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全球金融动荡源于三个因素
最近这轮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主要源于三个因素：一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因为美联储的政策基点主要是国内经济表现，而现在美国经济看起来不错，因此加息一直都有箭在弦上之势。按道理说，美联储依据其国内经济形势制定政策无可厚非，但它好像忘记了重要一点，那就是美联储虽说是美国的金融机构，但美元却是国际货币。从这个角度讲，美联储理应更多地承担起责任。实际上，美联储加息预期已经严重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这一点在新兴市场国家体现得尤其明显。
二是国际市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甚明朗。自从6月12日中国股市暴跌开始，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就已受到影响。在我看来，到今年年底或最晚明年年初，中国经济本轮下行态势就将见底，原因主要在于房地产投资开发速度将有所回升，前阶段已推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也将逐步落地。尽管如此，当前阶段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确实还未得到有效缓解，经济企稳迹象还不明显。这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国内金融市场波动，并对全球金融市场具有一定传导作用。
三是贸易全球化在开倒车，这是一个更大而且无可否认的背景因素。最近一两年来，国际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这在40年来尚属首次。在贸易全球化的倒退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因为新兴经济体过去主要依靠全球贸易和跨国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当前贸易全球化开倒车则导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受挫，这当然会传递到金融市场，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
如果不能妥善加以管控，本轮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很可能会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这种风险尤为严峻。因为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很多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企业都是交叉持股，一旦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实体经济部门很难逃脱被波及的命运。这就好比同在一个班级，如果一个学生得了感冒，其他同学会很容易受到传染。可以想见，本轮全球金融动荡如果继续蔓延下去，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全球金融资产价值缩水，进而通过信贷等渠道冲击实体经济。如此一来，过去七八年来全球经济的复苏努力和成果都会出现倒退，甚至付诸东流。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已明显“板块化”：第一个板块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得益于之前灵活的危机应对措施，这些国家经济正在稳健恢复。第二个板块是同属发达经济体的欧洲和日本，两者仍在疲于应对危机，比如希腊危机仍在困扰欧元区，日本也还没能摆脱通缩和财政赤字的包袱。第三个板块是新兴经济体中的中国和印度，两国相对而言改革力度较大，经济表现客观而言不错。第四个板块是俄罗斯、巴西等以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因为之前经济基本面就不太好，所以现在面临较大困难。这四个经济板块处在不断碰撞之中，其焦点是新一轮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和主导权。这种争夺加上类似本轮金融市场动荡这样的其他因素，难免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风险。
尽管世界经济确实处在多事之秋，但我并不赞同本轮金融动荡将引发新一轮金融甚至经济危机的说法，因为目前全球金融市场或世界经济的形势与2008年时的美国截然不同，毕竟还有中美这两个相对稳健的经济体作为支点。现在中美两国经济总的体量超过3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的40%。其中，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仍维持在7%左右，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同时，美国经济也在稳步复苏，虽然这种复苏并不完美，比如就业数据等仍然有待改善，但其对世界经济的支撑作用毋庸置疑。
同2008年形势不同的另一点是，现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策制定者都在严阵以待，密切观测和跟进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走势，随时可以采取应对措施，而且主要经济体手里的武器和弹药都较充足。比如美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加息予以推迟，实在不行甚至还可以搞新一轮量宽。再如中国，当前利率仍有下调空间，同时还有大量储蓄，广义财政也很充足。更何况，财政部还有三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未盘活资产存在央行账户，这些资产在必要时随时可资调用。
中美两国应各尽其责
面对最近这轮金融动荡，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中美两国应当加强合作、各尽其责，共同维持全球金融市场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对美国而言，如果美联储最终决定加息或做出其他财政政策调整，那它必须要考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影响，而不仅仅基于失业率等国内经济指标。毕竟，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动一定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而这种波动反过来又会投射到美国国内，形成“回旋标效应”。因此，美国采取更负责任的做法不仅仅是为别人好，也是为自己好。
就中国而言，我们显然已在金融市场稳定和完善方面采取措施，同时也在继续推进整体经济的转型和发展。针对本周以来国内金融市场动荡，央行刚刚宣布了新的降息降准举措。但我认为，这次与6月份时的救市在目的和方法上均应有所不同。当时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股市自由落体趋势，严防股市下跌影响实体经济。现在的问题则更多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看不清楚，信心不足。在此背景下，仅仅依靠降息降准恐怕不够，还需有针对性地推出一篮子措施。当然，这些措施不能再是大规模漫灌式刺激，那样反倒可能形成“超调”，而应是类似针灸的点穴式刺激。具体说来：
首先，需要大幅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除了“双降”，还要打开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融资渠道，不要再让基础设施建设占用过多银行资源，如贷款等。其次，已经出台或获得批复的基础设施投资必须尽快落实。某些地方政府之前出于各种原因或顾虑对这些项目推进较慢，现在不能再拖了。再者，已由中央确定推行的改革措施必须加快。比如国企改革，这个改革规划已经吊足大家胃口，但实际推进速度并未达到公众预期。再如营改增和税制减免等税收政策，也须尽快出台。
(作者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管学院教授，本文由王亚斌采访整理)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