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过年时。除了公历年和农历年，还有几种不同的年，例如学年和财年。财年是财务会计上的一个度量单位，指一个财务核算的年度。财年未必和日历年度相符，例如美国政府的一个财年就是从十月一日至来年的九月三十日。为什么这么安排？因为美国政府预算得提前九个月提交到国会讨论，而国会每年一月份开会，到八月份就休会了，休会前一般能够批准预算，再给政府一两个月时间准备开始实施预算，因此财年安排在十月份开启就比较合适了。
就像春节是中国农历年的过年，元旦是公历年的过年，也可以把政府预算获得国会批准的过程看做是财年的过年。美国政府的财年往往过得惊涛骇浪，有时候甚至连年都过不了，因为国会根本就不批准政府预算，比如2013年，正当中国举国上下庆祝国庆的时候，过不了财年的美国联邦政府只能“关门大吉”。
中国财年和公历年份相符，但是政府的预算要等到每年三月份全国人大开会时才获得批准。全国人大十来天的会期里，除了政府预算，还要处理其他重大事务。根据民间的习惯，过年一般都折腾一番才能过出年味——流散各地的游子挤火车自驾车搭飞机，千山万水也要赶回家，而家里的亲人则上上下下打扫一番，屠猪杀鸡，祭祖祈福，放烟火贴春联。所以如果按照“不折腾就没年味”的定律来看，中国的财年就没有美国的过得那么好。
还有一种年叫“法年”。中国还没有“法年”的说法，英文中叫legal year，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就像学校一个学年分成若干学期一样，英国高层级的法院从每年十月开始将一个法年分成四个“法期”，法期之间高层级法院休假。其他有法年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法年开年仪式的日期不尽相同。
法年也可以过得有声有色——首席大法官带领着法官们出席仪式，后面跟着司法部门（类似于中国的检察院加司法局）、律师协会的成员，这些统称为“法律人”，坐上则有政府首脑、议员、社会贤达、法学界人士。有时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人也会受邀出席，以显示法治理念无远弗届，而一些地方的首席大法官还会检阅警察队伍，象征警察队伍“永远听法律的话，永远跟法律走”。
“过法年”就是法律人过大年，不同的法律职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这一天同聚一堂，三种职业中的领衔人物先后致辞，总结往年，展望来年。但是“过法年”的气氛却未必总是融洽的，比如上个月津巴布韦的法年仪式上，首席大法官奇迪奥西库不仅没有给他的下属法官们“发红包”，反而把一些一年只办了几件案子的“懒法官”挑出来狠狠批评了一顿，尴尬程度堪比剩男剩女们返乡过年遭遇父母逼婚。
马来西亚的首席大法官扎卡利亚则在今年一月初的法年开年仪式上，将枪口对准了“一小撮”律师，讽刺他们在公共媒体上尖酸刻薄批评法院的行为是“吃法院的饭砸法院的锅”。但是扎卡利亚也仅仅是讽刺了一下，尔后便表示委屈，因为他信奉的司法伦理是法官不宜“抛头露面”介入公共论争，因此他虽然不满一些律师的无理指责，但也只能是呼吁律师协会和司法部门替法院出头，维护法院的权威。
和津巴布韦与马来西亚不一样的是，香港今年的法年开年礼，要解决的不是“法律人内部的矛盾”，而是法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过去一年，香港法治成为政治话语中的受难者，不同派别的政治人物分别用己方立场臧否司法判决，一些群体还打出的了“公民不服从”的义旗。香港法律人的“枪口”一致对外，首席大法官和律界领袖分别致辞，表达法治不容政治侵袭的立场——“法治，不容妥协”。
中国的法律人还不够“团圆”，不同职业的法律人不像是一家人，互相都认为对方是“隔壁老王”，总是相互警惕。因此中国的法律人不妨也过过法年，许多问题坐下来谈一谈，就像分散各地的一家人趁着过年回家团圆一样，虽然谈的话题总是直奔要害，令人闹心，开口便是婚姻生养、事业前程，但是闹心过后，却发现一家人才更像一家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