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览近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变迁可以发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有效运作的前提是国际金融的权力格局须与国际经济的力量格局相匹配。然而，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代国际金融秩序并未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所倡导建立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并构成了未来由新兴经济体所主导的新型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中国无疑将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实现国际货币与金融治理改革。
【关键词】国际金融体系 金砖银行 亚投行 丝路基金 新兴经济体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及应付危机能力的不足，出于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失望以及加强南南合作、援助经济建设、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2014年7月，金砖国家集团宣告成立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同时建立应急储备安排。同年10月24日，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主要致力于支持成员国机场、铁路、港口、公路、电信、电力电网、油气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5年4月15日，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达57个，包括英、法、德、意等发达国家。此外，2014年11月8日，中国还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以上事件似乎预示着全球金融权力格局及国际金融体系正悄然发生改变。从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变迁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经验与规律？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又将如何？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而言，将在国际金融新体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应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近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变迁
近现代的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英国主导的以金本位制为标志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二是美国主导的以美元本位制为标志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
英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19世纪的英国拥有幅员辽阔的海外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基地、输出国和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伦敦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1860年，英国生产了近一半的世界工业产品。凭借强大的制造业、贸易与航运优势，英国建立并主导了以金本位制为标志的全球金融体系。1816年，英国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度，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和日本等国相继仿效。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含金量的比率决定，它的最大优势在于使各国的国际收支随着黄金的输出输入具有自动调节机制。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迫切需要通过海外贸易销售过剩产能、扩大对外投资获取原材料，国际金本位制度确定了汇率比价、国际收支调节、国际储备资产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较好适应了当时日益增长的国际支付与结算的需求，有效推动了全球贸易、投资、金融及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一战的爆发导致了国际金本位制的终结，战争大大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英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870年的31%下降到1913年的14%，而美国则从23%上升到38%。英国由此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美元对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强烈冲击，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金本位制难以为继。战后各国纷纷实施金汇兑本位制，除英联邦国家与英镑形成固定的比价关系外，许多国家都确定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关系，国际金融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尤其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
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急切希望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为战后经济重建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并希望通过恢复固定汇率制度，以避免金本位制终结以来的“以邻为壑”的贸易与货币战争。而此时的美国国力空前强盛，1948年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56.4%，远远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此外，美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上，黄金储备约占资本主义国家的六成。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竭力寻求塑造在全球的经济、金融、货币霸权，强化美元地位。最终，在1944年7月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美国的“怀特计划”力压英国的“凯恩斯计划”，以美元为中心的战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因而获得等同于黄金的地位，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此外，还设立两个超主权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前者的功能在于监督成员国之间实施稳定和有序的汇率安排、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外汇管制，并在成员国陷入国际收支与债务清偿危机时提供临时性的资金救助，后者则旨在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贷款、技术援助或通过担保促进私人投资，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能力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了二战前国际金融领域中的混乱局面，避免了汇率竞争性贬值；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汇率的波动，有利于国际贸易及对外投资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救助缓和了战后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推动了其经济复苏与发展。它为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黄金时代”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然而，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特里芬所预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美元流动性与美元信用的两难，即作为国际结算及储备货币，美元的供给必须不断增加，这要求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美元必须保持币值稳定以维持其信用，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长期贸易顺差国。上世纪60年代中，随着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而使经济实力大为削弱，以及来自快速崛起的西欧及日本的贸易竞争，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从而愈加难以维系美元的汇率稳定。在连续爆发七次美元危机之后，尼克松政府最终宣布停止向国外中央银行兑换黄金，这标志着运行了27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呼唤着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牙买加协定》，标志着全球经济进入浮动汇率制的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它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汇率安排的多样化和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在现行体制下，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存，它为国内经济政策提供了灵活性与独立性，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此外，欧元、日元逐步发展成为与美元相抗衡的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储备货币供不应求的矛盾。
但是，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弊端在于难以控制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冲击。在大起大落的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与外汇风险显著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活动，并导致资本的跨境无序流动；在多元化国际储备格局下，储备货币发行国仍享有“铸币税”等多种特权，容易导致由少数国家货币扩张和资产泡沫而引发的国际金融不稳定；国际金融危机逐渐成为常态，如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及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等。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解体多年，但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和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依然主导着全球经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把持着在国际支付、结算、汇兑与转移等方面的规则与惯例，依然垄断着全球性与区域性的金融机构的权力，依然掌控着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国际金融体系与秩序未随着国际经济力量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体制性不公正和绩效的不公正还依然广泛存在。
首先，将单一主权货币美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之一。美国的“孪生赤字”——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是长期困扰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一直未得到实质性地解决。美国通过享有发行国际货币的特权支付其进口贸易和进行对外投资，并通过其扩张性货币政策制造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以刺激经济增长，并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外部效应。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盈余国又将其外汇储备投资购买美国债务，使美元资本流回美国。在对外债务不断累积的情况下美国继续通过发行美元以偿还旧债，还利用美元战略性贬值以稀释实际债务。因此，美国通过独享铸币税的货币发行收益长期为其巨额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融资，却将通货膨胀等成本与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国内流动性过剩加之缺乏有效、审慎的金融监管导致了战后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金融危机。尽管近年来已有若干约束和改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的建议被提出与讨论，但均未得到严肃对待与有效实践。
其次，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治理结构未能对当前国际经济的格局变化做出正确与积极的反应。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已经衰落，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崛起，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保持持续、强劲、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大势所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重心已由过去的G7演变为现在的G20就是典型的例证。但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仍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所控制，反映的是依然是二战后的金融权力格局，与近年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十分不匹配。以IMF投票权为例，发达国家的投票权份额为60%，而西方七国拥有46%的投票权，这与发展中国家的GDP已超过全球的半壁江山的情况不符。按照名义汇率折算，目前中国的GDP已占全球的13.7%，而在IMF拥有的投票权仅为3.65%。尽管2010年IMF执行董事会早已通过份额改革议案，增加新兴市场国家6%的份额，其中中国的份额计划升至6.39%，但随后美国国会否决了这一提案，令人颇感失望。另外，在特别提款权（SDR）的篮子货币中也未能考虑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加入。
第三，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拥有决策与议事的垄断权，并在业务中推行政治附加条件与西方教条式的价值模式。例如，根据IMF规则，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投票份额通过率，这也就意味着拥有16.74%投票权的美国对所有重大事项都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世界银行行长与IMF总裁职位常年分别由美欧人士把持。在IMF的救助方案中，往往强制性地要求受援助国接受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包括紧缩财政开支、大规模私有化、汇率改革、贸易自由化等。这些措施有时过于教条与僵化，不考虑受援国的实际国情与需要，往往适得其反，使受援国经济陷入灾难性境地，经济复苏缓慢，并遭到反全球化人士和低收入阶层的猛烈批评。此外，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对经济危机有时反应迟缓，内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少国家与人士呼吁改革。IMF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颇有争议的表现使许多国家由此开始更多关注区域贸易安排、大规模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网络、区域性外汇储备合作机制。
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与特征
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显著增加。而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沉重打击，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贡献及影响明显降低。国际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由此推动全球金融权力格局、运行规则以及组织机构发生变革正当其时，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初步显现，主要体现为：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日益多元。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崛起相对应的是美国综合实力的相对削弱，由于在国际贸易领域长期保持巨额逆差，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及储备货币的成色已大打折扣。加之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频繁利用量化宽松政策超发货币的手段转嫁国内危机，美元遭受史无前例的信用危机。美元占全球储备资产比重在1999年为71%，在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迅速下降为61.5%，到2014年末仅缓慢回升至62.9%的水平。
相比之下，中国则在近年来明显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自2009年开始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在2010年达到5000亿元，2011年突破了2万亿元，2012年和2013年分别达到近3万亿元和4万亿元。目前全球有近15个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中国央行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离岸人民币存款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已经逐步由周边化、区域化走向全球化，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以及全球第五大最被广泛使用的交易货币。人民币已符合进入IMF特别提款权（SDR）一揽子货币的标准，有望成为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这无疑将扩大SDR货币篮子的代表性，提升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同时也表明人民币已经具备了成为国际交易、结算、储备和投资货币的基本条件，并将发展成为维护全球金融公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这将在欧元、日元国际化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摆脱依赖单一主权国家货币创造有利条件。
新兴经济体角色升级，国际金融权力格局更加均衡。如前所述，广大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与机构中的话语权不足，面对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吁，美国依然固守着维护美元霸权的保守主义思想，千方百计阻挠与拖延国际货币与金融改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所倡导成立的金砖银行、应急储备安排、亚投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构成了与现行由美欧日主导的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平行的新体系，这既是对后者在融资安排上有益的补充，也对其形成了制度性的竞争与冲击。它不但开辟了南南合作的新阶段与新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宣誓着新兴经济体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力图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垄断，独立自主地建立符合自身发展利益需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并通过“边际增长”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更显著的话语权与决定权，从而为实现平衡、公正、透明与完善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贡献。
“两行一金”目标明确，国际金融机构功能凸显发展导向。据世界银行测算估计，目前全球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的资金总需求约为1万亿美元，而世界银行仅能够提供600亿美元，再加上私营部门的投资也只有约1500亿美元，投资的供需缺口非常巨大。在经济增长迅速的亚洲地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2020年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就高达8.3万亿美元，而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这个需求。目前，单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放的贷款就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这充分表明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能力通过南南合作模式解决在自身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此外，由于世界银行、区域性开发银行的主要宗旨在于减贫工作，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和援助比较有限，而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要素，从这个角度上说，“两行一金”的设立对于弥补当前国际金融机构功能缺失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当前由新兴市场国家构建的新型金融组织与机构的投融资业务更加具有直接促进发展的性质，而非灌输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工具。具体而言，金砖银行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中长期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融资，其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预计于2016年开始放贷。亚投行旨在支持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金砖五国还共同建立互换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为成员国在短期遭遇国际收支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支持。上述所有资金将用于发展急需的投资项目和用途，其贷款与担保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干涉他国内政，强调包容务实，注重实际利益和互利共赢。它们为现行的国际资金池注入新鲜力量以实现促进发展的功能提升。
新型机构彰显平等与民主，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渐趋完善。由新兴经济体所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从初始就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强调体现平等、包容与互补精神，这与世界银行和IMF所遵循的大国主宰、小国从命的中心—外围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金砖银行的建立采取了平摊初始股权、行长由五国轮值出任、五国在成立之际各扮角色的平衡做法，为未来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深化货币与金融合作开创了有益的典范模式。在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中，作为发起者和最大股东的中国已经明确表态要兼顾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保障弱小成员的民主诉求与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能还要主动稀释自己的股份。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正在通过自己实际行动的示范效应倒逼现行国际金融治理制度的改革。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已多次要求国会尽快批准IMF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让渡更多的权力给发展中成员。
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及建设战略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毋庸置疑，中国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贡献与作用。中国先后倡导建立金砖银行、亚投行及丝路基金，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好评，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经贸外交强势出击，预示着日益崛起的中国逐步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和金融大国的目标迈进。
然而，国际金融体系及权力格局的调整及再平衡之路绝非坦途，中国积极推动传统国际金融秩序变革和新制度与规则的构建，必将面临一系列挑战与考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如何处理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作为传统世界格局中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美国一直把维持霸权视为终极目标，千方百计遏制其他国家的崛起势头。美国拖延IMF改革、实施“重返亚洲”战略、通过TPP和TTIP续构国际经济新规则、游说施压盟友抵制亚投行，其用心可见一斑。其次，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关系。金砖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地域特色、核心利益、外交战略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对于当前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吁及行动，更多的是出于应付燃眉之急的短期行为，还是意志坚定的长期目标，有待观察。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些国家同样心存忧虑。因而，在互信基础上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共同构建有效的国际金融合作新机制成为重要挑战。最后，如何处理与传统金融体系尤其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它地区开发银行之间的关系。这些国际金融组织依然是当前最有权威与影响力的机构，新兴金融机构要与它们形成良性的互动与竞合关系，而非政治对抗与争抢业务和势力范围。
鉴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国际金融竞争力状况以及外交总体战略，中国欲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首先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发展与强大。近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演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拥有超强的制造能力且控制产品上下游增值环节、拥有强劲的国家竞争力并获取巨额黄金及外汇储备的基础上，本国货币信用才能被各国所自然追捧，并逐步成为国际基准货币，由此建立以本国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取得国际金融秩序与治理的主导权。单极的国际金融体系必定建立在主导国超强的经济实力之上，而随着主导国经济实力的衰落，国际金融体系也必将走向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变迁正是国际经济格局不断调整的反映。其次，中国还要进一步提升外交技巧，开展精明的大国博弈。要与美国保持有效沟通与对话，寻求最大利益共同点，分化其盟友，继续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海外投资，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最后，中国应继续以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理念积极开展与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加强政策协调，形成责任与命运共同体，共同参与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构建，提倡不是以新霸权代替旧霸权，而是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体系。
（作者简介：盛斌，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黎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