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孤陋寡闻，以前只是隐约中听到过蒋庆先生的大名，比如我就从贺卫方教授处得知蒋庆先生本是法学出身，却心仪文史，尤精于儒学，且有一部大著《公羊学引论》，可惜不曾读过，只是到了去年1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南宁三联书店里看到蒋庆先生的一本大著《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赶紧买下，读后深感蒋先生是一位博学深思之人，对他从公羊儒学中开出政治儒学以别于心性儒学的路向深为叹服，以为真正抓到了当代儒学关注心性之维而不留意于制度之维的软肋。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关于自然法与儒家思想之关系的见解，他严厉地批判了人们将儒家天道等同于自然法、将道德心性等同于自然法、将儒家道德等同于自然法的做法，（参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251-268。）大获我心，那时我思考过一段时间的西方自然法的思想，深深钦佩蒋庆先生思想的力度与深度。正因此，我开始关注蒋庆先生，原来蒋庆先生乃一代“大儒”！而且，竟得知蒋先生早已辞去公职，专事儒学，于贵阳龙场王阳明悟道处建“阳明精舍”，作弘扬儒学的基地，联想到自己至今还不得不在体制内混碗饭吃，不禁对蒋先生肃然起敬！
蒋庆先生在网上文章不少，慢慢收集，间或读之，大有崭获，以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之一重大学术成果也。然同时心也生些疑惑，蒋庆先生的思想庶几王道政治一语概之，而王道政治乃与民主政治正相抵牾者也。及至今日读到《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蒋庆先生在厦门大学的演讲》，深感蒋庆先生的王道政治理念之不合适宜也。但我这里不是而且至今也没有能力对蒋先生的思想进行全面的清理与批评，而只是想就蒋先生关于《大学》里一个词的解释提出一个尝试性的批评，我希望这是我关注蒋庆先生思想的一个开端。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事物的根本。
《大学》中的这个词就是“亲民”。《大学》是儒家基本经典之一，影响深远，首句即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句话被称为《大学》的三条纲领。我认为蒋庆先生对“明明德”、“止于至善”这两条都作出了很好的解释，但是我不同意蒋先生对“亲民”这一条的解释。所以小文就针对这一点发议论，以期凸现出不同的解释之间所隐藏的政治理念。
蒋先生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说，古代儒家对这个“亲”字有不同的解释，朱子说是“新”， 王阳明先生说是“亲”，这虽然是辞语上的考证，但涉及到对《大学》根本精神的理解，我觉得王阳明先生的解释比朱子的解释好，我采纳的是王阳明先生的解释，是“亲民”，而不是“新民”。那么，“亲民”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爱民”，就是为民众谋福利，就是要亲近、亲爱老百姓，亲近、亲爱社会与众人，就是要做出实际的事功来为民众服务。（见《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蒋庆先生在厦门大学的演讲》）
我非常同意蒋先生的说法，的确，对“亲民”的解释涉及到对《大学》根本精神的理解。但是我想先顺便纠正一下蒋先生的一个小小的错误。其实“亲民”之释为“新民”，应当说最早始于程氏兄弟（程颐与程颢），朱子（朱熹）只不过是沿用了程子的说法，这一点朱熹说的很明白。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是这样说的：“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98，页5。）这表明，“亲民”释为“新民”应该始于程子而非朱子，所以不能够简单地将将“亲民”释为“新民”这种释义归功于朱子，当然，王阳明似乎也没有分辨之。（见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997，页1。）蒋先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所以也就不作区别了，但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释义的所有权之争，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亲民”？我们直接面对的是两种解释。我认为这两种解释里面蕴含完全不同的人性观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制度之设计。先看看蒋庆先生所赞同的王阳明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的重点在“君”，正象前面蒋先生所说的，它要求统治者不要高高在上，而要俯身向下，要做到爱民如子，为民谋福利。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这实际上就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的当代表达，其表达式是“为民作主”。很显然，这种解释所隐含的制度背景是君主专制制度，人性假定则是老百姓的理性使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只有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统治者是高高在上的，因此为了让小老百姓能混过日子，要求统治者尽量俯身向下，不要过于压制自己的百姓，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蒋先生主张“亲民”一词当释为“亲民”，莫非是赞同君主专制制度？蒋先生的王道政治说本质上是君主专制制度吗？前几天我在徐友渔先生的《讨论国学，该如何讲道理》一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我觉得现在热心倡导国学的人最好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文化补习的教师，而不要把自己定位成点化门徒、拉人入教的教主。这种人确实有，比如2004年读经运动的首要发起人就说：‘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有人指其中的“首要发起人”就是蒋庆先生，始予不信，证诸这里关于“亲民”一词的释义，信然！
我赞同的是第二种解释。当然，在程-朱那里，将“亲民”解释为“新民”可能与王阳明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我们在今天，完全可以本着“创造性转化”的原则，将“亲民”解释为“新民”以求新义。与“亲民”的解释重点在“君”不同，“新民”的解释重点则在“民”。朱熹说得好，按照我的理解，明明德是使自己“成为人”，那么新民使别人也“成为人”。如果这样来解释，那么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则能别开生面。五四以来，“为民作主”的“民本”思想已经被“人民自主”的“民主”思想所取代，不管五四有多少缺陷，我想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一根本性的文化观念转变，也就是说，民主已经作为一基本格式被定格在中国文化之中，任谁也推不倒它，虽然民本的思想在一股否定五四的潮流中有所抬头有所复活，但是民本思想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末路，其中的理据就是中国人已经“长大成人”了，虽然人的本性的缺陷常常要求统治者给予庇护，但是这种庇护是不可能让民本思想成为主潮的。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自鲁迅先生开创的“国民性批判”正在向“人性批判”过渡，这就是中国人长大成人的标志。（参拙文：《从国民性批判到人性批判》）这意味着，中国人具备了实施民主的人性条件，因为“民主”乃是“成人的游戏”，而“民本”则必然是成年人加之于未成年人的游戏。在我看来，在现代社会，“民本”思想及其实践乃是对人性的侮辱，而“民主”思想及其实践才是对人性的尊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同朱熹进一步提出的对“作新民”之“作”的解释：“鼓之舞之之谓作。”（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98，页8。）的确，我们今天应该努力让人民真正成为人，而不是将他/她们永远当成未成年人。
我由此认为蒋先生在当代对中国人的人性预设及由此而提出的王道政治是成问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蒋先生的理论及实践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在我看来，蒋庆先生在倡导王道政治时的两个重大发现是，民主政治是源于西方的制度，它与中国文化传统政治是不同的，而且，在当代，民主政治也面临着重大的困境。的确，这两个方面都是存在着的事实。就前一个方面而言，我想我们不能因为它是西方的就不面对它，就不接受它，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证的，民主政治是成人的游戏。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我们也不能因为民主政治面临困境而放弃它，实际上，人类已经发展出了限制民主的制度，即宪政，或曰法治，民主与宪政两者创造性的结合形成宪政民主制就是人类的一个追求。（参拙文：《宪政与民主》、《再论宪政与民主》）我想，宪政民主制比蒋先生所主张的王道政治应该更加符合当代人类的人性实际吧？
魏敦友
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
2005-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