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亚历山大·米克尔约最先提出一个观点：“在理解一个自由社会的过程中，科学思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它只起到一个次要作用……”即在公共决策中，科学应当“服从”于民主。现在我们不妨以北京酒仙桥地区的居民就危房改造进行的所谓“票决”结果，来总结一下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酒仙桥地区危改工程，据称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危旧房改造项目。由于房屋产权关系复杂，居民利益分殊，拆迁前的谈判艰难，工程项目受阻。发展商因此想到借用“全民”投票表决的方式来推进危改，由多数人的意愿来决定拆迁的补偿标准和工程进展。我们能够理解发展商的苦衷，一对一谈判确实很费劲费时还“费钱”，严重影响其投资效益。但是，开发商搞这种所谓的“票决”，其主体资格首先就可疑。若是公共决策，则组织者应是公权机关，而开发商不是(因此聪明的开发商搞这次活动拉上了街道办事处)，且“危改”肯定要搞，并没有居民反对项目本身。若是居民自治行为，票决开拆的条件和时间，以防“钉子户”影响先拆者回住遥遥无期，则此活动并非由居民自治组织发起，居委会也不可能代替开发商与住户商定补偿方案。
于是，有人赞赏开发商推动的“票决”，是“尊重大多数人选择”的民主尝试；相对于用推土机和打手开道的做法，这家开发商无疑是“文明”的。更有人指出，这不是“民主”，而是假借“民主”以分化民众，企图以多数胁迫少数就范。
6月9日深夜，投票结果统计出来了，按已发全部住户5473张选票计算，44.78％的居民同意按开发商提出的《酒仙桥危改工作补充意见》进行危改。酒仙桥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开发商要根据投票结果，进行评估和研究，拿出下一步的实施意见。请注意相关报道，按现场参与投票的3711张，其中2451票赞成，已过了半数，但组织者显然对这个“民主表决”结果的合法性也没有自信；事实上，这次所谓“票决”，只是一次民意测验，组织者的公证费算是白交了！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适用“民主”表决，应该“少数服从多数”的。“少数人”即使“少”到只有一人或一户，他(们)的合法权利也不得被“民意”剥夺。比如，宪法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城市噪声管理法规保护居民休息权深夜不受狗吠、施工声、邻居歌声骚扰，等等。
说法治是“民意”的保险丝，是以用电来作比；还可以用高压气体的“安全阀”、水库的“泄洪线”等事物为喻，意思都是，“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是原则之一)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由法律来划定。这是防止“以众暴寡”的需要。法律的保护少数人也是保护多数人，因为在此时我们站在多数一边，彼时却可能沦为少数。秦晖教授说“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权利)”，这话简明扼要表述了群己界线。但是，何为公，何为私，因时而异，必须由法律来规范。比如，婚姻在从前有“公”的因素，服从于家族乃至国家的利益(有政治联姻)，而今完全是个人权利；家庭暴力从前是关起门的私事，如今有人打老婆孩子，“外人”可以报警。
当然，这并不等于承认“法治比民主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法律本身应是一个时代民意的凝聚，是民主的产物。
来源：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