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目的，既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但是，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实践证明，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指导转型和发展的国家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把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全盘照搬到发展中国家，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
发展经济学兴起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最初是作为西方国家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以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
发展经济学在早期主要表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刚摆脱殖民统治或半殖民地地位的不发达经济体应通过何种经济机制，使国内经济结构从以传统农业为主转变为现代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深受当时西方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影响，针对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失灵，主张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作用，提倡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以实现国内生产结构的转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之所以能够赶超英国，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为采用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经济。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难以解决发达国家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随之在美英兴起，发展经济学自此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推崇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政策的推行而盛极一时，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先看结构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结构主义主张的进口替代战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以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增强了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降低了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
但这一战略在发展现代化大工业的努力上却遭遇了挫败。阿根廷、巴西、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表明，进口替代战略大幅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出口，加剧失业，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和危机不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东亚的一些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渡后，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
再看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
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非常惨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批欧美派理论经济学家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自由化、国有资产私有化、财政稳定化等。由于在改革上急于求成、忽视国情，“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国有资产被大规模侵吞等极其严重的后果。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由于推崇新自由主义，并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推进贸易自由化，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导致国家经济严重衰退。
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在于，它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模式为圭臬，认为后进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在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必须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看齐，实施全面的、彻底的甚至是过度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
过度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和拉美国家民族经济凋敝，国内经济和金融大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过度的私有化导致拉美国家储蓄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其经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过度的市场化导致多数拉美、中东和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改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这就在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新加坡、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利用工资优势承接了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吸引了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从当时盛行的理论来看，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绩效是无法解释的。当时在西方占主流的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方式是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加快发展可以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于苏东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激进式“休克疗法”，中国不搞全盘私有化，不搞缺乏政府宏观调控的过度市场化，不搞没有资本账户管制的盲目自由化，形成并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例如，在培育市场主体上，一方面，对涉及国计民生、需要国家支持的大中型国有（国营）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保证资金供给和国家分配的物资，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增强企业活力，逐步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
另一方面，鼓励发展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对传统的、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持续深化改革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回首30多年，正是当时被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和路径，使得中国实现了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在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也是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对构建真正属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为何中国发展如此成功，有些国家却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依据笔者多年的经验观察，认为关键之处在于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和发展中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理论，而要用适合自己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实践。
现实国情决定了一个国家适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在一个时点上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了这个时点的比较优势和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这样的产业结构代表了这个国家在这个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的前提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产业结构得到提高，而产业结构水平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资本比较稀缺，但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更有利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要提高收入水平，应当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各种产业，从而最大地创造剩余和最快地进行资本积累，以改善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法律、金融等制度安排，必须和产业发展的结构、规模和风险特性相适应，才有可能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
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要使其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除了发挥要素生产成本的优势外，必须降低交易成本。这就需要根据各种产业的资本需求量和风险，以及规模经济和市场范围的特性，为其发展提供相适应的金融、法律和基础设施。
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能够最大地创造剩余和最快地积累资本，但前提是存在能够准确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有效市场”，以及使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能够随着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产业的升级进行相应完善的“有为政府”。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健康发展和成功转型的制度前提。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结构主义倡导的进口替代赶超战略下，发展中国家政府要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这不符合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的现实。
因而，此类产业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企业家不会自发投资，只有依靠政府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必然走向失败。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用“看不见的手”片面否定以致取消“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存在于市场中的各种扭曲，实际上是因政府保护赶超战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出现的。
由于受保护的大企业通常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的基础，如果取消所有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将倒闭，引发大量的失业和社会政治动荡。为避免社会动荡和国防安全的需要，转型中国家的政府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中，取消了原有的保护补贴之后，又引进各种新的、隐蔽的保护补贴，其效率往往比原来的保护补贴更低。
违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为什么会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一改革方式对原来优先发展的缺乏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给予转型期保护，有效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同时，政府放开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准入，并因势利导促其发展，使经济得以保持可持续增长。
而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资本，使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自生能力，转型期的各种保护补贴随之减少直至取消。比较优势部门的发展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使得一些并非国防安全和民生所必须、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后失业人员再就业成为可能，避免了社会动荡，为经济转型赢得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总之，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许多条件不同，照搬发达国家经验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加强理论创新，以指导本国发展实践。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较为相似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中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作出贡献，也将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