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增速持续下滑，其疲弱态势不断拖累经济下行。传统理论认为，当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疲弱时，遏制经济下行趋势的主要政策取向就是增加货币供给，从总量上刺激需求。然而，此轮中国经济下行虽然与需求数据疲弱相关，但现实需求疲弱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从2012年以来的情况来看，货币供应量增速还是较快的，M2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同期GDP增速与物价水平之和。即使如此，需求并没有止住下滑迹象，经济还在继续下行。
深入观察分析以后发现，在需求疲弱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大量供给方面的因素，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掩盖着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供给方式落后问题。面对“结构性减速”，简单地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总量需求并不能解决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问题。当前，中国需求结构已经升级，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仍然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的状态。技术装备水平进步迟缓，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品结构远远不适应迅速变化的需求升级，出现供给制约需求实现的特殊矛盾。
需求疲弱背后是供需结构不匹配
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总需求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需求、净出口三大部分构成，资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称为投资需求。2012年以来，这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势，然而表明潜在需求的支付能力（例如货币供应、人均收入等）增速相对平稳，有效总需求下行与货币、收入等需求刺激因素相关性不是很高。2012～2014年，投资增速回落4.9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而货币供应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增长。与此同时，作为现实货币支付的替代品，票据总额居高不下，2014年前三个季度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票16.2万亿元，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为9.7万亿元，金融机构票据融资余额达2.81万亿元。以货币表现的支付能力总量继续扩张，还不足以反映出总需求的“天花板”效应。考虑到中国高达92万多亿元的“准货币”（以企业定期存款和个人存款为主），潜在需求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部分需求消费弹性较大，处于“睡眠待唤醒”状态。现实需求疲弱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
进一步观察，居民收入增长与财富积累速度也很快。2001～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366元增长至9892元，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从6860元增长至28844元。而且本世纪以来居民收入分布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004年城镇最高收入户（10%）的人均收入为27506元，是最低收入户（10%，3084元）的8.9倍；2012年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达69877元，是最低收入户的7.6倍。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高于高收入群体，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同期，社会保障水平出现较快增长，2010年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684亿元，社会保障水平为2.27%；到2014年底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到1110.6元，社会保障水平为2.39%，随着住房、医疗和养老的不确定性降低，居民储蓄倾向会逐渐降低，消费倾向增加。2010年以来，股市市值、房产价格和理财余额都出现一定程度攀升，居民财富积累速度较快，尤其是城镇中高收入群体通过理财积累了较大的财富余额。
社会需求仍处于较高水平。随着收入和财富水平提升，居民提高生活质量水平的愿望比较迫切，消费升级换代的需求较大。企业升级改造的欲望很高，潜在的投资需求较大，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融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城乡基础设施仍严重不足、工业4.0战略和“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改造升级需求等因素使投资需求总量也较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较大，改善民生、环境的需求还远没有达到社会期望。从全球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投资和商品需求、中高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也比较旺盛。
现实需求数据“疲弱”掩盖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无法实现的现实，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其背后的实质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供给方式落后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需求结构与档次发生重大变化，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技术装备水平进步迟缓，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品结构与档次调整升级缓慢，供给方式陈旧，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快速升级，成为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第一，供给结构升级缓慢、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抑制居民现实消费需求。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我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40%，居民消费结构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年均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快速增长，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富人阶层不断涌现。
在收入水平提升、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状况下，尽管我国当前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过剩产能，产品供应总量上处于过剩状态，但由于供给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创新能力欠缺，产销不对路，高附加值的精特产品、名牌产品少，现实消费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无法获得，或者由于品质安全等因素，如在市场经济秩序还未健全完善状况下，毒奶粉、劣质食品、虚假药品等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很多现实消费需求被严重抑制。
供给能力不足的结果是，本来旺盛的现实消费，要么“储币待购”而不消费，要么通过境外购买来满足，产生“需求外溢”。比如，近年来在农业科技进步引领下我国粮棉油糖、肉蛋奶、果菜茶、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连年快速增长，但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不相适应的矛盾却日益凸显，优质化、多样化、专用化、无公害的农产品生产供给严重滞后，高品质的营养健康的农产品生产与消费需求有着巨大的差距。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滞缓，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占比为48.2%，而欧盟为70.5%，日本为71.4%，美国达到80%。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供给结构与十年前相比并没有显著改善，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供给结构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
第二，供给方式落后、供需信息不对称导致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转换为有效需求。消费需求除了现实消费需求（刚需）外，还有潜在消费需求（睡眠需求）形式。潜在消费需求消费弹性较大，处于“睡眠待唤醒”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储蓄存款增长较快，消费能力、改善生活质量的意愿不断提升，尤其是新晋的富人阶层更是如此，但由于商业模式、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原因，尽管居民存在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但由于缺乏供给无法转变为现实消费需求。例如，在农村，商业模式单一，获取最新商品信息成本太高，难以有效地吸引潜在消费者进行购买消费。
第三，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也制约了消费增长。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阶段，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会显著上升，有效促进居民逐步从耐用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从而拉动消费快速增长。近年来通过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有所改善，但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不仅抑制了公共消费需求，也抑制了城乡居民相关消费需求。
实际上，在我国总供给结构中，长期以来依靠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例如，现阶段包括农田水利、电网、交通、网络建设、城市供水、排污等地下管道建设、环境治理等在内的城乡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供给缺口仍较大，严重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尤其是，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对消费的限制在农村更为明显。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导致农村家电、汽车、网络信息等相关消费需求未能完全释放。同时，有效规制消费市场、全面安全的社会保障等制度类公共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明显不足，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欺诈、假冒、伪劣、侵权等不法市场行为频发，不仅导致居民消费心理发生变化，也强化了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严重阻碍了居民消费。再如，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由社会提供的医疗、教育、养老、科研技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我国仍主要通过政府建设提供，供给短缺、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也很严重，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这严重拖累了公共消费支出增长。
净出口疲弱的供给因素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总体上为负，一般认为是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人民币升值所致。但我们深入分析以后发现，国际市场需求总量并不足以导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为负；汇率因素对进出口会产生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如2012年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贬值50%，但2014年日本对外贸易逆差比2012年还扩大了近一倍；欧元对美元汇率贬值7%，但对欧元区外贸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贡献；而美元指数上升了25%，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反而从2012年到2014年下降了6.5%。如果产品竞争力很强，即使价格高，也有市场；如果产品竞争力弱，价格水平低也不会有多大的市场。美国出口的饮料、苹果手机、电影产品等皆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因此，真正影响进出口的还是产品本身的因素。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现状及变动态势来看，当前我国出口疲弱，根本上还是供给因素造成的。
一是低端产品出口被不断替代。劳动密集型、高耗能的低端产品技术含量较低，生产供给的替代性很强，只要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就具有市场优势。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对外出口占到全球的10%以上，但大量对外贸易生产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塑料制品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出口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20%以上，且利润微薄。
近年来，东南亚、非洲等地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与中国传统出口产业形成了激烈的同质竞争，中国低端产品制造成本在国际上已不具有优势。在国际市场需求总量不变的条件下，随着国际市场加大从东南亚、非洲等地采购低端制造产品，跨国资本直接到新兴国家投资设厂，甚至将在中国的工厂迁至其他新兴国家，我国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生产面临严重挤压，近两年来纺织服装等低端产品增速不到10%，明显低于柬埔寨、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20%的同期增速，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对外出口的增长。
二是高端产品出口总体上缺乏竞争实力。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不断加大由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力度，但也只有高铁等少数高端产品走向了国际市场，而且有些产品是不是居于全球制高点，也有很大的争议。即使是一些实现了出口到新兴市场甚至中欧地区的高端装备制造产品，也有许多核心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比如，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中，60%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生产出口的，产品制造核心技术掌握在外方手中。
随着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力图占领高端制造市场并不断扩大竞争优势，美国先后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并设立了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数字制造和设计创新中心等先进制造技术研发创新中心；德国政府推出了“‘工业4.0’战略”，欧盟国家提出的“再制造化”目标将工业占GDP的比重从当前的15%提升至2020年的20%。我国高端产品生产出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的强烈挤压，极大影响着我国高端产品的生产出口。
三是中端产品出口面临着强烈的贸易保护摩擦，
产品优势地位并不明显。近年来，我国对外出口结构不断升级，在重点出口产品中，机械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仪器仪表、运输设备、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中端产品出口不断增加，占出口比重上升。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已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多数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较快，企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中端产品成为我国出口的中坚力量。
但是，在中端产品的出口领域，尤其是在机械设备、太阳能光伏、汽车工业等产品出口领域，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出口增长。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中端产品出口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在全球竞争激烈的状况下很难快速扩张。同时，我国产品出口的自我保护能力还很弱，尚不能熟练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导致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中处于绝对劣势，严重影响到了出口增长。2014年，我国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甚至低于整体出口增速7个百分点以上。
从当前情况来看，受制于供给端因素约束，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疲弱，直接引致资本形成需求疲弱，特别是引致对市场极为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显著下降。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4.8%，2014年快速下降至18.1%，2015年前两个月进一步下降至14.7%。由于2012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占比已升至60%以上，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极大影响到总投资的增长。
进一步分析，投资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也是投资需求疲弱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成套设备、精密机床、高档发电机等高端产品50％以上都需要进口，国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60%以上都是外资企业生产的，许多关键设备、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资手中。一些中间产品、重要原材料国内也没有形成有效供给能力，固定资产更新改造需求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难以满足，资本形成需求面临着供给方面的硬性制约。而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的投资只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因此，解决当前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既要完善需求管理政策，更要重视供给管理，加快优化供给结构，提升有效供给能力，既满足现实需求，又唤醒潜在的睡眠需求，从而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