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之路
如果说2016年整个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充满了黑天鹅的事件，2017年注定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那么说到整个2017年全球的经济会面临一个怎么样的形势呢？
林毅夫：
我想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我们可以看呢，不管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年初的预测都是说今年经济可能会向好，比去年可能发展好一点，但是实际到年终的时候又有各种问题，导致实际的经济增长比原来的预期还慢，我们希望2017年2.7的增长预期实现，不过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看到2017年比如欧洲多国都会大选，那么特朗普在上台之后他的经济外交政策会如何实施这些可能都是不确定性因素之一。中国在整个全球经济当中的贡献率是达到了30%，而未来五年中国会进口5万亿美元的商品，吸引FDI6千亿美元，输出7千亿的ODI，出国旅游的人次达到7亿，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
林毅夫：
我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力量跟拉动的力量，因为确实过去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超过30%，我们在世界贸易，在增长速度下滑的状况之下，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当然有所下滑，可是我们在世界贸易当中的份额是在增加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做出重要贡献的。我想未来五年，这个格局是不会改变的，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稳定跟增长的动力来源。
一方面讨论的是开放、包容、协同发展，而另一方面看到，比如说现在一些反全球化或者是贸易保护这样的抬头的势力，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来平衡和协同呢？
林毅夫：
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欧洲，确实他们国内都有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令老百姓不满意的事情，但是他们把内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简单地推为全球化或者中国，但是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其实全球化还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得方向，中国的发展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也给世界带来了好处，所以我想中国有一句话，对症下药，药到才能病除
我们看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将对沿线国家做出500亿规模的投资，那同时现在特朗普也是特别在意美国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二者之间有什么样必然联系吗？
林毅夫：
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些利益共同点，因为固然在贸易问题，在全球化问题上面，特朗普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特朗普他也了解到美国经济要复苏，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同样不仅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其实也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出口、就业的增加，这是互利双赢的。我们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为互联互通作为切入点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跟特朗普总统有共同点的，所以我想中美之间也可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抓手，来推动中美两国的合作，就像过去在奥巴马时代，以全球气候变暖作为一个抓手，来加强中美两国之间在世界的议程设定上面的推动力量。
那么看到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中，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还有欠发达地区，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倡议之下，各国之间的这样的地缘政治、经贸格局，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林毅夫：
我想应该总的来讲，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或是在低收入国家，或是发达国家，建立基础设施，首先建设的国家本身是会得到就业的增加，还有增长瓶颈的消除，但是对其他国家不管是高收入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它在建设的时候，它要增加进口，它建设好了以后，经济发展比较快，它的市场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是对大家都是互利共赢的。
林毅夫如何看待2017年中国经济？
我们看到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比如说2016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速都是6.7%，当然我们是靠房基建和整个房地产来维持到这样一个水平，非常不容易。而看到整个中央的工作目标，“三去一降一补”，目前靠行政的力量，去掉了产能，那去库存也是靠房地产的拉升。而去杠杆这一块，在金融强监管的环境之下，似乎依旧不尽如人意，所以如何看待国内的整个实体经济宏观经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林毅夫：
我想下行压力这是中国面对的一个挑战，当然了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这个下行压力的挑战，那对我们国家来讲，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非常重要，怎么来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我们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领域，去产能，你刚刚提到了，去杠杆，去年做了一些事，但是还有相当大的挑战，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我个人觉得可以从补短板的方式作为抓手来推进。因为补短板上面，不管是说我们现在的产业大部分在中低端，可以向中高端去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过去做的比较多的是城市跟城市之间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是相当不足，不管是地下铁路，地下管网，还有环保等等。这些需要建设，有的建设以后就会帮我们现在产能过剩部门增加需求，那它过剩产能不久少了，这是属于去产能的一种措施。
而且你投资增加了，需求增加了，这些价格就会上涨，那么现在杠杆率最高的就是产能过剩部门比较严重的那些企业，如果它盈利状况改善了以后，它就会还钱了，杠杆也会下降。所以我觉得能够把适度扩大总需求跟供给侧结构改革结合在一起，以补短板作为抓手的话，那么我相信在2017年维持一定的增长，还是有相当大的可能。
那看到这些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政策呢，比如说谈到货币政策，已经定调了，就是“稳健中性”，那么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还有哪些空间可以做呢？
林毅夫：
积极财政政策这也是我们现在明确的目标，而且中国在用积极财政政策上面空间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中央跟地方两级财政积累的财政赤字，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60%，在全世界是属于最低水平的，而且我们财政赤字跟其他国家的财政赤字还不一样，因为其他国家的财政赤字一般来说是支持消费、社保等等，这个是纯负债，我们的财政赤字大部分用来搞建设，是有资产的，所以你要算净的财政赤字的话，那就比我们账面上讲的占GDP不到60%还要低。所以我想我们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那么只要积极财政政策跟一些我前面讲的补短板的措施，不管是基础设施、环保，这样的投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需求维持一定的水平，民间的投资也会相应的增加，可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撬动民间的投资。
产业政策之争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大讨论
您和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做了一个这样的对比，当时是以人均GDP作为一个考量的基础，您看好中国未来转型和增长的前景。那前不久您也是和张维迎教授进行了一次产业政策的大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所以您现在是否依旧坚持您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在有效市场的前提之下，政府这样的的力量一定意义上要靠拉动，它和市场之间的力量需要形成一种怎样的协同呢？
林毅夫：
这两者之间就要看不同领域，有些领域当然是市场是主要的，有些领域政府是主要的。你比如说基础设施，在80年代以后各种观点认为基础设施也是投资活动，既然是投资活动，市场就会解决了，所以当时包括一些学术界是这么认为，包括一些国际发展机构，世界银行等等，也推崇这种看法。
但是从80年代以后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只有一种基础设施，企业有积极性，就是移动通信，其他基础设施企业基本不感兴趣，那么导致从80年代以后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就非常的滞后，导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老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是瓶颈。所以我想这个不是意识形态，有些活动确实企业是有积极性的。
比如说移动通信为什么有积极性呢？首先移动通信必然有一定的垄断地位，有垄断利润。第二个移动通信收费容易，又有垄断利润，当然大家都会抢着要去垄断利润。所以投资的积极性很高。但是其他基础设施，它的建设一次性的投入会很大，而且回收的周期非常长，它回收会有多高，决定经济增长的状况，但是一般企业并不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状况，这样一般企业对投资基础设施就不感兴趣，不感兴趣，没人投，经济在发展，人口在增加，就变成瓶颈了，或者以前在政府的建设之下，现在政府不投了，民间也不投了，就变成老旧了。
所以我看这个问题还不能简单说市场好还是政府好，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根据问题的特性问题的特质，如果企业有积极性去做，那当然政府就不见得要去做，无非就是，有的应该比较好的立法的环境，有的应该比较好的这种监管的政策，那是政府该做的。其实企业要去做的时候，政府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如果什么事都不做，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状况之下，出现了1%的收入高于其他99%的人，那是市场的，那是因为缺乏监管。现在习主席在他的报告中也分析了，西方国家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实不是全球化造成的，其实是在金融自由化，还有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并没有合理的政府管制。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认为政府这只手可以取代市场�
一切由市场政府来做，不过我是说不要迷信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也不要认为政府做的事都不对，只要政府做就批评政府。
中国的整体制造业也在面临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智能化升级，这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战略，而转型的过程当中，必须借助科技的力量，必须推动产融的结合，可是在中国似乎产学研这样的产融结合这样的大环境，似乎也存在着明显的断层这样的现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化这样的力量的结合？
林毅夫：
你比如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的研发，企业是有积极性的，但是技术研发之前的基础科研，企业是没积极性的，但是你没有基础科研的话，技术的研发是无源之水，这里面打个比喻来讲，技术的研发有点像是落在海面上的冰山的尖，基础科研是在海面下面的那一大块的冰块。但是如果没有海面下面大冰块，根本就不会有浮出水面的冰山。所以我觉得还是我前面讲的，这是一个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驱动力，确实在企业有积极性的科技研发，为什么它有积极性呢？因为成功了有专利，成功了一本万利，固然风险也大，但是有一本万利的可能性，所以它有积极性。但是基础科研出来是一篇论文是一个公共产品就没有积极性去做。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探讨，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哪些科技的研发能够推动我们经济发展，在这个方面，在推动全球发展的这些基础科研所需要的是哪方面的科研，应该给予一定的投入。
所以这一定是市场导向的吧？
林毅夫：
那是因为它要支持技术，所以当然是市场导向，当然是要针对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来决定做哪方面的科研。实际上美国也是这么做，最近2011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企业家型政府》，他们过去认为美国政府什么事都不管是不对的，他讲说美国的政府其实是像企业家的政府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这些产品，这些技术，它早期的科研都是政府支持的，这里面有名的，像谷歌，像苹果，它早期的它所使用的技术，所使用的这些新的产品的早期的这种基础的科研，实际上都是在美国政府支持下的，也就是由美国政府支持的那些早期基础科研，才有今天的像史蒂夫乔布斯。
（本文来源：“ 第一财经首席评论”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