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的人生有两大不幸，都和政治运动有关：第一个不幸是反右运动，第二个不幸发生在1980年代。这两大不幸，毁了江平，也成全了江平。
反右运动本来与他没关系，但年轻气盛的江平在当局开门整风的鼓励下，积极向当局建言献策。刚刚从苏联回来的他，既跟大家介绍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也勇敢地说出包括陶里亚蒂等在内不同意赫鲁晓夫观点的事实。既然“阳谋”之网已经拉开，那么只有一点点地下党斗争经验的江平，自然也就在劫难逃。此后江平经历离婚、身残等个人身心的变故，更经历长达二十二年的政治贱民待遇，苦不堪言。直到改革开放开始，历经二十二年逆境的江平才苦尽甘来。
1980年代末的风波，与江平早期在崇德中学跟随地下党搞学生运动的经历有关，这使他天然地认同学生要民主、要自由的诉求。由此，江平开启了另一个二十年的小逆境，尽管这场小的逆境并未使他“苦不堪言”，他也在体制外做了很多事情，但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实际上我也很难说是官方所认可的那样的知识分子。”
这两大不幸，都在江平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迫使他离开了自己的舞台，走向人生的低谷。但也正是这两大不幸，使得江平能够深思人生之路，能够想清楚了再走，能够在社会的底层感受社会的脉搏，进而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终于用他优良的道德与文章，成为一代法学家之翘楚。
回头再来看，江平的人生中，也有他幸运的地方。一个是早年的革命经历，另一个是年轻时的留学经历。
1945年江平入读崇德中学开始，即与当时硕果仅存的“北系”地下党有了联系。此后，在地下党的支持和鼓励下，江平甚至成为崇德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更关键的是，1947年他加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盟。1949年入读燕京大学不久，革命的形势遍及全国，他也从江伟琏改名江平，时刻准备南下干革命。最后因革命胜利的形势需要文艺工作者的点缀，江平因而按照上面的安排，留在北平创建青年文工团。这段不长的革命经历，使得他能够成为新生政权的同路人，受到远远多于旧知识分子的信任和重用。
正因为这种信任和重用，使得江平1951年从北京团市委一名公务员而留学苏联名正言顺。留学苏联的这段经历，以及他在留学前打下的英语基础、留学后打下的俄语基础，都使得他能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更早地睁眼看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他能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顺势而上，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者与受益者。
就江平的这些幸运与不幸来说，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名望的法学家，无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法学家。他所经历的幸运，无论是革命经历还是留学经历以及外语优势，现在革命经历已经过时，“海龟”车载斗量，后人不可能再以此津津乐道;而江平所经历的不幸，除非今后社会政治格局有天翻地覆的变动，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和人民一起成长的政府，不大可能再让人民经历种种风波的磨难。后人既然不可能再经历这些历史事件，亦无可能效法江平，能够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胸怀。
读者或问：难道现在熙熙攘攘如“过江之卿”的法学家中，就没有人能够继承江平先生的衣钵，续写法学家的光荣与梦想?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非常悲观。
让人揪心的现实是，在现实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诱惑与压力面前，越来越多的法律人以进出中南海为荣，以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遨游为荣，能够独立而清醒地就社会公共事务发言的法学家越来越少;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完全以民粹主义为立脚点的声音大行其道。像江平先生这样“站在法律的一边”的法学家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称江平先生为最后的法学家。
我们现实的学术环境，亦未能给我们培养像江平这样的法学家提供良好的土壤与广阔的舞台。教育行政化使得高等教育沦为政府教育部门的附庸。我们不再可能有如同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先贤那样的大学校长，我们更不可能培养出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学生，即便法学界，像王宠惠、吴经熊、杨兆龙那样博学的法学先贤，亦将一去不复返。放眼望去，能够在西方学界留名的中国学者，基本上都是在民国时期接受大学教育，进而出国深造、滞留。此外，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量化、等级考核体系，也使得每一个学者都以孜孜不倦地发表论文为天职，以多快不好地发表论文为追求，根本无暇顾及论文的质量与原创性，更遑论关注专业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履行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义务。还有，教育行政部门垄断学术资源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分配学术资源，这使得“搞课题”成为当代学者的基本生存状态，这种疲于奔命的“包工”与“转包”的学术生产模式，也使得法学界越来越贫乏，固然从数量上成为“学术大国”，但从学术原创性乃至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来说，却的的确确是“撮尔小国”。由此种种现状产生的最主要的恶果，即是我们的法学界总体上在呈现出“退化”的趋势，无论是学养还是人品，都一代不如一代。从这一点上说，称江平为“最后的法学家”，一点也不拔高江平先生，亦一点也不贬低现在的衮衮法学诸家。
陈夏红：江老师，您的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刚刚出版。作为这本书的口述人，您现在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情?您怎么看待这本回忆录的出版?
江平：我觉得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还不是特别习惯于“回忆录”这种形式。
为什么不是特别习惯呢?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多表现得很收敛，而我这个口述自传的出版，好像带有宣扬自己的性质，所以，出版这本口述自传，我自己多少带有一种于心不安的感受。另有一个就是，像我在自序里所说的，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也曾经想独立写作回忆录，可是写了几章之后，有一段时间就搁笔了。我常常扪心自问：我自己这八十年，究竟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呢?我总觉得一辈子都在学校，参加一些活动，更多讲讲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地方。这两个原因，应该说在我的思想里，始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后来，在我的学生们的鼓励下，我自己也渐渐认为，我相比于其他人，至少从法学界来说，我的经历还有点故事性，还有点坎坷。所以从这点来说，也就写了这本《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但是写完之后，我自己也担心：这样一本书，这么一些内容，是不是读者都会感兴趣啊?我的看法是，可能学法律的人会多少有一点兴趣，那么其他人究竟会如何，这是很难说的。
所以归根结底，我是抱着十分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对待《八十自述》的出版。再看看社会效果怎么样，看看和我预期的相符不相符吧。
陈夏红：许多朋友知道要出版这本书后，都表示十分期待。我的另一问题是，您回顾八十年人生，自己比较满意的经历是哪一部分?
江平：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来看，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或者说，比较能够得到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赞同的地方，我看就是一个，即我经历的反右运动后的坎坷。
我觉得，反右斗争对我来说，不应该从消极面来看，而应从积极面来看。反右对我最大的积极面，就是要我深思一下，这个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来走?二十二年的逆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人生教训，就是不能够顺着潮流去走，不能随大流。也就是说，政治这个东西，在中国是变幻莫测的，那么，你如果什么时候都顺着潮流在波动，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自己的立脚点，你就会顺势而走。或者难听点说，你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总是想博得领导上的同意与欢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自己一生中比较可喜的事情，就是我的一生，终究没有说太多违心话，没有做太多违心事。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益于自己失意的这一段时间。失意的时间里，你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再来说些违心话、做些违心的事。或者说，你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还想为了求得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去做一些趋炎附势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我应该说是很幸运的。我也曾经讲过，如果我没有“右派分子”的这一段经历，那么在顺势的情况下，我有没有可能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呢?或者也跟着“四人帮”做一些事情呢?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形势已经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了，你只能顺着政治的潮流来发展。由于有了这个挫折，所以我也不可能跟着潮流走。
那么，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看，我觉得也有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也经历了一个顺境，也有一个逆境。你像1990年代初，我担任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被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人大代表也在两年后免去。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逆境。
当时我所坚持的，实际上是对中国应该走政治文明的坚持。所以，也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我看青年学生也好，老师也好，社会也好，称赞我的，主要也就是这个脊梁和骨气。如果当时我也说了一些完全不同于当时主流观点的一些东西，去说些迎合官方的话，做些迎合官方的事情，我就没有自己真正的骨气和脊梁。所以我想，骨气也好，脊梁也好，恰巧是在这样的时刻体现出来的。
所以回顾我的人生，实际上是两大挫折：第一个挫折是大的挫折，反右之后的二十二年逆境;第二个挫折是小的挫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经历的小的挫折，这个挫折持续了约二十年。坦率地说，现在实际上我也很难说是官方所认可的那样的知识分子。
陈夏红：的确如此，大家最敬重您的一点，就是您“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我想知道，您怎么看像您这样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法治的贡献?你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法治的贡献到底在哪儿?
江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贡献应该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我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正处在一个社会变革大动荡中的时期。
为什么说我们处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呢?因为在我们之前大学毕业的，无论法学家也好，其他知识分子也好，特别是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受了旧时代的影响，还是属于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法学家里面，被认为是“旧法人员”。而我们国家对于旧法人员，和其他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相比，敌意更严重一点，甚至认为“旧法人员”是为旧政权而卖命的。旧的法官也好，旧的检察官也好，有的实际上被贴上“反共老手”，都是这样的一些人。
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被打倒了，或者说被淘汰了。就法学界来说，能够留下来的，只是国际法方面的一些专家，像王铁崖、梅汝等。他们之所以还能得到一些使用，是因为我们的外交部门还是需要这样一些专家。那么，刑法方面受的冲击是最严重的，刑法方面很大一部分，都被淘汰了。民法方面应该说基本上也是属于被利用的，“旧法人员”中残存的民法知识还可以被利用的，整体上都是这样的一些状态，像那时候我们学校民法方面，还有一些专家，他们在民国时期还是很有名的，而他们实际上在北京政法学院讲的内容，也都是旧的一些知识，仅供我们参考的一些知识。甚至还有，像谢怀教授这样的一些“旧法人员”，应该说在私法方面还是很权威的，但实际上也是很不受信任的。你看法学所，这几年谢怀基本没有出国的任务，什么也没有。划“右派”之后乃至“右派”平反之后，实际上还是被利用的状态。
这是个中国特有的情况。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虽然我们当时被划了“右派”，但是从我们的帽子里面，或者说从我们的经历来看，我们还可以被叫做“革命的一代”。也就是说，我们当初参加革命是自愿的，是真诚的。我们大都是解放以后才来上大学的，虽然我读燕京大学是在1948年。这样的话，我们是带着一种红色的色彩。这是个最大的不同。
我常说，这是我们的优点，也是我们的劣势。在建国的初期，我们终究还有一些老知识分子，可供使用。但是到改革开放时期，情况就大大不同了。从年龄上来说，一些老的知识分子已经退出舞台，有的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已经不能够再从事工作。我们这一代人正好五十岁左右，所以主要就靠我们这一代人，来作为八九十年代法学界的支柱。
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有个俄语的外语基础，我的英语在燕京大学也还有基础，所以我还有两门外语的基础。而很多解放后在国内上大学的法学家，基本上都不具备这么一个条件。我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优势，就是前面整整缺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后面新起来的一些又没有外语的优势，也没有国外培养的优势。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那么我们的劣势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五十岁了。而五十岁的时候，很快又担任学校的领导，所以我们专业是很不扎实的。我常常说，我没有认真看几本书，没有像研究生那样，去翻阅一些名著或者国外的著名的法学著作。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自己的真正的学术功底，比起现在的研究生们，就差了很多，这是我最深切的感受。
所以我也常常说，我们这一代人在法学界的作用，就是一个“梯子”的作用。我们就像一个梯子，我们为我们的正规的硕士生、博士生的七年甚至十年，做一个梯子。现在来看，我们起到了这个“梯子”的作用。
陈夏红：一定程度上，你们也是承前启后的。那么江老师您回顾您这八十年，有没有什么事情特别想做，但却没做到的?
江平：特别想做而没做到的?我觉得实际上就是从学校工作来说的话，可能存在这方面的遗憾。
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像我们老一代的校长那样，培养出一些很有能力、很有作为的人才。他们从自然科学来说，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金;从人文社科类说，也是特别出类拔萃。我们不可能做到这样，我们不可能培养出来整整一代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人。我想真正很遗憾的，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实在不可能让你一个大学校长，发挥出你应该发挥的作用。课程的安排都是由官方来决定的，现在甚至连教学的内容都是由官方来决定，哪些课的比重是多少、哪些课程该设置，大学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力。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中国最可欣慰的，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摒弃了阶级斗争作为法律的主导思想，我们真正跟国际上一样，以公平正义作为法学的指导思想，这点是变化很大。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从这一点上来说，体现了跟国际上的接轨。但是我们真正的独立自由的思想，还差了很多，还受原来政治体制的约束。我们培养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很有理想和激情，可是一旦进入社会，他们就完全融入社会里头。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熏陶作用，远远大于学校对他们教育的作用。
陈夏红：今年年初您在《律师文摘》为您举办的寿诞上，说“中国正处在一个法治的大倒退时期”。现在您还这么认为吗?您对中国法治前景到底怎么看?中国的法学究竟该往何处去?
江平：中国法学的前景，完全取决于政治的前景。政治不自由化，法学是不可能得到解放的。所以从法学的前途来看，也和法律制度的前途有关。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跟中国的宪政能不能够真正贯彻有很重要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