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侄：
你的看法不错，接近傅雷先生的说法：译家若想成功，得时时站在读者的位置审视译文，给它挑错才行。就像一流的演员，既要进入角色，与剧中人物合一，又要脱出身来冷眼观察自己的一招一式，即使到了高潮顶峰仍能控制得住。他这个比喻，是不是把你的意思说全了？
上封信那一句话，“世上从来没有活语言所表达不了的思想，无论多么古老外国、新奇神秘”，其实不仅是语言学原理，也是我们日常的实践。我简单再说两句。
人的认知经验及其分类、记录和表达，都离不开语言。新事物新观念每天刺激着语词的使用与创新；活语言永远在生长之中。你看，正正规规的“公共汽车”“出租车”放着不用，有人偏要换个简短时髦的名目，进口香港的说法：“巴士”“的士”。不知何时开始，店家广告把英语“T-shirt”写成“T恤(衫)”，英汉搭配(源于粤语译音)。这个借词，我查了一下，已经收在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了。网络世界，形形色色的新词新义(neologism)，“顶”呀“靠”呀，就更多了。人们总是不停地发明、改造词汇，利用外来语，或通过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段，来丰富自己的表达。一切生长着的语言，对于以其为母语的独立社群，就满足那社群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日用需求而言，都是最好的语言。
可见，语言的认知职能(cognitive function)是基本不受现有词汇和语法结构的约束的，一如俄国语言学家雅各森(1896-1982)指出。一个语言符号(语词)的意义，须通过另一些符号的翻译，才能获得定义或描述。例如“巴士”可定义为“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则可解作“有固定路线和停车站、供乘客乘坐的汽车”(见《现代汉语词典》)。如此等等。这样的同义语词或概念分析的替换表达，亦可推及不同语言之间语词的对应、转译。一种语言能够认知而表达的思想感情，换一种也必然可以。这是因为，我们对语词的描述、定义，实际是对语言认知经验的描述和定义。任何语言，只要熟练掌握了，能够听、说、交流思想，便可以胜任描述语言的任务；即能够充当“元语”(metalanguage)，而把所有被描述的语言(包括元语本身)当作诠解、翻译或赋予意义的对象，即“对象语”(object language)。
所以，任何事物观念，抽象具体不论，凡意会了的，皆可言传。所谓某词某语不可转译，某一玄妙思想无法言说，只是一种修辞或信念上的讲法，或人们的语言心理习惯造成的“语言迷思”(雅各森，页431)。
语言习惯要受语言结构(如语法规则)的影响；语法规则可以让使用者的思想感情潜移默化，相信“语言迷思”。雅各森举例说，俄罗斯民间迷信，刀落地兆示来客是男人，叉落地则为女宾上门。但这迷信的缘起，跟刀叉的形状功能或象征含义无关，是语言心理“作祟”：“刀”(nozh)在俄语里是阳性名词，“叉”(vilka)是阴性名词。习惯成自然；“自然”形成的关联，往往被人们视为当然。有一次，俄国画家列宾(1844-1930)看到德国人把“罪恶”拟人画成女子的形象，感到十分不
解(见《创世记：传说与译注》，页59插图)。原来，俄语“罪恶”(grekh)一词是阳性，须以“他”为代词指涉，故在俄国文艺作品中常常描摹为男性。可是列宾没有想到，这一重要的宗教和道德概念，在德语里却是阴性名词：die Suende。
那么，语言之间是否有优劣或发达落后的差异呢？这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迷思”。欧洲中世纪前期，人们普遍相信，语法修辞、神学、法学和医学之类高深的知识，是专属拉丁文的领域。各民族的俗语由于缺乏精密抽象的词汇，语法简陋，不适合创作“高尚文学”或开展学术研究。然而，十二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行吟歌手”(trobator)的兴起，把俗语抒情诗带进了欧洲宫廷；随后，但丁以意大利语赋《神曲》，更揭露了那“迷思”的荒谬。今天，没有哪个欧洲民族会认为自家的母语不够发达，不配讨论翻译维吉尔、贺拉斯和西塞罗的思想文字。事实上，根据语言学家的调查，即便是澳洲原住民的所谓“原始的丛林土语”(目前各部族日常使用的尚有二百五十种之多)，描述白人文化和应对现代城市文明，在词汇生成上也毫无困难(包薇尔/特拉杰，页159)。反倒是英语主流媒体报道原住民，每每误读误译他们的文化与思想表达----不是因为英语不如土语先进(这话连傻瓜也不肯信的)，而是报道者的知识不足，还带着种族偏见。知识不足和种族偏见，就是语言划分优劣的“迷思”之根源。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注释】
包薇尔/特拉杰(Laurie Bauer & Peter Trudgill)(编)：《语言迷思种种》(Language Myths)，企鹅丛书， 1998。
雅各森(Roman Jakobson)：《文学中的语言》(Language in Literature)，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