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产登记最主要的制度目的，是保护合法产权、防范交易风险，但其衍生价值与派生功能，也可以与反腐败形成良好的对接。
12月22日，酝酿多时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公布。6章35条，从适用对象、执行部门，到登记程序、信息共享和法律责任，都有详细规定。
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这是物权法明确规定的原则。《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出台，意味着以登记的事实来确定物权变动有了具体的操作性方案。作为我国物权法确立的一项新制度，其最主要的制度目的与制度价值，是保护合法产权、防范交易风险，以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
不过，在当前的语境下，人们对这一制度还有一个“溢出期待”——希望它成为一个制度利器，再次开出反腐败的工作面来。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待，即便未出现在条例中，“以人查房”也迅速成为热词。
应该说，不动产登记制度本身建立的目的、意义，并不直接指向反腐败。但也要承认，这项制度包含的衍生价值与派生功能，完全可以与反腐败形成良好的对接。比如，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适用人员可以纳入反腐败目标，建立的相关数据系统可以为反腐败提供发现功能，相关信息共享机制可以提高反腐败的效率。
当前，反腐败面临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形势依然严峻，仍然面对一定的阻力和挑战。要让贪腐者无处容身，反腐败在制度配套与基础数据方面，就必须不断完善。在这种背景下，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出台，自然会凝聚起人们对反腐败的期待目光。
事实上，当登记成为权利保护的重要手段，不动产登记制度本身会形成一种倒逼效应，让官员财产情况纳入到这个平台之下。毕竟，如果不动产的拥有者没有对相关产权进行登记，就会使得房产、土地等不动产权利归属和转让存在隐患。而且，不动产登记本身也会通过发挥制度的强制约束作用，来助推官员财产登记的进一步实现。这样一个“确权”平台，无疑是深入推进反腐败的重要前提。
在信息共享方面，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确保国家、省、市、县四级登记信息实时共享。此外，国土、公安、民政、财政、税务、工商、金融、审计、统计等部门也会因此不断加强彼此之间不动产登记有关信息的互通共享。这样的信息共享机制，自然容易为反腐败提供及时监督的功能，而且会极大降低反腐败的成本，提高反腐败的效率。也就是说，不动产登记制度对于反腐败来说，既可以发挥配套辅助制度的作用，成为构筑制度反腐笼子的重要支撑；也可以作为反腐的辅助工具，发挥新的反腐利器作用。
当然，让不动产登记制度与反腐败形成良好对接，还有很多需要弥合的断裂地带。不动产登记机构、信息共享单位及工作人员有保密义务，不可能让人想查就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法定程序赋予公权力机关查阅权，更好满足反腐需要？如何把不动产登记衍生出的种种反腐功能，纳入制度反腐败的框架下来保证其正当性？这一切，显然还需要更多探索。
任何一项制度的功能都不是单一的。对于不动产登记制度来说，发挥其反腐败作用，符合制度正义的需要，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民意要客观看待这一制度反腐功能，社会治理者也要拿出勇气和决心，让它积极承载起这样的民意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