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群众运动，可以分为两类：政府运动和国动。前者如慈禧插手的后期义和团运动，袁克定之流炮制的拥护帝制市民游行，五六十年代“反帝反修”的一系列百万人集会游行，以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者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1946年反对苏军在东北暴行的学生运动，以及1989年的民主运动。尽管近期发生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游行的背景比较暧昧，不乏政府试图加以利用的种种痕迹，但仍然可以将其列入国动之列，是五四运动的后继者。正如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群众性反日运动背后有袁世凯政府操纵的影子，却不能将其列为政府运动。
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曾撰文对国动进行总结并提出希望，他的观点对于今天的国动发起者和参与者来说，仍然是具有启发性。
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因此，他希望把这一运动扩大起来，把方向转到内政方面。因为“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没有“半内政”性质或者紧接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群众运动，通常是“无结果”的。他提出了真政治运动（国动）的七项特征：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第二，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第六，运动之方法，为散布印刷品，为公开演说，而聚众示威。第七，运动之结果，为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
梁启超曾说：“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国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但是，国民政治运动首先还是要论成败的，成功的国动是要能够争得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或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其次，不同的运动在“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的政治教育上的程度与方向也是有差异的。用梁启超的国动观来衡量，眼下的反日运动是低级的国动。
第一，梁启超最寄以希望的是“对内的”、“内政的”国动。他高度评价了“国民废兵运动”，认为这个运动比五四运动有所进步，因为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这两件，我确认为内政的国动不能发生的主要原因，但我以为今后运动方向，非由外转到内不可”。“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移到内政方面。”他又提出了内政的国动的十项条件：第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第二，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第三，要公开不要秘密。第四，要在内地不在租界。第五，问题要大要普遍。第六，问题要简单明了。第七，要分段落。第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第九，运动不妨断续，但要继续。第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八十多年过去了，国人还在做“简单”、“容易”的运动，还没有“把运动方向转变”，这充分反映出中国政治发展的迟缓。
第二，即便是围绕外交问题的国动，也应当含较多“督责政府的意味”，否则，“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作秀”。试问，六十年代反对“美帝”的示威和火烧英国代办处，对于美英两国的外交政策，真的起到过什么作用吗？对外的国动，也应当是针对本国政府，反对专制的，绝不能是针对本国人民，反对自由的。让我们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眼下反日运动的两大举措。
一个举措是反对日本“入常”的千万人大签名。其发起者准备把签名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是搞错了对象。安南又不是中国的选民选举产生的，哪怕上亿中国人签名，对他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国人的签名应当针对自己能够施加影响的对象——由自己选举产生的中国政府。签名信所要求之事项应当是“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的事项，譬如说：指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在日本“入常”表决时投反对票，撤回驻日大使，废除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中日断交，等等。总之，国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本国政府在外交问题上违背民意、独断专行，而不是向外国政府施压。能够向日本政府施压的是日本人民，中国人如果想要越过日本人民，直接向日本政府施压，甚至以威胁在华日本人和日本企业利益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压，起到的更可能是反面效果。
另一个举措是号召抵制日货。这纯属是针对本国人民和反对公民自由的反动愚蠢之举，只会让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笑掉大牙。号召抵制日货的人常常想到的只是手机、数字照相机、化妆品之类的，而忘了大宗的化肥、钢材、机械。像笔者这样的城里人，当年都穿过用日本进口尿素包装袋缝制的衣服，更不用说农民兄弟了。大学里和IT业的青年“骄子”，根本不会想到上千万向日本出口农产品的农民和几百万日资企业中的“打工妹”、“打工崽”的切身利益。从军事上说，“伤敌一千，自损三百”还可以接受，“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就不能接受了，更不用说“伤敌一千，自损三千”了。请注意，在贸易战导致同样GDP损失的情况下，由此造成的失业中国将是日本的十倍。历史上颇有一些群众运动是反对公民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运动，譬如说二十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三十年代的抵制日货运动。基督教徒虽然是中国的少数人群，但你今天同意“反基”，明天就要同意“反穆（斯林）”，后天就要同意“反佛”，大后天就要同意“反无神论”，因为现在一些有势力的人正在酝酿“儒教”的国教化。今天你同意抵制日本的物质产品，明天就要同意抵制日本的精神产品与文化，后天就该取缔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了。小说和电影《林家铺子》反映了小商人在当年抵制日货运动中的种种苦楚，今天，已经开始有一些日本轿车的车主品尝到类似的痛苦了。
无庸讳言，眼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国动是非常不符合梁启超的国动理想的；但是，理想的国动只存在于书本上，现实中的国动从来都是有缺陷、有瑕疵的，甚至与正确的方向有着几十度的偏角。譬如说，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就与“台独”运动裹在一起。民主派面对眼下反日运动的尴尬，类似于共产党当年面对“黄色工会”运动的尴尬：参与吧，运动是“黄色”的，不参与吧，又没有其他的工人运动能够发动得起来。民主派的抉择也应当是类似的：参与进去，才能有助于遏制其消极因素，发挥其积极因素，并推动“方向的转变”。
正如梁启超所说，像五四运动那样的对外的国动，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含义。现在的当权者是要利用其中民族主义的成分，为自己“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服务。民主派则要更多地发扬运动中的民主主义成分，让国人在游行示威活动中学习公民政治，学习当理性负责任的反对派。
梁启超指出：“这种运动，在人类政治生活上有什么意义呢，依我想，最重要的有三件。第一，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做政治问题。”“第二，使多数人认识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进可能性’。……信得过这种种事业有‘可能性’，自然政治生命常带活气。”“第三，使多数人养成协同动作之观念及技能。国动虽然也需有指导的人，但他的性质，纯是多数共动，不是一人独动。……要养成互助协作的习惯和技能，断不是靠口头提倡所能办到，总须找些机会，常常作实地练习。国动，是拿很松很宽很暂的团聚试行协同动作，做过一次，那习惯兴味技能便长进一次。所以致密坚强之民治组织，非经多次运动而且常常继续运动不能成功。”第三个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曾发生过一次罕见的“内政的国动”，但是由于国人普遍缺乏必要的“习惯和技能”，而丧失了大好的历史机会。现在当局既然给国动开了一条窄门（参见附录），就应当利用好这个机会，作“养成互助协作的习惯和技能”的“实地练习”。从网上登载的上海416游行的两个游行通知（《关于在我市组织群众反日游行的实施细则》和《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里面的一些口号是我们不赞成的——中不难发现，只要是真正的国动，就能够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就能够促进警民之间、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的良性互动，就能够起到逐渐地“养成公民”和“养成政治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