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英国等11国领事敦促“泛民”接受政改方案，成为了香港媒体和内地媒体的热点新闻，各国领事在香港政改进入倒计时阶段试图说服“泛民”改变立场，接受“袋住先”，但此次沟通并未能让“泛民”议员代表回心转意。种种迹象表明，在香港政改问题上，“泛民”对于这个正在改变中的世界的理解和判断日益陷入一种“掩耳盗铃”的状态。
5月13日，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女士(Barbara Janet Woodward)在南开大学发表“21世纪中英关系”的演讲，她认为，当前中英互动频繁，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将会陆续在两国举行，中英关系迎来“黄金时代”。
中英关系迎来“黄金时代”
吴百纳女士在演讲中用“鼎”来比喻中英关系的发展，“政府关系、商业关系、人文交往是中英双边关系的三个支柱，如果这三者都发展良好，两国关系就会非常稳固。”这位代表英国政府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女性大使在其演讲中指出，英国政府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她认为亚投行是由中国宣导的、专注亚洲基础设施的开发性机构，建设亚投行是中国重要的策略，但帮助亚洲发展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将世界联通起来。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秋天即将访问英国，双方将就经济政策、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面临的各种挑战进行对话。
2015年3月12日，英国向中国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并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英国是七国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是美国最亲密盟友，而今英国却成为了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国家。英国递交申请之后，法国、德国等国也纷纷宣布加入意向，这使得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达到57个之多。吴百纳在南开大学演讲之后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英国希望通过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亚洲积极增长增添强劲动力。她告诉记者，英国一向重视同中国建设稳固的双边关系。在上一届联合政府执政的5年内，中国对英国的投资年均增长约85%，中国现在是英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201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00亿美元。
吴百纳女士曾于1987年作为志愿者在南开大学教授英文，1994年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2003年出任英国驻华大使馆政务参贊并于其后担任公使兼副馆长，直到2009年返回英国。2015年，她作为英国驻华第一位女性大使，再次回到中国。这也是自1972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以来，英国驻华大使中首次出现的女性面孔。吴百纳女士的中文名字是她在伦敦的中文教师给她取的，取自“海纳百川”之意。
吴百纳女士重新回到中国履新任职以及她对于“中英关系”的主题演讲传递出来一个信号，那就是中英关系日渐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层次，两国政治关系发展之快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之深都让世人为之而感到惊讶。吴百纳在来华之前在接受英国媒体採访时就明确指出：“英国与美国的关系长期以来非常特殊；而现在对英国来说，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跟与美国的关系同等重要了。”
对于中英关系的持续走近，美国媒体却表达了一定程度担忧，有媒体就指出，数个世代以来，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一直是美国政策的基石。但是在艰难的竞选活动中，英国保守派首相戴维.卡梅伦在两个十分重要的议题上拉开了自己与美国的距离─军费开支和中国问题。
香港问题上的“英退美进”
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进过程中，随?各国势力的此消彼长，一个国家的衰退淡出而其他国家的崛起顶替是一个基本的规律。由于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天然盟友关系而形成的“默契”，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客观形势，在世界政经格局转换之际的“英退美进”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不管是中东还是亚太或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和英国之间势力范围的争夺和转换是客观存在的。对于美国有时不顾盟友的利益而拓展自己战略空间的做法，英国虽然一直耿耿于怀，但也是颇为无奈。在香港问题上，也同样面临?“英退美进”的局面。
香港一些政治力量一直试图得到英国的支援，他们甚至指出，英国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国有责任监督“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陈方安生与李柱铭则于2014年7月12日应英“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之邀，赴英国伦敦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分享他们就香港政治发展形势及政制改革的看法。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去年3月份重返香港期间曾受到“港独”分子挥舞港英旗帜欢迎，他评价香港“过去数年民主发展甚至受到压迫”。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之后，彭定康又声称，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国际协议，若香港人认为当中保障香港五十年不变、保障港人所享的自由的联合声明条款被削弱，除了向中国外，亦可以向英国表达关注。在“佔中”行动发动之前，彭定康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文声称英国在确保中国尊重其承诺方面负有持续的“道德和政治义务”。
英国众议院去年也曾宣布外交事务委员会将就《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周年之际英国与香港的关系展开调查。后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准备到香港调查《中英联合声明》落实情况，但被拒绝入境。该委员会主席奥塔韦后来发表声明，中方此举是“史无前例地公然与英国对抗”，英国政府应作出更强烈的反应，包括召见中国大使及向北京和特区政府正式提出书面抗议。不过，也有一些英国政界人士对于香港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作出了理性的分析，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纽伯格勋爵也在《金融时报》上发文指出：“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削弱香港司法独立的迹象。”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私人秘书、上院议员查尔斯.鲍威尔在接受BBC Four採访时则认为，中国关于香港选举的立场，从1990年公布基本法开始，就一直是清楚明白的，香港已经拥有广泛的自治权，自治程度远超当年英方和中方就香港问题开展谈判时的预期。
事实上，香港回归之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来看，英国对于香港的影响总体上是在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对香港实现了合法的管治，另一方面也与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密切相关。美国近年来强力推行“重返亚太”战略，白宫方面认为美国势力在全球失衡，其在中东用力过多而在亚太太少，因此，应有所调整以实现均衡。在此背景下，香港成为了美国实现其“重返亚太”战略目标的关键?力点。香港在其回归前就是国际上收集中国情报的中心，其回归之后依然如此，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编制则由回归前的600人增加至现在的过千人，规模比其他地方大。
美国干预香港逐步强化
2013年7月出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夏千福(Clifford Hart)具有军方背景，他在履职之后便明确表态支持香港本地政治反对派提出的“真普选”方案，变相力撑和推动“佔中行动”。2014年2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爱德华.罗伊斯(Ed Royce)率团访问香港，并与李柱铭和陈方安生会谈，其中就涉及了香港的政改问题；随后，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受邀访问美国和加拿大，在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官员见面并会晤美国副总统拜登，就香港“双普选”问题进行了会谈。在去年“佔中”运动期间，美国更是为“佔中”运动提供理论和智力上的支持，同时还提供经济资助，并试图协调反对派各方的力量，在国际上还为其提供国际舆论的声援。
正是由于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形势，外部政治力量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战略地位给予高度重视并展开激烈争夺，在“英退美进”的情势下，如果不採取具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美国干预香港政治经济活动进程会逐步强化。因此，在香港政改问题上，中央政府强调“爱国爱港”的标准，这也是基于经济安全、资讯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综合考虑。香港在2017年实现普选特首的目标，这是香港政治发展的难得机会，但是如果胜选的特首对抗中央，甚至与外国势力有牵连，那必将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的影响。
日前，看到微博上有这么一个段子：“《说文解字》：“俊，材过千人也；杰，材过万人也”，为什么材过千人万人就是俊杰？因为他比千人万人更识得这个时代的“时务”，所以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天的香港年轻人真的很不识时务，所以自闭。”
事实上，在香港问题上，不少英国政治人物已经认识到今日的中国已非昔日的中国，香港亦非昔日的香港，因此对于香港问题的看法和分析日趋客观和理性，但在“英退美进”背景下，香港未来的“乱”与“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要面临中美两国的博弈，而这一切都要透过香港本土的各种政治力量来予以实现，因此，香港的未来还是掌握在香港民众的手中。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田飞龙博士曾言，大陆不是天堂，但是香港通向天堂的大路在大陆。在中国日益开放和强大的今天，香港未来一定会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
【作者简介】李晓兵，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