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我应邀参加了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座谈会，做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经济新周期》的汇报。碰巧第二天，11月10日，中国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政界学界开始密切关注“供给侧改革”，且热度不断升温。
为什么在此时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点有哪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怎么改？要避免哪些误区，达到那些目的？笔者结合多年致力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经验，谈一些个人的浅见。
扭转经济颓势、重聚改革共识的战略选择
2008年、2009年两年，中美两国的经济都比较艰难，但为什么在2010年以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走势出现了明显的不同，美国经济靠什么迅速走出衰退，中国经济又为何出现连续五年下行？
实际上，尽管美国搞了量化宽松，但真正推动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的，是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的新供给、新需求、新动力。2010年以后，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智能产业和移动互联进入全面的新供给扩张阶段，带动了美国消费的复苏、投资的复苏以及出口的比较大的反弹。所以2010年以后，美国经济逐步走出了衰退，走出了危机，进入一个上升周期，重新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反观中国，2008年推出了以“4万亿”为代表的需求扩张政策。虽然2009年短暂快速反弹，但是2010年以后就进入了持续5年的经济下行周期。中国经济为什么欲振乏力？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产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阶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对改革充满了期待，但是搞了两年以后，很多人对未来改革的方向有一点迷茫，改革的深度和力度都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无论是土地流转，还是人口户籍制度、科技创新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或者垄断行业的改革，都没有达到两年前的预期效果。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我在多个场合发表过题为《重聚改革共识，扭转经济颓势》的公开演讲。如何才能再次凝聚改革的共识？我认为，这个时候从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但抓住了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而且也能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扭转经济颓势的战略性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要点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究竟在哪里？我认为有五大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出发点。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为代表的古典供给经济学提出，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是有条件的，只是在新供给形成和扩张阶段可以自发实现，在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阶段，供给就创造不了自身等量的需求。即便在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的阶段，如果受到行政、税收等成本的约束，或者受到一些制度的抑制，供给也不能创造自身的需求，甚至很多新供给受到抑制不能形成生产力。所以新供给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创造条件，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通过结供给侧改革，让它具备这个条件。
未来的新需求和新供给在什么地方？在五大“软财富”领域，即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其它的社会服务业。为什么叫做软财富？这五大软产业的财富的源泉不是地球资源，办教育也好，拍电影也好，也消耗一点地球资源，但是主要的财富源泉是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活动，这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这五大软财富领域在美国的领域中占79%，而在中国只占49%，差30个百分点，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对那些硬财富的制造业怎么办？要通过转型升级，让传统硬财富制造业上培育更多的软价值。我们都知道，全美国的公民都开着底特律生产的汽车，但是底特律的经济一片萧条。而与底特律汽车相关的产业，汽车装璜、汽车4S店、汽车金融、汽车广告都赚钱。与传统汽车制造业不同，有两家汽车商是赚钱的，一家是奔驰，一个是特斯拉。奔驰为什么赚钱？因为它的总设计师说我们卖的不是汽车，我们卖的是艺术品，碰巧它会跑；特斯拉卖的也不是交通工具，卖的是环保，卖的是时尚，这也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第二个要点是从新供给经济周期出发优化产业结构，这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理论核心。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从供给端和供给结构变化出发，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供给老化阶段。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任何一项社会主流技术和主流产业，早晚都会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无论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抑或是通过计划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给，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周期和供给老化问题。同样，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那么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五年计划，都无法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
在实践中，真正有效正确做法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要素转移更新供给结构。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仅在宏观上是恢复经济均衡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也一样。比如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机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打破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技术扩散和产业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产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和局部的供需矛盾可以随着资源逐步向新产业领域配置而消解。当宏观经济从供给到需求的传导过程遇到阻碍时，既不应当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比如产业政策去彻底破坏市场机制，也不应当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人为扩大旧产业和旧经济的总需求，而应当通过“放开新产业供给约束、减少新经济供给抑制”的方式，为市场释放新供给创造条件，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终通过经济供给和需求结构的调整，让经济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和最终均衡状态”。
第三个要点，是放松三大供给约束，恢复中国经济的活力。
当前中国经济受到三大供给约束：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2013年上半年，我们重点呼吁放松高行政成本约束，主张让政府减少行政审批，放松垄断、放松管制。新一届政府近年来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大力降低企业居民生活和创业的行政成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放松垄断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3年“钱荒”以后，新供给主义的政策主张重点转向降低融资成本，一直到2014年5月份，国务院常委会议才提出来降低融资成本，11月份才真正降息。从今年3月份到7月份，才开始看到融资成本有所降低，但从国际比较来看，仍属偏高。最近一段时间，我重点呼吁大规模减税，放松高税收成本约束。在李克强总理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减税3万亿，减轻企业负担，激发投资和消费活力；同时发债3万亿，吸纳社会闲置成本，解决现在资产配置荒的问题；同时还可以在未来还债时降低经济过热，熨平宏观波动，可以说是“减税发债，借力未来，一箭三雕”。
第四个要点是解除对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抑制，提高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前在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资本与金融、技术与创新、制度与管理这五大要素上，都有很多供给抑制，使之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例如，2012年到2014年，我们重点呼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目前来看，二胎生育限制已经全部放开了，但是还有户籍方面的问题，使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农村的人均GDP和在城市的人均GDP差五倍，那就意味着一个人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话，财富供给增加了四倍。如果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还面临着教育、社保、医疗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怎么促进经济增长？未来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重点。再比如企业社保保险等成本偏高，假设企业给员工发2万元薪酬，可能到他手里只有1.4万到1.5万，那几千块钱在当期就沉淀下来了。经济低迷的时候，却又有大量当期收入沉淀在社保或保险账户，变成几十年以后才能使用的消费，对企业和整个经济来说都是损失。怎么样降低社保或者其它方面的缴费比例，也应该进行研究。
土地方面，现在土地价格高涨，也使得很多企业背负了沉重的压力。有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末，全国105个监测城市的地价，综合地价已经达到了240万/亩，商业用地447万/亩，住宅用地361万/亩，工业用地也有50万/亩，在北京一般用途的土地价格有很多达到每亩千万元以上，这么高的价格，企业怎么负担得起？现在土地都不能确权，很难推动流转，土地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怎么能提高？
还有资金方面，有民营企业家以亲身经历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制造业成本，最便宜的国内借款成本年利率6%，是美国成本年利率2.5%的2.4倍。为什么我们的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利率还是全世界偏高的？严重的金融抑制。其他还有科技创新体制、教育体制、国有企业体制，究竟应该怎么改，才能激发各方面的活力，解决这些问题？这都是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第五个要点，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房价、物价管控政策，以及“按要素贡献分配”的主张。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房价、物价管控政策都应当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中国房价持续上涨，调控效果多年不达预期，其原因就在于政策着力在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未来只有从供给侧着手，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对物价的调控也一样，中国从1996年以后就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阶段。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给方面，十多年来的每一轮通胀几乎都由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推动、食品供给冲击等供给方面原因造成，而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紧缩总需求去进行干预，结果难免误伤经济。
我在2010出版的《透视通胀》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物价的驱动结构，书中指出，过去十年70%以上的CPI波动都来自于食品价格变化，而在居民对食品的需求总量基本不变的现实下，食品价格波动主要来自供给总量波动和供给结构变化；研究还表明假定我国每年平均工资上涨15%，将推动CPI上升1.94个百分点；假定原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15%，对CPI的影响只有0.2个百分点；此外较高的流通成本也是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因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增加有效供给，既能够挖掘增长潜力，也能够平抑物价，不存在所谓“稳增长与控通胀的矛盾”。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面去管理物价的措施包括：降低税收成本，
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稳定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机制，控制流通环节费用，建立稳定的消费品物价形成机制。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收入分配机制应当以“供给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为核心，并由此提出了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六个核心主张：（1）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从未创造任何财富的行政权力参与财富的分配不仅是腐败的源泉，也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2）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润丰厚的企业，其实是靠垄断获取财富，这也是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公平问题，所以反垄断、放松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产权民营化，不仅是“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必然选择。（3）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比如对于在经济制度不健全的阶段通过各种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公共设施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等等，应通过以资源税为代表的税收政策予以调节，促进公平和效率。（4）对于创业企业或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小的小微企业应大范围免税。比如，是否可考虑对符合某些条件（如雇员在20人以下、销售收入在100万元以下）的创业型企业在一定的创业期限内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税？只有这样才能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业成长、做大以后，政府的税收总额甚至还会增加。（5）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调节的重点应该是严重偏离要素边际报酬的收入，比如房产持有和遗产继承等等。（6）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转移支付，长期来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应该尽量减少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现在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提出了课题，如何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我们认为，越是供给抑制和垄断、管制厉害的地方，供给侧改革就越有意义。应当沿着土地与资源、人口与户籍、科技与创新，制度与管理，资本与金融等五大财富源泉，和几大重点行业（医疗、能源、教育等等），一个个领域研究下去，出一些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成果，才能真正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要避免三大误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来之后，媒体广泛报道，社会上也高度关注，这是好事。但是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需要避免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能把供给侧和结构性改革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炒概念救不了中国，2012年，我们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当时的供给侧改革的确需要引起关注，撕开一个口子来推动这个概念。现在媒体上很多讨论还是在炒概念，这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不能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应该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落到实处。
第二误区，就是不能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到计划经济或产业政策的老路上。我看到有报道说，供给侧改革就是新计划经济，这显然是误解，但是在实际方面，确实有很多学者还是在用政策之手来拨动经济，“这个产业是老的，应该怎么淘汰；那个产业是新的，应该怎么鼓励”——直接伸手了，这样就弄错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还是要把握住“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理念，让财富源泉自主发挥活力，充分涌流。
第三个误区，就是不能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对立起来。不能说研究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彻底否定需求管理。三年前我写文章的时候，对凯恩斯主义确实有反对，但是现在不必再反对了。现在西部投资、民生改善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需求领域也有很大的作用，不能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
总之，我觉得要避免这三个误区，一不能炒概念，二不能把供给侧改革误解成新计划经济，三不能把需求和供给对立起来，这样才能建设性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