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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满平:新常态下中国宏观调控思路呈现五大改变

   坚持“市场决定”取向

   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存在市场规则不统一、秩序不规范等问题,再加上社会主义体制和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特点,使得整个社会对政府干预市场(即宏观调控)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管得过死,宏观调控的程度及范围相当广泛,严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手段,在经济新常态下更要树立市场决定思维,把“市场决定论”作为基本出发点,改变把行政管理与宏观调控混合一起的弊端,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手段调控经济。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则、维护市场公平,要改变“错位”,退出“越位”,补上“缺位”,既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又更“好”而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

   提出“区间与定向调控”概念

   在前几轮宏观调控目标选择上,我国一直选择一个明确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调控目标,这在以往的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基于新的发展理念,中央于2013年提出“区间调控”的新思路,而区间调控就是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决不突破民生就业与金融风险的底线。

   底线思维也是宏观调控主体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底线。即“社会政策要托底”,要保证低收入群体拥有基本生活保障,大多数群众生活稳定,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为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经济增长底线。为确保到2020年,GDP、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未来几年GDP年均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6.5%以上。三是金融风险底线。要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更不能爆发金融危机。

   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可以使得调控较为从容,不会因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而频繁“出击”。此外,为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域、城乡、产业之间结构失衡问题,2014年,我国政府在“区间调控”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定向调控”,与以往相比,在定向调控力度上,不搞强刺激,而是实施“喷灌”、“滴灌”,注重补短板、强基础、增后劲。

   在定向调控对象上,改变以往调控对象偏窄、手段单一的缺点,将调控对象与实体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密切挂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绿色发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等均成为定向支持的目标领域。手段也更加丰富,包括实体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社保政策、金融政策等都出现了为定向调控“加力增效”的迹象。这些变化反映出定向调控的内涵大大丰富了,不再是狭隘的、行政命令式的要定向“做什么”,而更像是为了今后少做或不做什么而采取的纠偏措施。

   更加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

   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将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作为调控经济、提升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手段。我国政府因时应势,依据自身情况理性选择,推出自己的“预期管理”措施。不同于西方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领域的做法,我国的“预期管理”覆盖领域更加宽泛,强调“信息、政策、信念和交流”的现代方法逐步增加。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还不稳,市场主体对经济复苏的信号还略显谨慎,如何进一步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引导市场行为向政策方向发展已经成为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为此,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法来进行预期管理:一是把稳定预期放在突出位置上,不断明确表明对经济稳定增长,“不让增长滑出下限”的态度、信心、判断和立场,以提振整个市场的信心。二是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求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加对社会密切关注的宏观经济等重要信息发布频次。三是及时公布权威性、重点性、及时性、无偿性、透明性和可信性的政府信息或政策,并在第一时间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科学解读,以促使政府政策规则、政策制定、政策目标和政策导向等保持稳定性、透明性、可预知性和可学习性。

   树立“国际化、全球化”视野

   正是基于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实际,我国政府新一轮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一国范围,明显带有“国际化、全球化”视野,对全球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

   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一是大力促进商品出口,鼓励优势产业和资本输出。二是不再拘泥于现有发达国家设立的国际经济活动平台,而是按照我国的需要开始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和设立国际经济机构,并在各种国际场合提出自己的议题,积极参与并主导一些国际经济规则的设置。三是积极推进经济自由化,国内建立上海、福建、天津自由贸易区;在国际上,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打造经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导建立亚太自贸区。同时签订中澳、中韩等双边自贸协议,促进经济交往中的多赢、双赢局面,强化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

   更加注重供给管理

   从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看,由于长期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在促进经济增长问题上,我国对调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需求管理较为偏重。在此偏好的引领下,尽管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使“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长期主导经济发展,不仅使大规模资源耗损不断增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也导致了产能过剩、投资回报递减、发展失衡、分配扭曲以及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缓慢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正是基于需求管理自身的缺陷,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种种动作寓意着今后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将做出新的调整:从过去突出强调需求侧转变到更加重视供给侧,宏观调控的长期视野将集中体现在供给管理上,即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通过结构调整、制度变革与完善,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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