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两国的经济战略调整从局部上影响了两国的关系，但并未从实质上改变两国的经济共生模式。中美经济的依赖性依然在增强，两国在经济共生模式中的非对称性有所减弱，但并未有实质性改变，因此，若想促进两国在共生模式中稳定发展并获得利益的最大化，需要提升中美经济共生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交往上关系愈加密切，而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也使得中美在经济交往中形成了经济共生关系。所谓共生经济主要是指相互独立的经济组织之间，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大程度上获得经济效益而形成一种同类资源共享或异类资源互补的共同体。而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共生关系主要体现为，二者在全球化的框架下，遵循"利己"的原则，按照国际经济的交往秩序与规则来开展经济交往活动，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互惠关系。
但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美国都各自进行了经济战略的调整。这种战略调整必然会打破中美两国原本的共生模式，促进新的中美共生经济产生。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经济战略调整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后，中美两国政府都依据本国的经济情况而进行了战略的大幅度调整，而双方调整的目的都是为了转变本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战略的调整。自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正在进入缓慢的复苏时期，这也使得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放慢，而在此期间，发达国家为了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又开始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现象，加之欧美等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使得我国的出口市场严重萎缩。与此同时，我国的出口贸易还日益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从国内来看，过去快速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粗放型的资源消耗而换来的，如今国家资源日益匮乏，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原有的经济增长优势已经渐渐减弱，要想经济重新获得快速发展，必须另寻出路。国际环境的状况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使得中国不可能再倚靠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维持经济的继续增长，因而国家必须调整经济发展策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是全面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首先通过提高国民收入，并且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来提高国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促使国民有能力进行消费。其次还要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国民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消除国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释放预防性储蓄，增加货币流通速度。最后还要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农村、农民的消费能力。
二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综合实施多项战略。首先是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并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使得传统制造业由低端向高端发展，产品更加精致化，支持高端设备制造、节能环保以及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其次是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比重。最后是要鼓励创新产业的发展，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培养创新人才，促进创新产业的发展。
三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国家开始推行区域不同、重点不同的区域板块总体发展战略。通过优化空间格局，实施主体功能区计划，在注重区域特色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区域间的市场合作，促进地区间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是通过倡导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五是要积极实施可持续的对外贸易发展策略和"走出去"策略，来提高我国的开放经济水平，实施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
美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较原来的经济策略作出一定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四大战略。
一是再工业化战略。这是四大战略中最为重要的战略，因为美国方面认为，近年来美国失业率的上升、世界竞争力的下降及其带来的贸易逆差的增加等都是由于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造成的。因为其调查数据表明，美国的失业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传统的制造业工人，而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逆差也是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最大因素，因此美国方面为了改善社会就业，扭转贸易逆差，开始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
二是出口总额翻番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再工业化战略，再工业化战略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失业率问题，而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因此美国政府希望通过重振制造业，扩大海外市场来拉动美国出口总额。
三是新能源战略。当今世界资源短缺，新能源对于全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无论是出于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还是为了保护国家的能源安全，进行新能源建设，改造现有的能源结构，都是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之举。
四是重视亚太的发展战略。在亚太地区，集中了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全球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大国，密集的人口、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等都使这一地区蕴藏着无限的经济发展潜力。但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与韩国、日本关系较为密切，而实际上并没有过多的参与亚太事务。但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发现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核心地位已经有所下降，因此美国开始重新重视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实施重视亚太地区发展的经济战略。
在双方的经济战略进行调整之后，并不意味着中美双方的经济共生关系会发生快速的退化或是进步，但是这些战略的调整，对中美双方短期内的经济发展和长期的经济共生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短期内对中美双方经济的影响。中美经济策略的调整，短期内可以从两国的贸易现状以及投资状况两个方面去看。在贸易方面，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中美两国在进出口总额上仍然呈持续发展态势，第一，中美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危机后仍呈持续上升趋势。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增长状态，但在增长率上，在2004年达到进口增长率为31.9%，出口增长率为35.1%之后，随后几年的进出口总额虽然持续增长，但增长率却处于滑坡状态，到2012年，这一数据仅为8.8%和8.4%，但在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状况并没有改变，而且顺差的年增长率基本都在增速上有所缓慢。总体来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并没有因为全球经济的不景气而呈脱离状态，反而双方的依赖性在不断增强。
第二，在中美经济合作共生的经济关系中，二者的对称性趋向平衡。在2002年到2006年间，中国在对外出口上，对于美国的依赖高达21%，在2007年，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中国对于美国的进口依赖一直较低，近几年一直保持在7.3%左右。总体来说，我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对于美国进出口贸易的依赖度保持稳中有降的趋势。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度明显有所上升，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美国对于中国的进口依赖度由原来的6.9%上升到近年来的15%左右，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也较低，只由2000年的1.5%上升到2010年的5%，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市场出口分散度较高的缘故。
总体来看，在短期内，中美双方经济政策的调整并没有削弱中美双方的共生经济关系，而且中国对美国出口依赖性的降低以及美国对中国出口依赖性的增强，都有利于提高中国在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中的地位，促进双方关系的平等性。
在资本方面，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给欧美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而美国的债务水平也由2008年的10万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6.07万亿美元。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仍然增持美国国债并保持在高位。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金额有所增幅。据统计，我国对美的直接投资净额从2007年的1.9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18.11亿美元，投资年增长率高达56%。而美国的对华投资，可以明显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2004年，在此期间美国对华的净投资额平均为40亿美元左右，而到2005年到2011年间，美国对华投资额降至28亿美元，按照这种态势，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华投资数可能会继续呈下降趋势。
从投资结构上看，美国对华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并且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10.7%下降到2011年的2.04%，而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虽然占外国投资比重有所上升，但比例极小，仅由2002年的0.029上升为2011年的0.15%。因此从目前来看，中美两国对双方的直接投资占比都较小。
从上述的中美两国的贸易以及投资方面看，双方的经济共生关系并没有因金融危机和彼此的经济战略调整而发生极为明显的变化。而且由于中国持有较多的美国国债，因而美国对中国资本依赖较强，使得双方在经济共生的过程中向对称性方向发展。
从长期看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的调整，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对实际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效果要经过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其经济效力，并在实践中检验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正确与否。要考察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现状及走向，可以从中美两国经济共生模式的内在发生机制方面来探讨。
中美能够形成经济上的合作互生关系，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二者在产业资源以及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虽然我国目前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模式变化，但一个国家整体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需要长时间进行调整的，因而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因而中美共生的经济基础不会发生改变，而且总体来看，中国具有劳动力优势，而美国具有资本、知识以及技术等要素，双方的这种优势资源也不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因而中美经济合作共生的内在动力机制依然存在。
但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在贸易领域的互补将升级且相互依赖性向更加对称方向发展。因为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变慢，这也就意味着可用劳动力数量上会比以前有所下降，但随着我国教育的普及化发展，受教育人口数量不断增多，人口素质提高，这种变化使得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成本上涨，而且也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未来的5到10年里，中国制造的模式将由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大型工业制成品方向发展，而原本的简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一部分可能由机器代为生产，而另一部分则可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生存，中国技术产业的升级必然也会使中美两国的合作领域有所升级，但总体上来看，美国对我国出口的仍将是以高科技产品以及现代服务，而中国仍然主要出口一些制成品，因此，由比较优势决定的中美共生的内生动力机制仍然存在，但随着中国技术能力的发展，中国在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中的地位将有所提升，进而增加彼此对话的可能性。但由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在中美经济交往中双方地位并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仍然将处于劣势地位，共生模式的不对称性也依然存在，中国的发展只是削弱了这种不对称性却不能彻底改变。
继续改善共生关系的非对称性。在共生经济之中，对称性的互惠系统是最为稳固，同时也是最有效率的互惠关系系统。因而要想提升中美经济的共生关系，还是要继续改变目前的中美经济共生的不对称性，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在中美经济交往中中国合法经济效益的获得，更是能够稳定中美经济关系。而且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对称性加强，就意味着美国要想单方面退出共生关系将面临着巨大的退出成本，
这能够督促美国在处理中美经济关系时更加的谨慎和全面考虑。从中国方面看，要想促进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对称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使传统的制造业升级，并鼓励创新型产业发展，提高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金量与竞争力，从而改变我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中较为低层次的地位，提高其获利能力。二是要继续扩大内需，通过提高人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手段来提高国内人民的消费能力，同时要改善国内市场环境，促使贸易市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以此来平衡中美贸易份额。三是要积极努力创造条件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保证本国货币的稳定性。
加强经济政策协调。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联系加强，同时也增加了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因此当面对国际矛盾与摩擦时，国与国之间往往采取协调的方式，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得共赢。因此，在中美经济的共生关系中，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的框架下进行的磋商机制对于调整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两国进行信息传递和沟通，加深彼此的了解，处理双方在经济交往中的各种纠纷的一个重要平台。此外，这一平台不仅仅只是处理中美双方的经济问题，它在双方共同探讨应对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中美两国发现新的经济合作空间，从而持续生化两国的经济共生关系。
建立常态化机制化管理，增进战略互信。在共生关系理论中，对称性互惠关系被看作是共生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并且所有的非对称性共生关系最终都将向对称性互惠关系发展，但这是从共生关系的理论层面上的推导，而现实社会中的共生关系往往较为复杂，一般来说生物界的共生关系进化以及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共生关系进化较为符合这一理论，但在中美的经济共生关系中，情况则复杂的多，双方的经济共生不仅仅是局限于经济范围内，它还关系着国家的政治、民族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例如在中美的经济共生的关系中，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较为担忧，害怕失去自身原本的霸权国地位和主导权，美国的这种主观政治考量便阻碍了中美共生经济关系自然而然的走向对称性互惠共生形态。因此要想提升中美两国的共生经济关系，需要双方不断进行沟通，加深彼此的战略理解，增强战略互信。
要加强双方的战略沟通就需要中美双方建立一套完整的沟通机制，这主要包括双方常态化的定期沟通机制和预防不定期的突发问题的解决机制。随着中美交往的日渐深入，彼此的利益联系加强，这也使得双方间的经济摩擦增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经济交往合作关系的恶化，因为先进、成熟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决定于双方摩擦的多少，而是在于双方是否有一套完善的沟通、对话和解决摩擦的机制。这套沟通预防机制的建立，能够使得双方在偶发因素、突发事件或是国内政治气氛发生变化等条件下能够及时进行沟通和对话，避免产生双方的猜疑与不信任。因此通过建立常态化机制管理，促进双方的战略互信，能够最大程度的排除双方的主观考量，促进中美共生机制的自然进化，进而提升中美合作共生的经济关系。
（作者为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本文系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问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12S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