文章”。在“西方宪政民主”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老老实实地把“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区别开，而是把“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通通称为“宪政民主”，然后把背后最关键的“政治垄断程度”问题抛弃。
是因为“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说起来麻烦吗？是，也不是。“非西方宪政民主”说起来是不方便，提“东方宪政民主”也确实有点别扭。但更重要的是，大家似乎都觉得“宪政民主好”，所以，提“宪政民主”而不提“非西方宪政民主”就有名正言顺的考虑，名正言顺的考虑也就是混淆视听的考虑，混淆视听的考虑就是糊弄大众的考虑，糊弄大众的考虑也就是学者立场至上的考虑。
事情明摆着，一般老百姓，谁搞得懂宪政民主应该全部包括“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四大方面呢？这只是其一。其二是：笼统而言，“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确实可以统称为“宪政民主”，特别是把背后最关键的是“政治垄断程度”问题抛开的时候。
但是，专家和老百姓的区别就在于，老百姓可能永远糊涂，专家却必须时时清醒，因为专家就是吃这碗饭的。专家除了知道“笼统而言”外，他还应该知道什么叫“具体实质”。宪政民主问题的“具体实质”就是，“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是缺一不可的四大方面，缺了哪一项，就不仅不能叫“西方宪政民主”，甚至也不能叫“宪政民主”；即便你抛开了这四条，“政治垄断程度”问题也抛不开。
郑先生一定要把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往“宪政民主”那靠，好，我没意见，但我有理由要求郑先生，老老实实把新加坡“宪政民主”称为“非西方宪政民主”或“东方宪政民主”。注意，我这里不是在要求他用我所规定的逻辑，我是在用郑先生自己使用的逻辑。郑先生的逻辑是：文化不同，东方的宪政民主可以与西方的宪政民主不一样。对，好极了，是不一样。在学术界，“宪政民主”的四大含义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为了使郑先生所强调的“不一样”更加清清楚楚，我们大家就谁也别混，干脆彻彻底底地把“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分开，让本来就不一样的真正不一样起来。
看一个学者讲不讲理的关键时刻到了。我上面用的完全是郑先生一直信誓旦旦的“东方宪政民主可以与西方宪政民主不一样”的逻辑，按照郑先生自己的逻辑，他应该比任何其他人更希望把“西方宪政民主”和“非西方宪政民主”分开，并用“非西方宪政民主”或“东方宪政民主”去称呼新加坡的政体。但是，我就不，我郑先生就不这么做。你方绍伟说我混，我就混，我就是要把“政治垄断程度”问题混掉。
显然，学问做到这，就已经不是什么真理问题了。那又是什么问题？当然是利益问题，真理必须服从利益（包括精神利益）。碰巧，在我的书架上，郑先生的那几本书正好与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放在一起。搞清楚了郑先生的大逻辑后，我再翻读韦伯的书，就会有更加不同的心境了。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二、三卷只是手稿，有人认为马克思自己已经发现了一卷和三卷之间的矛盾，所以，这部耗时40年的巨著没在他生前全部出版。将心比心，40年的心血变成一个逻辑矛盾，有谁愿意自我否定呢？马克思尚且如此，不要过高要求郑先生好不啦？
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我在北大时，发现大家对陈岱孙老教授十分敬仰，我也感觉他为人特别好，但我认真研读了他发表的唯一专著《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敬仰起来。这些大学问家，逻辑糟起来，那真的不是一般地糟啊。马克思、陈岱孙、郑先生，我认人只认逻辑。群众认为伟大的人，在我这要经过“欺佛踢圣”的关。虚名都是有水分的，虚名喜欢无脑，但虚名最怕的是逻辑。
3，郑先生的大麻烦在哪？
当郑先生说“新加坡是优质民主”时，郑先生的大麻烦就来了。我当然知道郑先生说过，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搞出了不少“劣质民主”，这些我们都看得到。但新加坡的的确确是“非西方民主”，郑先生最多只能说“新加坡是优质的非西方民主”。
“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的最关键区别是什么？“宪政民主四条”中的多党竞选和分权制衡，可以象新加坡那样硬作假，所以，区别的关键是第三条：自由舆论，包括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其中结社自由最重要。自由舆论也是判断“政治垄断程度”的关键。
新加坡的自由舆论在全亚洲属于最差的一档，相邻不太远的菲律宾，自由舆论在全亚洲属于最好的一档。我们都知道，菲律宾的社会经济状况完全无法与新加坡比美，所以，许多人也象郑先生那样，说新加坡的好，接着还说自由舆论的不好。可是，“是非”是一回事，“好坏”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你认为新加坡好，就把“是非”问题与“好坏”问题混起来。我在这些问题上也含糊过，但我主张知错就改，我主张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西方宪政民主就是西方宪政民主，不是就不要死撑，别混，老老实实称之为“非西方宪政民主”，因为称为“专制”或“威权”是不大好听。
郑先生的大麻烦就在于，他想一箭三雕：一是不好听的“专制”或“威权”他不用，二是好听的“宪政民主”他要，三是“宪政民主”里最实质性的“自由舆论”他不给。得，天下数你最聪明，好东西全是你的，高调子全是你唱的，然后别人想要的自由舆论你就是不管，并硬说那东西不好，根本不管人家“好不好都要”的愿望。
郑先生著作等身，但他居然说：“民主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是否竞争出高素质的政治治国人才，是否给人们带来好的生活”。奇怪，没有自由舆论，还有竞争可言吗？谁跟谁竞争啊？李光耀和李显龙自己跟自己玩吗？“政治垄断程度”问题可以装作看不见吗？能因为你觉得新加坡的一党垄断好就硬说竞争不必包含多党吗？“好坏”跟“是非”能是一回事吗？另外，给民主加上“结果好”的含义也要特别小心，西方民主讲“程序正义”，东方民主才讲“实体正义”。东西方民主一锅粥煮，这样不好，要么是脑子不清，要么是故意脑子不清，总之不好。
说着说着，就到了我认为的宪政民主研究者必须过的两大关了。第一关叫做“政治自由关”。我认为，否定西方宪政民主的统一性不是郑先生这样的“民主有益论者”的疏忽，而是他们对一个根本性的“民主难题”的理论回避。这个理论难题就是：“政治垄断程度”是个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政治自由（自由舆论）的开放性及其后果？
这个理论难题，其实正是在策略上批评、但在价值上认同西方宪政民主的所有“民主有益论者”的困境。由于回避了这个难题，郑先生无法告诉我们，多一点即便是“虚伪的”政治自由有什么不好？对谁不好？为什么不好？因此，郑先生也就无法用“一国一个宪政民主模式”去说明“没有政治自由的新加坡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原因很简单，你用“结果好”是无法服人的，西方宪政民主的真谛是“过程好”，是“好的过程让人好好看”，何况“结果好”并不能保证“结果永远好”，除非你象李光耀那样出来说：我说好就是好，争什么争？我自己用“民主公地悲剧”解释了这个“政治自由”的难题，但这个理论现在似乎还没人能懂，这里不提了。
第二关叫做“民主操作关”。由于我坚持“冷酷实证”，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类型的宪政民主，所以我对这一关没有发言权，只有评论权。“民主操作关”说的是，如果象郑先生那样回避西方的政治自由问题，“宪政民主”就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宪政民主的价值、条件、策略等等都变成了一笔糊涂帐，并且是一个强权说了算的操作问题。要害之处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其区别和好坏就变成了永远扯不清的问题。
我注意到郑先生经常对中国的宪政民主指指点点，可由于上述的逻辑问题，我发现他的几乎所有“规范主张”都有问题，他的著作里也只有实证的部分是可取的。在我看来，郑先生的宪政民主理论不是有助于弄清，而是进一步地搞乱了中国人的思想。本来中国人可能只有一个西方宪政民主幻想，现在又因为他这样的学者而多了一个东方宪政民主幻想。郑先生功不可没，可中国政府知道提“宪政”意味着“党在法下”，郑先生想混概念，中国政府认为无法混，因为“宪政民主”与“党的领导”本来就势不两立。
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郑先生最大的麻烦，是让人们永远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晃悠、永远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晃悠、永远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晃悠、永远在一党宪政民主和多党宪政民主之间晃悠。仅此而言，他跟中国的任何苏式学者没有任何区别。当然，比这个麻烦更大的，是郑先生不怕麻烦。反正人活着，有的只是不同的麻烦。我们就不必去猜测这是个利益问题、思维问题还是能力问题了。
有人说，我们干脆不要去管什么“宪政”或“民主”的提法了，就看其中的“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的具体内容吧。可是，这哪里是什么概念问题？那些概念对应的都是具体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政治垄断程度”问题，这个本质问题谁也别想绕过去。你只能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选立场，你不可能回避那些概念对应的具体现实。
我的任务是摆事实、讲道理，你的任务是选择支持还是反对“宪政民主”。你可以像郑先生那样选择支持还是反对特定程度的“政治垄断”，你可以说特定程度的“政治垄断”好或者坏，事情清清楚楚，谁也不要掉入这个“政治垄断”程度的概念陷阱，最后把“利益冲突”的本质问题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