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周来，海外报章对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提交的《国家赔偿法》的修正草案，修改了现行的国家赔偿法的原有规定：‘违法才赔’的立法準则；颇引好评。什麼是‘违法才赔’？就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而修正草案是：《只要是公权力侵犯合法权益，受害人就有权获得国家赔偿。》删去了执法者《违法行使职权》的前提。更清楚的说：不能藉口公权力侵犯合法权益，一旦侵犯，受害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
法治国家一定有《国家赔偿法》；如果依报导的范围，属於公权力行使的失当时的补救；更清楚的说，是对法律未尽善、执法者未尽责的补救；更何况是假案、寃案和错案；因此，称之为《寃狱赔偿法》更恰当。这是对公权力的约制。法律的建立，不但对不法的人起阻吓作用，同时也慎防执法者滥用公权力，前者危害社会规范，和后者危害法治。赔偿法就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国家
赔偿法》的范围更广；不只公权力直接侵犯公民权力得到赔偿，连间接的措施使得公民受害也包括在内。例如公路的陷洞未补修，以致驾驶失事，造成人车俱伤，公民可依法控告政府索偿；又如政府验收工程未妥，以致房楼倒塌；公民亦可兴讼索偿等等。都是《国家赔偿法》范围之内。总之，除了无法预估的天然灾害，任何人为的错失，都在《国家赔偿法》之内。因此，汶川地震的自然灾害，除非政府有确凿的证据，没有人为的错失縦容豆腐渣工程，否则，《国家赔偿法》依法对公权力执行上错失，就应对受害公民赔偿。
综合报章指出，《国家赔偿法》能够修正的共识；是有鑑於年来‘寃案层出不穷’（见星岛日报北美版中国要闻六月二十三日）举出：胥敬祥《抢劫冤案》，从1992经四次无罪抗告，仍维持原判，到省高级法院终局裁决撤销原判，胥已冤枉服刑十三年；《佘祥林杀妻冤案》，其妻张在玉失踪，因怀疑为佘所杀，1998年以杀人犯服刑11年后，竟发现张在玉未死。聂树斌《冤杀案》：1995年警方证实聂强姦、杀人被枪决；其后查出真兇王书金。杨明银《杀人冤案》：1995，杨遭警逼供承认抢劫杀人，判刑16年；至2005年，由贪污官员检举真兇才得释放，但仍为警方软禁，防止他向外泄秘；还有《史建强冤案》、《陈珍福冤案》、《滕兴善冤案》、《高宏亮冤案》、《孙万刚冤案》等等。都是轰动一时的大案，不能一一列举了。报章认为：这些举例，只是冰山一角；没有揭发的比揭发不知多少倍。则天下冤案冤狱之多，不幸发生在吾土吾民，思之何等令人愴怀！
草案同时规定：‘〈对公民採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同页星岛日报）这个规定，没有前提、也没有但书。如果真能贯彻执行，一定能阻吓执法者对公民滥拘滥捕。因为行为要件成立，即使立刻释放；受害人就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如果认为对执法者苛刻，那就错了；文明国家的公民，不须证明本身没有犯罪，所谓〈无罪取证〉是也；执法者要提出确凿的证据，才取得法院的拘押许可，始能行动。犯罪取证是执法者的责任而不是公民；是防止滥拘滥捕唯一的法门；公民的人身安全才有保障。也是执法者也要守法的精神所在。
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律的订定最讲究精细和具体，所以法律的籍典是最厚的一本，就是巨细无遗列载要件与条文，尽量弥补所有漏洞。《国家赔偿法》的修正草案，据报导由於〈有的常委会的委员和一些部门还提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中，包含了有轻微犯罪行为的情况下，有关机关依法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国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见同页）因此修正草案有了这个《但书》：〈但依法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处分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是社会的规范、是公民自由、生命、财產的保护伞。它的订立是严肃而慎密，不是谁提出就要兼顾。所以法律由专家而不是多数决定。更何论〈有的常委〉和〈一些部门〉？刑事当要刑事诉讼法经法院审判，违法者依法判罪；不能予〈行政处罚〉，这是行政权侵犯司法权。法律便成具文，是权大於法之弊。尤恐宽严徇私！更有甚者，有了这个《但书》，执法者对冤案的造成，容易找到《轻微犯罪行为》而予受害人《给予行政处罚》，执法者容易〈依法脱罪〉；而受害人冤上加冤；有此《但书》，确实不妥。如果草案尚未正式通过，尤望衮衮诸公，慎思卓裁；国家幸甚、法治幸甚、人民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