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0日到18日、前后九天，中央四次提及“供给侧”改革，昭示着新一轮改革指导精神的“理论话语”确立；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有效性和生产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供给侧”改革作为宏观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理论话语”，第一次得到中央最高层的明确认可。
但是，随着对新改革思路的解读逐渐深入，社会上很多学者、尤其是很多具有美国背景的经济学家，喜欢引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里根经济学”，类比中国此次“供给侧”改革。在我看来，这种类比显然是不合适的。
所谓“里根经济学”，是指以“供应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作为理论基础的改革思路，其核心是政府降低企业和劳动者的所得税率，鼓励劳动者更辛勤的工作，产出更多、税基扩大，政府总税收不减反增，形成著名的“拉佛曲线”（Laffer Curve）。
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在从标准的“投资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掌握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依然占据着大的权重。换言之，经济体内的供给体系效率，主要不是由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决定的，而是巨量的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生产。因此，拿今天中国经济类比美国八十年代显然是不合适的，拿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类比充满争议的“里根经济学”，更加容易混淆、甚至否定我们的改革路径。
因此，从“供给侧”想办法，无疑是破题中国经济缺乏新增长点的明智之举，也是克服国有经济“既得利益集团”改革阻力的有效路径。这里所指的国有经济，主要包括两部分，即各级政府的消费和投资，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经营。在我看来，习总书记关于提高供给体系的“有效性和生产效率”，也是在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指示。
第一，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性：作为服务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其现代化治理的改革目标，就是要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说白了，就是把取之于民的税收，真正用于提供有效的民生服务。例如去年开始，财政部和发改委力推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改革，就是中国最标准的供给侧改革。
PPP模式要求政府公开透明地进行基础设施等投资项目的招标，把市场化运营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通过法律合同约束政府和民营经济的行为，不仅提高了供给效率，还通过“依法治国”确认了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有利于立法机构和媒体的监督。
以最近我参与的内蒙古干盐湖治理方案为例，每年中央财政大规模转移支付，整体治理效果却甚微。一方面原因是各政府职能部门的“跑冒滴漏”，另一方面也是当地政府有意为之——没了污染源，每年的转移支付不就也没了？只是苦了当地的牧民，眼见着绿色的草原和蓝色的湖泊，逐渐被盐碱地和戈壁滩取代。
我们试图引入生态治理的PPP模式，把干盐湖治理作为任务公开招标，并通过特许经营权的引入，即把未来三十年治理后的草原收益作为代价，让民营资本投入生态治理。这不仅节约了中央财政每年无底洞般的持续投入，更重要的是有效地解决了牧民的民生问题，调动了民营资本的积极性，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性实践。
第二，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保障。很多人试图用里根经济学混淆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某种意义上也是要变相否定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2015年9月底，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对国有企业在分类监管的基础上，从传统上的“管人、管事、管钱”，升级为“管资本”，促进国有企业供给系统的生产效率。
在我看来，相比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当前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主要不是源于“国有”的所有权结构，而是在企业治理结构上的政企不分！利用现代金融机制，被充分授权的国有企业管理者按市场规律办事儿、提高经营效率，是广泛被证明有效的“供给侧”改革路径。
如果说“里根经济学”跟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牛唇不对马嘴”的类比，在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改革领域，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撒切尔主义”倒是多多少少可以借鉴。说白了，国企经营者应被充分授权，各级员工并没有国有的“铁饭碗”，国企职工当然可以期待优厚的薪酬和退休待遇，但是要拿出堪比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能力和干劲，而不是凭借跟政府的关系优势。
总之，中国特色的“供给侧”改革，必须要基于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首先需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发改、国资等部门的切实落实，构建国有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机制。而对于与国有经济相辅相成的民营经济，只要将综合减税和简政放权充分落实，旺盛的内需消费完全有能力引领中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