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Ⅲ”风险加权资本标准的基本原则仍然是有效的，但风险加权方法受制于模型风险，因此，需要有一种度量简单的替代方法，该方法不依靠大量模型，这就是所谓“杠杆率”方法背后的逻辑。
2009年初，在本次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市场对英国主要银行合计权益资本的估值不到总资产的2%。换句话说，市场认为这些银行的平均杠杆率超过了50倍。按监管标准计算，这些银行的杠杆率“只有”30倍左右。如果按风险加权方法计算，这些银行有6.7%的普通权益资本——远高于2%的最低标准。一级资本比率接近9%。
当然，这是市场恐慌最严重时的情况。此时市场给出的信息非常明确。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市场根本不相信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公开数据。市场做出相应反应，融资市场陷于停滞。
这一案例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财务报告很重要，它在任何时候都重要，但在市场出现压力时最重要。2008和2009年，欧洲领导人之间就盯市（marktomarket）规则，以及将资产从银行的交易账户转移至银行业务账户中等问题所进行的激烈争论，对此我记忆犹新。危机前，我不敢想象欧洲各国的总统和总理会争论如此晦涩难解的问题。但不管晦涩与否，这些问题对许多系统重要银行的生存至关重要。
第二件事是当压力增大时，投资者对监管资本框架的信心如此之低。从本质上讲，除了纯权益资本，市场不认可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由于不相信风险加权方法，市场将权益的价值降低到前面提到的比率。
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是对的。资本充足率是一种幻觉。
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以避免出现类似幻觉？我们应当如何度量和确定银行的资本数量？杠杆率（leverageratio）能发挥什么作用？
我们也需要关注非银行金融业。因为我们强化了对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的规则，所以存在着风险从银行转移到非银行业的危险，这里也涉及到本次危机前的另一个幻觉——流动性幻觉。
改革资本框架
在2008年和2009年，市场显然不相信银行的资本和资产数量。资本不仅是纯权益，一级资本还包括了所谓“混合”资本工具——假设可以转换成权益并吸纳损失的债务工具。然而事实证明，这类工具吸纳损失的能力是一种幻觉。
另外，权益本身也被若干因素所扭曲，这些因素包括递延税资产，即只有在盈利情况下才能实现的税收抵扣，因此在危机情况下没有用处。而且银行确认损失的过程很慢——这导致了资本比率高估。
就银行资产而言，2008年计算监管资本时，主要银行都在用自己的模型评估其资产组合的风险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以来，国际资本充足率标准——“巴塞尔标准”——就一直强调经风险调整的资本。这是基于银行的资本数量应当反映其资产风险状况合理原则。
随着“巴塞尔标准”的演变，银行越来越多地使用内部模型来评估其资产的风险状况。在1996年开始时是评估交易账户中的资产，到2008年改为“巴塞尔资本协议Ⅱ”时，内部模型也用来评估贷款账户中的资产。当然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监管的目标是银行自己管理风险。但随着银行体系的杠杆率越来越高、资产负债表越来越大，银行度量（主要使用内部模型）资产的风险状况却下降了。
在1997～2007年的10年里，英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相对于经济规模翻了一倍。
但在相同的10年里，英国主要银行资产的平均风险加权却下降到约40%，比此前的10年下降了约1/5。
结果是，银行资产的增加没有导致资本的相应增加。
当危机爆发时，不仅大量资产的风险状况比估计的要高很多，而且市场对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框架的信心也烟消云散。
去年11月，财政大臣责成英格兰银行的金融政策委员会研究英国是否应在2019年之前引入杠杆率规则。图为英格兰银行大楼
通过新的国际资本标准“巴塞尔Ⅲ”，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来解决风险加权方法的缺陷。我们已经提高了监管资本的质量。由于不能承担吸纳损失的功能，“混合”债务工具不再作为一级资本。同时也要求银行尽早确认损失。递延税资产也从监管定义的资本中扣除。
银行现在必须持有的最低普通权益资本已经增加到占风险加权资产的4.5%。
另外，我们建立了资本缓释机制。通常情况是，当一家银行低于最低标准时，采取救助行动已经晚了。在接近最低标准时，由于银行通常必须大幅度降低杠杆率，所以这会对实体经济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已经设计了一种机制，要求银行持有超过最低标准的大量资本。如果普通权益资本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7%，银行就将面临奖金和红利分配的限制。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来说，持有的资本缓释更高。
这类资本缓释应该可以使银行有更大空间来吸纳损失，而不必给贷款踩刹车。
在等式的另一边，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严格计算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我们正在分析能否改善风险加权的“标准法”，即银行使用监管机构规定的风险加权计算方法。
由于上述工作，金融业的资本数量已经大幅度增加。从全球角度看，大型银行目前持有权益资本增加了大约5000亿美元。英国主要银行增加了权益资本1500亿英镑。这些银行的杠杆率下降了大约一半。
平均看，英国主要银行持有“巴塞尔Ⅲ”标准的普通权益资本比率达到10%。大体上是危机前水平的一倍以上。
然而尽管风险加权方法得到彻底改革，但这种方法仍然依赖于数学模型，而且大型银行是依赖于内部模型来确定风险大小。因此，风险加权方法本身也受制于业界所称的“模型风险”。
这听起来可能像某种难以理解的技术问题，但其实不是。实际上，这是风险加权方法的根本重大缺陷。
数学建模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模型也许是我们预测未来的最佳方法。但归根到底模型只是对现实世界的租略和简单化描述。模型必须根据过去的经验设计和校准。
当发生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事件时，如美国全国住房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基于过去数据的模型就很难准确预测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在本次危机的初期，当市场价格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时，一家投资银行的首席财务官曾说过“我们正在经历的事，其发生概率在25个标准差之外，连续几天都是如此”。
25个标准差之外的事件，即便在整个宇宙的历史中，也只预期会发生不超过一次，遑论连续几天接连发生。教训是银行使用的模型是错的。
英格兰银行目前正在与欧央行及其他国家的央行一道，设法鼓励在欧洲重建一个有活力的、简单、透明的证券化市场。图为英格兰银行决策者，左二为行长卡尼，左三为副行长康里夫
即使可以对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建模，也很难对金融业不同部分之间复杂和模糊的关联性（Interconnectedness）建模，在市场出现压力时，这种关系会增加风险。
另外，允许银行根据监管资本规定使用内部模型来计算其资产组合的风险度，也敞开了风险博弈的大门。
无论是否是有意，银行一般倾向于不太保守的模型假设，因为这类假设会导致较低标准的资本规定。尽管监管机构的模型审核程序可以防范这类风险，但在实践中很难及时跟踪大型国际银行的风险状况变化，因为这往往要涉及若千个内部模型。
“巴塞尔Ⅲ”风险加权资本标准（即银行资本应当与其资产的风险状况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仍然是有效的。但仅有此标准还不够。风险加权方法受制于“模型风险”，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简单的替代方法，该方法不依靠大量模型。
这就是所谓“杠杆率”方法背后的逻辑，这是一种未加权的银行权益资本与未加权的总风险敞口之间的简单比率。
当然，这种方法本身可能意味着银行资本对风险程度不够敏感。对任何一定数量的资本而言，这种方法会鼓励银行持有风险高的资产。
但如果同时使用风险加权的方法，作为度量资本充足率的一种补充，杠杆率方法可以防范模型风险。这反过来可以使资本充足率的总框架更加有效稳健。
杠杆率通常被描述为是“前端”(frontstops)更复杂的风险加权方法的“后援”（backstops）。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恰当的描述。杠杆率不是一种人们希望或假设永远都不会使用的“安全网”。
相反，银行资本充足率会受到不同风险的影响，因此需要用整套不同的镜头加以审视。根据资产的风险状况来度量银行的资本可以防止银行承担过多资产的风险。使用杠杆率可以防止银行管理模型风险的缺陷。
对单个银行来说，杠杆率或风险加权资本比率哪个更重要，取决于这家银行面临哪些重大风险。
尽管在2019年之前不会确定一个具体标准，但关于杠杆率国际标准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去年11月，财政大臣责成英格兰银行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ePolicyCommittee,FPC）研究英国是否应在2019年之前引入杠杆率规则。
据此，英格兰银行上周发布了一份关于杠杆率与风险加权方法如何一起发挥作用的征求意见稿。
非银行金融业的发展
在改革银行资本充足率框架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在银行流动性框架方面，我们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但随着我们强化受到监管的银行业的监管框架，很多人担心风险会转移到未受监管的机构。简言之，在未受到类似银行监管的领域，正在出现类似银行业务和承担类似银行风险的行为。
许多此类忧虑都使用了“影子银行”的表述。
我认为“影子银行”，像“后援”和“前端”一样，是一个没有裨益、且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需要清楚的是，我们希望看到经济中有更加多元化的信贷提供渠道——既有更多银行的融资，也有更多非银行的、基于市场的融资。
因为对许多国家来说，本次危机的另一个教训是，信贷的“银行一元化”（bankingmonoculture）风险可能非常严重——银行受到重创时会导致信贷紧缩，使实体经济无法从其他形式的金融中介获得融资。我猜想美国之所以能够从危机中较快恢复的一个原因是经济中有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正是由于此原因，英格兰银行目前正在与欧央行及其他国家的央行一道，设法鼓励在欧洲重建一个有活力的、简单、透明的证券化市场。
但重要的是，类似银行业务不能以不受控制的方式将银行体系的风险转移出去，这会造成同等重大的系统性风险。
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金融稳定风险，包括非银行金融体系，英格兰金融政策委员会有法定责任去识别、评估、监测和采取行动。金融政策委员会有权就监管何种业务以及信息收集方面的权限等问题向财政部建议。
这不是一项无足轻重的工作。在英国，非银行金融业几乎与银行体系一样大，剔除衍生品约5万亿英镑的资产总额，几乎所有这些资产都是管理资产（assetsundermanagement），其中投资基金行业占1/3，对冲基金占10%～15%。
从全球看，非银行金融业的资产已超过70万亿美元，
大体相当于全球的GDP。
其中，投资基金管理的资产，以及代表非银行金融机构客户，包括保险和养老金管理的资产在过去10年里增加了一倍，超过了60万亿美元，大约等于全球GDP的90%。
非银行金融业的资产目前相当于商业银行体系资产的70%。这些资产的管理变得越来越集中。5家机构目前管理着大约13万亿资产，约占总数的1/5。
因此，全球评论家和监管机构都非常关注此类业务的发展就不足为奇了。
快速增长本身没什么不对。但当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快速发展，并达到占全球GDP的90%，且业务高度集中时，监管机构应认真分析这一趋势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稳定理事会将于今年11月向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的二十国峰会提交报告。图为今年6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代表会议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将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以及管理这些基金的企业的相关问题包含在其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工作当中。今年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了关于确定此类机构方法的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得到的反馈结果，金融稳定理事会将于今年11月向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的二十国峰会提交报告。
我们必须承认，同银行相比，投资基金面临完全不同的风险，也会带来不同的风险。投资基金一般是代表投资者管理资产池，投资者最终承担投资风险。投资基金也可以借入资金（增加杠杆率），但一般会受到限制。
资产经理是基金公司的代理人，代表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决策要符合投资者的目标和商定的理念。
尽管投资基金一般是低杠杆率的和实行代理经营模式，但它们也会对金融稳定造成风险。虽然持有的资产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投资基金通常向投资者承诺当日或第二天赎回资金。因此，与银行一样，投资基金也面临流动性风险。
从金融稳定的角度讲，一个担心是，在市场紧张时，为了满足投资者赎回的需求，大量出售资产可能会干扰系统重要性资产市场，尤其是在一家或几家基金公司的市场份额很大的情况下。
到目前为止，历史上很少有由基金公司引发的金融不稳定的例子。但我们不应当因此而放松警惕。基金公司的规模和市场环境现在都完全不同了。
例如，基金公司对新兴市场资产和高收益债券的投资在过去5年里增加了4倍。目前不清楚在这些市场上多大数量的快速赎回不会造成市场的混乱。1年前流动性出现“瞬间消失”（tapertantrum）的现象就是一个潜在事件的指示器。
由于市场的变化，这种风险可能已经变大。有金融界人士担心，对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框架的改革可能对市场流动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监管机构非常关注这些担心，正在认真进行研究。
但我们不应当将恢复危机前的流动性条件作为一个目标。危机前，流动性风险溢价非常低，因为对流动性风险的定价被低估了。做市商可以用非常危险的高杠杆率进行融资，期限非常短，而且对这类业务的风险权重也非常低。
因此，交易商可以持有较大库存，并可轻易满足做市需求的转移。但它们也非常容易受到资产价格下跌和批发市场条件收紧的影响。当面临市场压力时，它们会被迫放弃做市活动。
总之，当市场条件变得严峻时，像银行资本一样，市场流动性也是一种幻觉。
当监管规定更加严格后，当投资者希望抛售资产时，做市商吸纳库存可能变得更难，市场流动性可能在较早时点开始下降，市场流动性完全消失的风险应得到显著降低。但市场参与者将无法永远可以在想要的市场上和在想要的时间内出售想卖的东西。
投资者需要认识到市场结构的这种变化并做出相应调整。
在这方面，一个也许值得注意且当下非常令人疑惑的现象是，当市场参与者似乎对流动性和监管政策的影响感到担心时，流动性风险溢价却似乎受到压缩。这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前流动性风险定价是否恰当。
结语
中央银行当然担心新的风险。但我不想让大家得出金融稳定领域没有得到改进的结论。我认为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框架显著改进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当英国同时实行杠杆率和风险加权方法时，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机制就会显著增强，因为可以防范模型风险。
就非银行金融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影子银行”——而言，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认为英国和欧盟正在出现融资渠道多元化的积极变化，尽管依然任重道远。
同时，金融监管机构也在密切关注风险是否从银行业转移到非银行业，并在其他领域累积。
金融政策委员会近期首次分析和并评估了英国受到监管的银行体系之外的风险状况。
这次评估非常困难，因为这一领域的数据不完全。我们已经开始改变这种状况。但本次评估的结论是，根据当前的风险评估和世界范围内的政策建议举措（包括金融稳定理事会预计年内完成的针对影子银行的工作），目前不需要改变英国的监管框架。
从金融稳定的角度讲，我担心目前我们恐怕只能做到这么多。金融业瞬息万变，风险变化和积累异常迅速。因此，金融政策委员会需要不断评估来自非银行业的风险，至少每年一次。
在这方面，与针对银行业一样，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和监管风险，而且要随着准备采取应对措施。
这是保持金融稳定和防止幻觉再现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