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多年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欧债危机阴霾未散，美国经济数据依然乏善可陈，全球经济正处于艰难的复苏中。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两难”问题增多。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既要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正确把握发展的规律、深化对经济发展本质的把握，充分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积极作用；也要坚定发展信心，运用好宏观政策，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产业升级和经济多样化发展，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稳定的增长。
受全球经济的影响，中国的经济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有人悲观的认为,中国经济必然“硬着陆”。从历史的视角、经济增长规律、经济运行的数据来研判，我们有理由、有信心地预期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依然会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将保持在上限下限合理区间运行。
一从经济增长率来看。按照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测算，中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与日本在1951年、韩国在1977年、及台湾在1975年的水平相当。在此水平上，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经济体年均GDP均保持连续20年增长超过8%。中国1979年以来所采取近似“双轨”的发展战略，保护了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的发展，并通过逐步放开市场准入，逐步培育壮大民营经济，使中国经济得到了33年年均接近10%的快速增长。但是正如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所认为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经济，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具有很强的后发优势。所以说我们有信心预测，在未来20年里，中国经济仍有可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运行下限不是太太的问题。
二看经济景气指数。从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企业景气指数一直维持在120以上，同比均在20%以上，企业家信心指数在116到122之间波动，同步增长在17以上，以上两个主要经济景气指标的情况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步企稳并趋于上升。
三看PMI。2013年8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制造业PMI指数为51.0%，环比上升0.7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上升，升至近16个月的最高值，且已连续11个月小幅超越分界线，表明近期中国制造业活动始终处于低速扩张状态。
四看CPI。自2013年3月以来，CPI同比增长一直在2.1%到2.7%之间运行，说明中国当前所采取防通胀、控物价的措施是有效的，经济运行的上限不会突破。
二、稳增长与调结构相结合的中国转型发展路径探索。
如果没有结构上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库兹涅茨Kuznets，1966）。从世界经济来看，目前世界上所有贫困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没有成功实现从传统农业生产向现代制造业和现代经济转变的国家。如安哥拉、乌干达、索马里、卢旺达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农业生产发展慢，以出口矿产和农产原料为主，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63%，2005年制造业所占的经济份额还低于1965年（林毅夫，2011）。近期的许多研究表明，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困，其原因是经济结构转变滞后造成的。
二战后，部分发展经济学家主张消除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必须通过强力的国家干预，通过出口替代优先发展现代产业来促进结构上的转变，通过实施进口配额和外汇管制来管理国际收支平衡，即实施“直接控制教条”结构转变模式。但拉丁美洲、亚洲等国家在1960年左右已经步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至今已有80%的国家退到了低收入国家或者停滞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中。所以说通过依赖单纯的政府干预来实现结构转变也不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会带来经济持续增长。拉美债务危机在1982年爆发后，以美国为主的双边借贷者要求拉美各个经济体进行一揽子综合性改革，并提出一整套因循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即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方案。但很不幸，“华盛顿共识”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反而使这些国家雪上加霜，走向危机和痛苦的边缘。多数国际学者认为，俄罗斯前10年经济转轨的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俄政府所推行的从西方“引进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渊源的激进转轨政策。故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自1998年以来，一直呼吁经济学家走出“华盛顿共识”和“超越华盛顿共识”。
综上所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可行的经济的转型模式可供直接套用和借鉴。因为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国家，由于其资源禀赋、人文环境和政治制度的不同，相应的经济结构必然是不同的。中国的经济转型的模式应该是一种有底线的结构转型模式，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底线下，稳妥走一条结构调整和稳增长相结合的、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型发展之路。在产业升级、财政、货币、金融、贸易和人力发展方面采取包容、稳健的政策。
（一）产业升级政策。 产业升级关键是国家采取适当的政府干预政策，甄别出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与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事实证明，世界上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发展战略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选择了领先先进国家的成熟产业。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选择了技术成熟的汽车、机械和钢铁产业，后来，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又将日本作为学习对象，选择其成熟的电子、家电等与它们本国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因此，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要选择与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并引入政府干预，通过孵化、特殊补贴以及允许私人企业进入等发展方式。
（二）财政政策。 进一步加大用于对公共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和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外部性投入。鼓励创新和产业多样化发展。
（三）金融货币政策。当前的货币政策应该着眼于经济转型，消除增长瓶颈，推动消费。即能够促进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能力。加大金融体制改革，采取灵活信贷配置规则、利率补贴等限时政策手段。
有序、适当放宽金融的发展政策，消除金融抑制，将地区金融机构、中小银行作为金融系统基础，使中小企业获得足够的金融服务。稳步推进人民币全球化和可自由兑换进程
（四）贸易政策。 采取稳健的渐进式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消除贸易保护主义。
（五）人力发展政策 。 对教育、培训和健康的投资是一个国家促进人力发展最重要的投资，也是结构转变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驱动力。人力资源投资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既防止投资过冷；也要防止过热。
过去的30多年，中国在实施特色的双轨经济发展战略，在投资和出口的强力拉动下，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的“投资马车”和“出口马车”已经出现乏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已经“越跑越慢”。
投资过热。近几年，我国投资率不断提升，导致投资效益递减。1997年我国每1元固定资产投资便可以产出为3.17元，到2012年仅为1.38元。投资回报率萎缩，但融资成本、生产成本、用工成本和原料价格不断走高，出口价格走低，导致企业破产频频，金融风险加大，政府融资性债务不断加大。
消费不足。投资与消费比重失调，我国的消费率从2000年62.3%逐年下降到2011年的49.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但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投资消费比重失调严重影响经济的内生动力。
外需回落。因欧债危机的深度影响，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采取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加大，出口遭到严重打击，很难恢复到危机发生之前。今年二季度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11.0%，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低；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3.8%，比一季度回落4.0个百分点。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多数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处于荣枯分界点50%以下，意味着出口需求处于持续的萎缩状态。珠三角一些从事出口的小企业反映，今年出货量同比下降50%以上，以往海关报关要排队2天以上，现在即去即办，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办好通关。
内需是稳增长的内生动力。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后，投资和消费会进行一个动态调整的状态，投资率下降往往伴随着消费率上升，这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已经出现乏力的时候，消费无疑是被视为拉动稳增长的内生动力。2011年，时任胡锦涛主席在我国加入WTO十周年高层论坛上指出，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达到32万元。2010年，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认为，到2020年我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释放消费需求，对支撑未来20年稳增长8%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
综上，要把经济稳增长从重点依靠投资和出口转移到消费上来，要确立消费为主导的稳增长方式，要拓宽消费领域，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将居民的“吃、住”生存性消费升级到“用、行、游乐、发展”等服务性消费。要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城镇化进程，有效转移农村人口，释放城镇化的消费潜力。
[本文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