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关（恢复中国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的地位）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经历了漫长的15年，在此期间“走出去”就一直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推动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探索和发展。2001年，“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自此，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开始在经济全球化大海中乘风破浪，加速航行。十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加国际竞争，在竞争中迅速成长，其命运也与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前世界经济蹒跚前行，地区冲突与动荡持续不断，短期困难与长期矛盾交织，对于走向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来说，愈发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可能带给中国的挑战和机遇，中国企业如何因势而变、趁势而上，中国金融机构如何顺势而为，为“走出去”战略保驾护航，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十年历程，成绩斐然，挑战严峻
十年风雨征程，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一是规模持续扩大。以对外投资为例，根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商务部数据，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是2002年的25.5倍；截至2011年9月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3617.8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二是“走出去”主体日趋多样，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已成长起一批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大型企业集团。三是形式日益丰富，行业不断拓宽。既有传统绿地投资，也有跨国收购和兼并；既有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等传统产业的投资，也有金融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四是多元化市场格局基本形成。中国企业的足迹已遍布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传统亚洲国家外，向非洲、拉美、欧洲和北美的投资也不断增加。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绩固然可喜，面临的严峻挑战更不容忽视。其中有四点尤为突出：
海外风险不易控制。今天的国际市场已成为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科技力量综合博弈的场所，这使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如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暴力活动、人质事件等。尤其是一些政治风险更加难以把握和控制，比如利比亚动荡和内战给企业带来巨大困难。同时，受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由欧美国家掀起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向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扩散，并刺激印度、拉美和东欧国家仿效。各国引资政策出现分化，一些国家政府重新开始强调管制，以国家安全、环境保护、民众利益、保障就业等名义设置隐性投资壁垒，从而加大了跨国投资的风险和成本。此外，出于政治因素，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面临一些特殊风险。如中国国有企业一直被部分国家主观解读为具有政府背景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对其开展国际业务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国际上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戒心将较长期的存在，尽管从法律上设置明显歧视性规定的可能性不大，但极有可能利用繁琐的审查制度、随意的标准或程序等隐性手段设置障碍。
国际化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历史较短，经验不足，在语言、文化差异大，制度和法律环境不同的情况下，控制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企业实力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相比有明显差距，国内企业界真正能立足于全球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人才仍十分匮乏。此外，当前的国际经营环境已与早期西方国家开拓国际市场时完全不同，单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已不可行。这意味着企业需要有较强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以及与当地社会沟通融合的能力，这些方面也恰是国内企业的薄弱之处。
在规则和标准竞争中尚未占据有利地位。中国绝大多数“走出去”企业比较善于利用成本和质量优势进行产品竞争，却对掌握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缺乏足够关注和重视。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订上处于从属地位，导致很多企业走出国门因为规则和标准适用问题陷入被动。当前，发达国家之所以竭力倡导低碳经济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是企图通过推行相关技术规则和标准控制市场，主导新一轮国际竞争，甚至以此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此尤其需要警惕。
金融支持与配套服务体系亟须完善。中国企业在境外缺乏信用基础，导致其在向境外银行贷款时面临门槛高、利率高、额度少、期限短等困境。而国内金融机构由于刚刚开始“走出去”，海外运作能力和经验不足，海外分支机构少且分布不均，对企业的支持跟不上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难以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不少企业的国际业务经营难以获得充分的资金支持和配套服务，不得不独自承担“走出去”的各种风险。反观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能一直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首位，与其跨国银行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它们为美国跨国公司提供融资安排、全球资金调拨、现金管理、顾问咨询、外汇交易、杠杆收购、保险等一系列服务，同时还帮助企业寻找并购目标，设计并购方案，充当并购顾问和谈判代表，为项目成交作协调工作。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是在特殊的环境中成长的，更需要金融支持，因此国家必须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支持，在现阶段也必须为企业承担风险。
把握机遇，找准定位，明确方向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借助外来投资提振本国经济，特别是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和希望尽快融入全球化的非洲国家愿望更为迫切，客观上为中国企业兼并收购国外优质资产、扩大海外投资提供了机遇。中国要延续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辉煌成就，并在新一轮国际竞争浪潮中再次抓住当前机遇，就必须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
做好筹划，有备而去，有的放矢。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要做好前期调研，包括对东道国投资政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适用性和文化差异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在进入国际市场初期实力尚不雄厚的情况下，要扬长避短，集中力量做好自身最具优势的业务，力争“专而精”，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考虑进入新的领域。
创新方式，多方合作，减小阻力。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根据国际规则和东道国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多种策略，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例如可以考虑以间接投资为主，以非国有资产为主，可以不控股，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控股，从而尽可能减少阻力。此外，国内企业还可考虑与外国跨国公司联合“走出去”。
练好内功，打好基础。一是要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和科学的内部投资决策程序，尤其要建立海外投资风险的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二是要加强对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训，注重对当地管理人员的选拔和任用，提高跨文化管理水平，促进企业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三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在标准、专利等方面的投入，重视对知识产权的积累和保护，这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并能在国际市场上扎根的根本所在。
建立与现阶段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发展还需要一个积累、成长的过程。在现阶段商业银行难以对海外投资有效提供金融服务的情况下，需要在该领域具有专业优势的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作用。从国际实践看，通过进出口银行及类似金融机构支持海外投资是各国普遍做法，尤其在本次危机中，这类机构的功能被显著强化。因此，中国也应增强进出口银行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能力。此外，针对当前国际上对主权投资基金的警惕，发展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聚合民间闲散资金入股民营企业；设立对外并购基金，或针对特定地区、特定市场设立若干股权投资基金，采取国家、企业、银行、专业投资机构相结合的股权结构，以民间资本为主，实行商业化运作，这样做的成功概率更大一些。最后，还应建立一个与“走出去”相适应的风险准备金制度和保险制度。这方面可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经验。如日本建立的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中，依托对外援助，通过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建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等。
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支持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家银行，成立17年来，一直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己任。在1994年成立之初，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主要业务是为机电产品和大型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的出口提供资金支持。此后，随着形势发展变化，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先后开办了援外优惠贷款、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境外建厂贷款，境外承包工程贷款，以及为企业境外加工贸易提供出口信贷等。中央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后，中国进出口银行进一步把支持“走出去”作为业务发展重点，逐渐形成了多样化、全方位的业务体系，培养起一支专业的国际业务人才队伍，积累了海外项目管理经验以及品牌、客户等独特优势，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广泛的工作联系，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融资渠道。
为支持企业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中国进出口银行不断创新业务品种，拓宽客户范围，开展了一系列特色业务。
第一，建立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相结合的服务体系。如利用政府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支持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为企业在受援国承包工程、开发资源、投资建厂提供支持。专门设立境外投资贷款和对外承包工程贷款等业务品种，并利用联合融资、银团贷款、项目融资等多种结构的融资方式为企业提供支持。开展国际结算、对外担保、保函、保理、咨询等中间业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服务。
第二，开拓适合发展中国家具体国情的融资模式。如探索形成了苏丹模式、安哥拉模式、尼日利亚模式、加蓬模式等互惠贷款合作模式，支持这些国家的资源开发与各种民生项目；建立了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总规模100亿美元，一期规模10亿美元，主要投资于中国与东盟企业间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技术合作项目。
第三，开发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的融资产品。如设立了特别融资账户部，发起设立了成都银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开发了统借统还、自借统保、统保代管等中小企业贷款模式；推出了出口企业供应链融资业务；开创了为科技型、外向型中小企业提供创新服务的全新模式。
第四，与政府合作，支持文化、旅游、农业等特色产业“走出去”。如与文化部合作，支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文化出口基地；与商务部合作，共同搭建服务外包产业融资平台；与农业部签署共同推动农业“走出去”战略合作协议，支持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境内涉外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农业技术输出。
第五，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帮助“走出去”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金。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与罗马尼亚进出口银行、印度进出口银行、韩国输出入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22家金融机构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与墨西哥外贸银行、土耳其实业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等10家金融机构签署了贸易融资、信用证代付、风险参与或信用担保等业务合作协议；与渣打银行、恒生银行等境外代理行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融资合作。
支持“走出去”获得显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截至2010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累计发放“走出去”项目贷款超过5000亿美元，累计支持项目逾1400个，支持领域涉及油气、矿产、森林等境外资源开发，以及铁路、公路、桥梁、机场、港口、住房、电信、电站等境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业务覆盖亚洲、欧洲、非洲、拉美、北美、大洋洲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项目不仅有力支持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为国内企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得了显著社会效益。
第一，支持了一大批“走出去”骨干企业，推动了民族品牌走向世界。如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电信设备龙头企业，中国水利水电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工程建设集团公司等几乎所有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以及中石化、中色建设、中钢、振华港机、三一重工、上汽、一汽、奇瑞、联想、海尔、海信、TCL等均获得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这些企业都已成为“走出去”的领军者和中坚力量。
第二，支持了众多海外重大并购项目，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如支持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意大利CIFA股权项目，这是中国企业在欧洲工业领域最大的现金收购，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企业；支持俏佳人传媒有限公司并购美国国际视听传媒有限公司，
这是中国首个民营文化企业并购西方发达国家传媒项目。
第三，支持了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项目，为中国树立了良好国际形象。如2008年支持的塔吉克斯坦500千伏南北输变电线项目，是该国政府“水电兴国”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2010年支持的塔乌公路项目，是塔吉克斯坦建国以来最大的公路建设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显著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水平，带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伴随项目实施，中国企业还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当地培养了具备熟练技术的人才，解决了大量当地就业。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立行之本，就是支持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尤其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期发挥关键作用。当前，中国“走出去”正迎来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机遇期，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当仁不让的责任。
第一，全面落实国家对外援助承诺。扩大优惠贷款的覆盖范围，支持周边国家及非洲、拉美地区与我国的经济合作。同时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的有利时机，并充分利用好东盟“10+1”和“10+3”、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现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平台，支持我国与东盟、中亚、东北亚、南亚和中东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针对不同国别不同国情，因地制宜地提供全方位、多样化金融支持。
第二，分享经验，助力企业控制海外风险。充分利用在项目风险、国际惯例、国别风险、商业习惯等方面积累的信息和经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和便利，协助企业进行项目论证和评估，帮助企业寻找合适的投资方式，优化经营模式，以求取得更好的投资与经营业绩。同时，利用与外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商会的良好关系，为企业牵线搭桥，协调关系，营造良好投资与经营环境。
第三，加大投入，支持企业扩大海外市场。继续发挥现有金融服务体系的功能，发挥各项融资产品的组合优势，重点支持企业在境外战略性能源资源开发领域和境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项目。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满足企业以绿地投资、兼并收购、合同协议、合作开发、交钥匙工程等多种方式“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的金融需求。同时，加大力度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支持企业在巩固传统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同时，深入拓展发达国家市场，占据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融入世界高端产业链。
第四，拓宽渠道，支持中国标准和中国管理“走出去”。为推动中国交通标准“走出去”，中国进出口银行已联合有关方面，承担了交通建设标准的编译工作，未来将加大力度推动中国标准在设计、施工、验收等方面扩大国际应用范围，帮助中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舞台。此外，积极支持中国企业获取海外特许经营权和许可证，通过将国内管理经验中先进的部分带到合作国家，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企业管理能力的认可，从而拓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进入渠道，实现在更高层次上、更大空间内“走出去”。
来源:《中国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