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略有加快，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有所好转。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振信心，经济要素配置更加市场化将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中国经济既需要做好“减法”--金融减杠杆、传统产业减落后产能、企业减坏账等，更要注重做好“加法”--在加快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混合所有制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在大改革、大调整中稳中求进、步步为营，实现中高速平稳增长。
国际环境有所好转，有利于提高国际贸易和投资水平
据IMF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6%，比2013年提速0.7个百分点，是金融危机5年来提速最多的一年，全球对2014年的预测都比以往几年乐观。其中，IMF预测2014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6%，比2013年提高1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复苏是良性的，危机后淘汰落后产能比较彻底，基本实现了市场出清，现在依靠页岩气将能源成本降到全球最低水平的成本优势和美国长期拥有的科技创新优势，再工业化顺利推进，实体经济复苏带动2013年美国经济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这并非政策刺激所致，是经济内生动力推动的。美国经济复苏有望从实体经济传导到房地产等领域，多数公司财务和业绩表现达到金融危机后最好水平。货币量化宽松规模的缩减不会改变美国增长预期，经济复苏正在追赶股市的涨幅。QE(量化宽松)退出的宣布不能视为货币政策的转向，美联储希望市场相信自己仍会维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失业率出现反复，不排除美联储的QE操作会出现反复，即在某一时期再度追加QE规模。欧元区经济经历长期结构性调整之后，将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预计2014年欧元区经济有望实现微弱的增长。经济研究机构Markit公布12月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升至52.1，为2011年年中以来的第二高水平，显示出欧元区总体经济形势的好转。但欧元区两个最大经济体继续呈现两极分化，德国制造业活动升至2011年6月以来最高，但法国制造业活动则跌至七个月低点，2014年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仍然十分脆弱。日本安倍经济学两大要点，一是印钞票推高物价指数，二是即将提高消费税，2013年的经济好转是提前消费拉动的，企业投资并没有新的起色，对拉选票有用，但对经济素质和结构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善，政府债务负担率反而进一步提高，贸易赤字也不断提高。日本这种经济改善很难延续到2014年。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可能造成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新兴经济体内部增长动能疲弱、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仍将存在，美元走强可能造成部分新兴经济体资金外流，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动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不稳定因素。总体上，2014年世界经济环境好于上一年，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表现和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的水平，都有望达到金融危机后的最高水平。
中国经济需要做结构调整和财务重组的“减法”
我国在金融危机后犯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利用难得的市场倒逼机会，彻底淘汰落后产能和清算坏账，不仅没有实现市场出清，反而用政策刺激出新的过剩产能和新的坏账。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已达到113%，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90%的阈值。如果将非金融企业、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债务加总，我国全社会的债务规模占当年GDP的215%。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证明，企业债务/GDP高于90%时，就会伤害到经济增长。目前，中国这一水平已大幅高于约70%水平的美国、约50%水平的德国企业部门负债水平，跟重债国西班牙、英国、韩国、日本企业部门一样在100%以上，并大幅高出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在40%水平以下的其他金砖国家。
2014年甚至今后3-5年，中国经济必须通过金融减杠杆、传统产业减落后产能、企业减坏账等实现结构调整和财务重组，不做这个减法，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中国经济不可能出现经济内生复苏力量。
过去的产能过剩问题化解之策是治标之策，主要依靠产业政策行政性手段在强制淘汰，进展不大，甚至一旦有什么新投资机会，又会一哄而上，像光伏产业一样迅速过剩。中国产能过剩不是市场自发竞争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之间盲目竞争的产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列为国内经济主要问题之一，2014年的六大经济工作任务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着力防控债务风险”与此问题相关。中央组织部出台的对政绩考核新规定也强调了对地方债务的考核。只有真正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地方政府从过度干预产业投资的越位行为中退出来，清理取消各地招商引资中违规的优惠政策，停止盲目的地方政府之间的优惠政策竞争，利率市场化才能发挥作用来减少低效无效投资。特别是财政预算阳光化透明化，政府投资信息公开后让全社会监督，预算软约束通过制度变革成为硬约束，化解产能过剩才能治标又治本。
不管中央政府确定的2014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还是7%，笔者始终认为中国要有一个更大力度主动减速来解决市场出清问题，中国有承受减产能、减杠杆、减坏账的能力，目前就业压力仍可承受，财政下滑有存量资金和财产可应对，长痛不如短痛。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不仅在精神层面上提振信心，更会从经济要素配置市场化的规则层面上，大大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大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速规模。我国储蓄率维持在50%以上的高水平，既有投资能力，也有投资需求。在高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节能减排、棚户区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设等领域仍有较大的投资空间。2014年一要继续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二要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率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非银金融和非贷融资来实现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市场化，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切实有效地支持企业投资活动。三要优化政府投资效率，用好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环境治理等公共投资支出。四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
切实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夯实消费增长基础。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城镇低收入群体及农民收入增速和水平都有明显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奠定了基础。我国不断突破户籍、土地、教育等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障碍，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力。2014年一要进一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惠民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重点关注农民工、小型经济组织成员、社会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情况；重视结构性失业问题，鼓励技术教育培训，同时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将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投入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等领域，实现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二要积极培育扶植养老、医疗、保健等消费新热点。尽快促使财政、税收、金融等配套措施积极跟进，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境外资本，打造多元化投资体系，建设多层次养老、健康消费市场体系。三要结合“宽带中国”战略、“信息惠民”工程等，促进信息消费，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
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推动进出口稳定增长。国际经济环境的好转能否变成我国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水平提高的实绩，关键在我国抓住机遇的主动性。2014年，一要加快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形成可复制经验尽快向全国推广，不断探索和总结实践过程中的问题与经验。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天津、深圳等地不同规模自贸区试点，不断探索改革新路径。二要密切跟踪国际服务贸易协定及重大区域自贸区谈判进程，应抓紧练好内功，逐步完善金融、证券、保险、物流等服务业的制度建设，主动与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新标准和新规则接轨。三要加大对国际大通道内外互联互通建设的协调力度，积极推进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加快落实泛亚铁路大通道建设进程，努力开拓国际经贸合作新领域。四要充分发挥“走出去”对外投资项目对出口的带动作用，拓展企业出口途径，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五要抓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低的有利时机，扩大战略性资源进口，提高原油、贵金属等初级产品进口，健全能源、资源储备体系；适当增加农产品、粮食等商品进口，开展大宗商品直接贸易，提高相关产品国际定价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