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已明确表示“新常态”，我作为研究者领会其内涵，基本判断是我国面临经济运行状态的一个阶段性改变，即原来的状态需要转变到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的常态。我认为，首先它对应的是学术界和相关方面已经共同讨论了一段时间的中国潜在增长率明显要下一个台阶的问题。前面30多年总结下来，年均GDP这一指标代表的经济运行态势，是接近两位数(9.8%左右)的水平，而现在一般认为不可能再维持，可能要降到另外一个区间。关于这个区间的具体量值，这几年宏观调控当局设定的年度7.5%和“7.5%左右”，应该就大致对应着管理部门的一个判断值，从现在看，应该也是今年有望实现的一个状态。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处理得好，即如果中国把自己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基本做到位的话，还有望实现20年8%左右的增长表现；另外一些学者则强烈表示不认同，认为现在7.5%的状态还要继续往下走，继续跌到7%以下，甚至有人说再过几年我们可能只能在5%—6%这个区间状态等。这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共识。
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把“新常态”概念下的当下表现看做是要完成一个以增长速度指标为代表的运行态势的探底过程，在这个探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状态已经有“三期叠加”等说法。我个人感觉，矛盾凸显期、经济运行的换挡期和前段扩张效应的消化期都是不可否定的。在这几期叠加上，我更关心的是我们需要加上一个“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这是我们主观上特别值得抓住的事情，因为要把这个探底过程处理得尽可能符合意愿，即把过去的状态衔接到相对稳定的新常态上，我们能够选择的最关键变量就是制度供给变量。当然，这要伴随着中国打造经济“升级版”的种种努力：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再落到稳增长、惠民生、调结构、促改革。
其中，“促改革”是非常值得我们看重的、可选择的、要把文章做足的变量。如果把“促改革”处理好，新常态演变过程的宏观调控能够和“改革进行时”形成良性互动，那么，我们现在7.5%左右增长速度区间的表现虽然可能还有一个完成探底的过程，但它应该能够相对顺利地“趋稳”，趋稳以后再结合着把各种上行因素调动出来对冲下行因素，通过这些努力应该能够完成一个“蓄势”——“趋稳”、“蓄势”之后，我们追求的是长期的次高增长速度。
这个次高增长速度，我个人认为，粗略地说，虽然现在并没有一个研究主体可以拿出全套的模型处理实证数据并往前预测，来得到一个很精确的、取得共识的判断，但是我们应该有望在7%以上的区间运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现阶段在城镇化和老龄化等大的演进特征面前，潜力、活力的释放空间仍然是清晰可见的。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在前面已有若干轮的建设、升级换代改造之后，现在还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进一步升级换代的要求。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高铁这几个月的表现，不光是过去所说的京沪线上“一票难求”，其他主要线路也是大同小异。这个“局部短缺”所对应的，就是我们可能进一步激发的产能利用潜力、增长空间和需求释放以后由供给回应形成的支撑经济相对高速增长的条件——但必须以改革来放松供给约束，释放供给潜力。这方面，我们的研究群体应该特别关注和加以深入探讨，抓住这个以制度供给激活潜力而最值得争取的前景，通过“趋稳”、“蓄势”进入长期次高增长速度状态，也就是说，把“新常态”和我们应该调动的“新动力”，还有我们在认识上特别强调的“新供给”，有机地结合好。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想简单谈一下对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一些分析。一般观察下来，舆论、媒体更愿意批评“哪些地方做得不够”以及“还有哪些问题”，但客观地总结今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首先还是应该从正面肯定若干亮点。
第一，2014年作为中国全面改革的元年，宏观经济调控的状态显然有为全面改革的展开提供配套条件的特殊意义。年初，我们的经济运行一度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下行压力，调控当局的举措也备受关注。上半年过去之后，我们已经看到GDP一季度是7.4%，二季度又在明显企稳的同时略有回升，达到7.5%。这使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保持在7.4%以上，再结合PMI等先行指标的动态，还有一系列经济指标的综合分析，预计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运行会重演前两年“前低后高”这样一种轨迹，使全年经济增速达到7.5%以上，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虽然要求是“7.5%左右”，但据我观察，现在管理部门感觉最理想的情况是不低于7.5%，而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下半年有望在上半年7.4%的基础上再往上添加一些增长的亮色。如果全年经济增速7.5%左右这样一个引导性预期值能得以实现、再次如愿，其正面效应就是能够稳定市场预期，也能够回应现在我们矛盾凸显过程中动不动就会有一轮“中国经济崩溃”的过度悲观论调，是对这种悲观论调的一种消解。
客观而言，上半年我国宏观调控第一个值得肯定的亮点，是一以贯之地体现了“让市场充分起作用”，加快增长方式转变、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调控理念。哪怕是年初经济下行压力比较明显、市场比较悲观，甚至有新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调抬头的情况，管理部门表示只要中国经济运行仍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政府绝不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这再一次清晰地表明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空间是我们特别看重的，让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排挤落后与过剩产能，已成为促使产业、企业、产品在升级换代轨道上持续运行的有效压力、动力机制。这一点也表明，我国调控当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调控哲理，在复杂局面和压力时段中表现出了稳固的逻辑和坚强的定力。我认为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第二，维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不变的同时，我国宏观调控贯彻了“相机抉择”的原则，实施所谓的“微刺激”，有效推进了“稳增长”，并且提振了市场信心。宏观运行状态的区间掌握和相机抉择原则并不矛盾。我们可以这么解读：调控当局认为无需对财政、货币两大宏观政策“积极”和“稳健”搭配的基本框架来做大调整，但同时又审时度势，灵活运用了经济调控中相机抉择的原则，表现在政府投资安排、财政支出重点和支出进度、货币政策力度和定向宽松以及房地产市场分化演变中因地制宜地淡出限购等方面，做出了必要的“稳增长”举措。舆论界称为“微刺激”、“弱刺激”，但无论怎么说，动作虽然“微”或者比较“弱”，就总体而言，体现了有理、有力、有节，效果已有比较好的显现，市场氛围有所改善，也体现了现阶段我们对宏观调控“艺术”水平的把握在实际生活中有所提升的亮色。
第三，我们鲜明运用的“供给管理”方式和手段，就是注重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强调结构优化(当然也要兼顾一般)。在所谓“微刺激”的投资事项上，我们看到通过适当对高铁、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农村水利设施等项目做出重点支持，既能对经济运行产生适当的景气提升作用，又能在改善民生、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形成综合效应。在财政“结构性减税”的事项上特别强调和实施了对中小微企业的减税支持，这既有利于鼓励“草根”创业和民间资本释放潜力、活力，又有助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雪中送炭。在货币政策几轮适当掌握的“定向降准”中，还是有一些中国特色的、把“存款准备金”这样一个总量调节型的政策工具加以结构化的运用，强调支持“三农”、小微企业等弱势领域，也包括保障房建设等与结构和民生有直接联系的事项，这些都使中国宏观调控中有效供给机制和“需求管理”相结合得到了比较好的发挥。
第四，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可以看到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的有力措施在力求将短期和中长期的目标衔接好。在调控中，政府的态度是坚定地实施减少行政审批、简化企业工商注册程序、压缩政府“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拓展“营改增”的行业覆盖面、推进反腐廉政建设、进行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并且还包括即将在下半年正式展开的财税配套改革——这是全面改革的重头戏，还有多年来大家都意识到势在必行、但迟迟没有动作、而今年终于破冰的公车制度改革等。
上半年调控实际上已对下半年很多、很明显的攻坚克难的改革事项做了比较好的铺垫，体现了宏观调控中把短期状态的掌握和中长期配套改革过程衔接起来的一种全局协调和长远追求。我们感觉在今后几年，这种“进行时”的改革将是决定我们在前面三十几年发展基础上能不能如愿地连通到“中国梦”的决定命运、创造历史的时段。虽然2016年财税改革的基本、核心、重点事项已见眉目，但要和所有改革配套进行。六年多的时间段内，我们攻坚克难的任务显然是非常艰巨的，但是它确实在推进过程中不断进步，这与我们现在所强调的“现代国家治理”这条路越走越宽是一定能形成互动的。
在上半年宏观调控取得比较好成效的基础上，下半年宏观调控应该继续体现它已经形成的一些亮点和特色，但是随着各项改革任务的展开，全局协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可能上升。任何一项改革到具体往下贯彻的过程中，往往称得上是“千难万难”。比如公车改革，现在到实际工作岗位问一问，大家还有很多困惑，对于一两年内能不能按照中央部署在地方全面落实，现在内部讨论也有一些并不明确的解决方案上的问题。不过，首先要肯定的是，能够把改革明确推出来，后面大家应该更多地形成正能量合力来化解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果提出建议的话，我认为，应该提醒有关部门特别重视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有效结合取得的中国特色的初步经验，更加注重供给端发力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跟踪国民经济运行的动态，并且前瞻性地考虑政策储备和项目储备，在全面改革深化推进过程中使宏观调控更好地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向和“促改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功能及效益。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