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旧常态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算起，截止时间可以确定为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旧常态时期中国经济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高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粗放。中国经济主要依靠资源能源投入来拉动增长，积累了比较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三是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1978年以来，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四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虽然3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理顺。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过渡态时期。经济过渡态时期从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计约5年左右时间。过渡态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经济过渡态有四个特点：一是新旧形态掺杂，既有旧的形态，也有新的形态；二是经济不太稳定，由于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过程中，总体表现不太稳定；三是不可持续，既然经济不太稳定，我们就不希望它持续太长时间，而是希望它尽快进入新常态时期；四是存在经济结构调整阵痛，一些产能过剩行业、附加值较低的行业项目将被淘汰，必然伴随着部分企业破产的阵痛。
■经济新常态时期是指2016年或2017年以后的5年、10年或更长时期。经济新常态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状态。它有三方面内涵：一是新常态有很多新的表现形态，既与旧常态时期的形态不一样，也与过渡态时期的形态不完全一样，新形态集中体现为六大特征；二是新常态应是相对稳定的、是均衡的。如果经济还在急剧变动，还在增速换挡，还在调整阵痛，就还没有进入到新常态时期；三是新常态应是可持续的。因为既然是常态，那就不能很短暂，就应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的主要动力只能是“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是健康、可持续的。中国目前的许多制度还不成熟、不合理，正因为不成熟、不合理，还可以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变革的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还有巨大的释放结构生产力的潜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未来中国经济三大发动机
制度变革 中国目前许多制度不成熟、不合理。可以通过制度变革来释放生产力 结构优化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与加速发展阶段，有释放结构生产力的潜力 要素升级 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是健康、可持续的，有很大提升空间
时间 特点 旧常态 1978-2012 经济高速增长、增长模式粗放、重化工业为主、政府主导经济 过渡态 2012-2017 新旧形态掺杂、经济不太稳定、持续时间不长、结构调整阵痛 新常态 2017- 出现六大特征、相对稳定均衡、可持续稳健发展
最近一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判断，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新战略。既然有“新常态”，就一定对应着一个“旧常态”，同时从旧常态到新常态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态”。本文重点探讨中国经济从旧常态到过渡态再到新常态的路径和对策。
以前的经济旧常态
经济旧常态时期从何时开始算起？笔者认为有两种算法：一种是从1978年或改革开放启动时算起，另一种是从2002年开始算起。截止时间可以确定为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
旧常态时期中国经济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经济高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2003-2007年期间更是达到了年均11.6%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增长史并不多见，故有人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第二，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粗放。在此时期，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规模资源能源投入来拉动增长，以致积累了比较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据华冬芳等人采用索洛余值法估算，1979-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24%。同时，投资效率较低，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第三，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2000年以来重化工业更是快速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直至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的占比。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增加工业产值，成为各地的主要追求目标。
第四，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各级地方政府程度很深地直接参与了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很频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理顺。
目前的经济过渡态
经济过渡态时期从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计约5年左右时间。过渡态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态时期，未来两三年仍然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过渡态的内涵。内涵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新旧形态掺杂，既有旧的形态，也有新的形态。第二，经济不太稳定，由于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过程中，总体表现不太稳定。第三，不可持续，既然经济不太稳定，我们就不希望它持续太长时间，而是希望它尽快进入新常态时期。第四，存在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因为过渡态时期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一些产能过剩行业、附加值较低的行业项目将被淘汰，必然伴随着部分企业破产的阵痛。
然后，我们来看看过渡态时期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第一，在过渡态时期，新一届中央领导已有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方针，如强调推进全面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提出要适应新常态，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平稳度过过渡态时期。
第二，平稳度过过渡态时期需要口袋里有一些“子弹”，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子弹。比如说，目前的财政赤字不是太多，还有扩大财政赤字的空间，同时还有进一步释放流动性、降息降准的空间，还有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利用巨额外汇储备扩大对外投资、推进“一路一带”等重大战略的空间，还有强力稳稳的空间。
第三，目前已积累了向新常态过渡的一定基础。如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在稳步提高，2014年前三季度已经达到了46.7%，还在进一步上升过程中；就业的压力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大；政府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比GDP增幅更高一些；中西部地区、新兴城镇和新兴农村地区有不少发展的回旋空间。
最后，我们来看看过渡态时期面临何种挑战和不利条件。
第一，过渡态时期多种问题在碰头。不仅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有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问题，不同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考验着党和政府的调控智慧。同时，国内问题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
第二，过渡态时期面临着诸多的两难选择。比如稳增长与调结构、稳增长和控风险、稳增长与促改革、稳增长与保环境之间，都存在两难选择。许多人认为，改革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其实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一是改革的目的是多元的，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等，有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不得不牺牲一些经济增长，而且社会公平确已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是部分改革有可能震破泡沫，影响经济增长。同时，稳增长与保环境（或建生态）之间也存在两难，要想有好的环境，经济增长速度就不能太快。这些两难问题需要我们通过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去解决，需要像“走钢丝”一样去维持平衡。
第三，在过渡态时期需要花较多的精力防范、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过去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积累了一些风险和泡沫，化解这些风险和泡沫仅靠改革、转型和创新还不够，还需要运用其他一些特殊的手段，特别是挤泡沫和释放风险的手段。
经济新常态时期是指2016年或者2017年往后的5年或10年甚至更长时期。经济新常态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状态。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有三个方面。第一，新常态有很多新的表现形态，既与旧常态时期的形态不一样，也与过渡态时期的形态不完全一样，新形态集中体现下述六大特征中。第二，新常态应是相对稳定的。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应是均衡的。这也是常态的应有之义。如果经济还在急剧变动，还在增速换挡，还在调整阵痛，就还没有进入到新常态时期。正因如此，真正的新常态是几年之后的事情。第三，新常态应是可持续的。因为既然是常态，那就不能很短暂，就应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经济新常态是一组由多种新常态构成的画卷，有如下六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今后五年左右6%-8%的中高速增长，再往后可能是更低的中速增长或中低速增长，因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达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就要下台阶。当2030年前后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后，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到当今西方发达国家2-4%左右的水平。
第二，经济结构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排放结构的新常态。其中，产业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比重占主导地位，并越来越高，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区域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新型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进一步缩小；排放结构的新常态表现为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逐步减少，氧气、水蒸气的排放逐步增加。
第三，经济质量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经济效率（劳动力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第四，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原来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简单说即改革、转型、创新）拉动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结构内部，由主要依靠外需转为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转为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转为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第五，财富分配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主要实现国富转为主要实现民富，由少数垄断行业富裕转为各个行业共同富裕，由少数人暴富转为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也就是说，要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收入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让广大老百姓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第六，制度环境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由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为市场主导型经济体制，政府则由权力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由经济型政府转为社会型政府，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同时，按照依宪治国、依法执政的要求，由人治转向法治。
对策一：加快推进全面改革。全面改革，一方面可为向新常态平稳过渡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释放改革红利、培育新增长点，为进入新常态奠定基础。因此，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根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加快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六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推动“六位一体”改革，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八组主体之间的关系——党与人大、政府、政协、民众等其他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在资源环境权益方面的关系、民权与特权的关系、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对策二：全面推进七大转型。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也就是经济全面转型的过程，推进全面转型也就是推进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具体来说，包括七个方面的结构转型。
一是要素投入结构转型，即由原来主要依靠劳动力、资金、资源能源等一般性要素，向主要依靠人才、技术、信息等高级要素转型，实施创新驱动。
二是排放结构转型，即增加氧气、水蒸气等好的排放，减少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不好的排放，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即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或高度化、产业高端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低碳化、产业融合化、产业国际化、产业信息化等。
四是区域结构转型，即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建设全国统一市场。
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即前面已提到的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或者说制度改革、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
六是财富分配结构转型，即通过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实现收入财富的公平分配。
七是发展目标结构转型，即由原来主要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向主要追求经济质量和效益转型，由原来主要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向主要追求有形物质增长和无形财富的共同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型。
对策三：推进多层次创新。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含服务创新）、模式创新等内容。观念创新主要解决思想市场的建设问题，培育全民的创新意识。
技术创新必须落实到产品和工艺创新层面，而不是制造很多华而不实的“科研成果”。管理创新包括管理手段的创新、管理内容的创新和管理服务的创新等。模式创新主要指发展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总之，全面实施创新驱动，通过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
对策四：全力控制风险。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积累了一定的风险，这是我们向新常态过渡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向新常态过渡是否平稳，主要取决于能否控制好风险。控制风险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解决好存量风险，主要是锁定、释放和化解存量风险；另一方面是控制好增量风险，主要是减少增量风险，同时要有底线思维，做好应对风险冲击的准备。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经济增长客观上有哪些动力？
第一组动力：需求边动力。即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过去多年来，很多人将其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增加消费。我们不能否认，这“三驾马车”确实是经济增长需求边的短期动力，但也要认清：它们仅仅是需求边的动力，短期的动力，而且是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的动力，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第二组动力：要素投入动力。即通过大规模要素投入也能带来经济增长。众所周知，在生产函数关系式中，等号左边是GDP或者产量，等号右边就是资金、劳动等生产要素。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生产要素投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组动力：效率提高动力。在生产函数关系式中，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解释。也就是说，提高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也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
其中，制度变革或改革通过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消费者和投资者预期等途径释放生产力；工业化（含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通过将人口和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或区域向高效率部门或区域转移释放生产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通过直接提高要素生产率和国民经济运行效率释放生产力。
第四组动力：中国特色动力——“五驾制度马车”。前三组动力都是经济学比较容易解释、世界各国都通行的动力，除了这些动力之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有五个特色动力。
第一，“价格制度动力”，即通过价格管理部门的价格管制，将许多商品的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为地压低或扭曲，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促进出口，带来经济增长。其副作用是过度消耗了祖宗留下的资源，并把子孙后代的资源提前用了。
第二，“财税制度动力”。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安排偏向经济建设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与那些将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优先安排的国家有所不同。
第三，“金融制度动力”。突出表现在货币制度设计上，在央行不独立的情况下，货币发行要重点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非主要维持币值稳定。
第四，“土地制度动力”。在城乡差别土地制度下，政府可以将农民和农民集体的土地低价买过来，经过整理后再高价卖出去，形成“土地财政”，再通过“土地财政”推动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五，“考核制度动力”。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干部考核主要考核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于是各地竞相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形成万马奔腾的局面。这五大特色制度动力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
问题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上述哪些动力开始靠不住了，哪些动力是未来必须主要依靠的动力？笔者认为，未来必须依靠的主要动力只能是“三大发动机”，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另外三组动力越来越靠不住了。如“三驾马车”中的出口，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明显下台阶了，从以往的年增长20%以上，降到了近几年的8%左右，2012、2013年出口都只增长了7.9%，2014年前10个月只增长了不到6%。投资的边际效益明显下降，且遇到了巨大债务压力。消费一直相对稳定，难以有大的改观。
通过大规模生产要素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则遇到了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加大、雾霾很严重的挑战。“五驾制度马车”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它们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全面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三大发动机”既健康又富有潜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是健康、可持续的。中国目前的许多制度还不成熟、不合理，正因为不成熟、不合理，还可以通过改革来释放制度变革的生产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还有巨大的释放结构生产力的潜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总之，在向新常态过渡时期，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动力只能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