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充分考察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紧缩效应、国际利率的影响以及价格扭曲效应为外部冲击所放大等典型化事实基础上，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和VAR 模型对外部冲击影响国内通胀进行了经验研究。计量结果表明：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在中长期逐步上升；人民币升值抑通胀的效果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国际利率变化对国内物价有影响；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因央行的有效对冲对物价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综合而言，外部冲击只是导致通胀的因素之一，而GDP 增长率仍是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因此，防止经济增长过快，调整要素价格抑制投资需求膨胀，以及提高汇率机制弹性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并使之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将是治理中国通胀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外部冲击；通货膨胀；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VAR模型
作者：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本课题组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刘霞辉、张晓晶；本报告执笔人为汪红驹、张晓晶。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批准文号06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批准文号07的资助。参加讨论的人员：刘树成、张平、刘霞辉、张连成、常欣、田新民、仲继垠、袁富华、黄志钢、吴延兵、林跃勤、王宏淼、张磊、陈昌兵、马岩、张自然、魏枫。
一、引言
国内的通货膨胀与美国的次贷危机，是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两大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国内通胀方面，形势颇为严峻。2007年下半年，物价上涨率突破5%，11月份达到6.9%，创11年来新高；2008年1月和2月，物价上涨率更是高达7.1%和8.7%.通货膨胀有愈演愈烈之势。
与此同时，国际上一些大的经济体也面临物价水平的快速上升。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强调"输入性"的观点颇为抢眼（樊纲，2008）。特别是，国内结构性物价上涨与全球结构性物价上涨的呼应，使得这一论断更有说服力。随着中国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越来越紧密。无论是前一阶段中国"输出通缩"论，还是近期的中国"输出通胀"论，以及中国将出现"输入性"软着陆的提法，都是对这种相互关联的印证。
除国内通胀外，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1）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下滑，全球经济放缓，这无疑会制约中国自身的增长。（2）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次贷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使得大量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东奔西突，一会儿流向美国救市，一会儿又涌向发展中国家来淘金，这种大进大出的局面，将会加剧中国的经济金融波动。（3）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一方面，次贷危机加剧了美元贬值，进而全球通胀。美元贬值原本是美国解决大量贸易逆差以及全球失衡的一个重要措施，符合美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但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使得人们对于不断贬值的美元更加没有信心，从而加剧美元贬值。而美元的大幅贬值，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初级品价格上升，引致全球通胀。另一方面，为应对次贷危机，美国政府采取财政扩张、注资以及减息等举措，增大了未来全球通胀的压力。但考虑到次贷危机可能引起全球经济衰退，这对通胀又是一种向下的压力。总体而言，次贷危机对通胀的净影响还不是非常明晰。无论是"输入性"通胀还是次贷危机的影响均表明，"脱钩论"（decoupling）只是一厢情愿。
Citigroup （2008）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GDP 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GDP 增长率下降0.34个百分点；美国GDP 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1个百分点，将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GDP 增长率低于其潜在增长率0.54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密切关注美国及全球的增长态势，对把握中国的增长与通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外部冲击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不少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外部冲击对国内通胀的影响。刘强（2005）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两部门模型的油价冲击；另一些研究采用AR模型分析了国际油价对国内CPI 、PPI 、GDP 以及投资等变量的影响（何念如、朱闰龙，2006）；还有些研究检验了汇率的传递效应（封北麟，2006；陈六傅、刘厚俊，2007；毕玉江、朱钟棣，2006），认为中国汇率传递效应很弱。这些研究仅仅考察了外部冲击的某些方面，本文则希望综合分析各类外部冲击对国内通胀的影响。文章结构安排如下：（1）全球化与通货膨胀：文献综述；（2）外部冲击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机制与特征化事实；（3）计量分析，分别采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综合考察外部冲击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4）结论与政策建议。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机制分析与经验研究，对外部冲击如何影响我国的通货膨胀进行了探讨。基本结论与相关政策含义如下：
首先，积极、谨慎应对外部冲击，避免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中国置身于全球化之中，与外部关联越来越紧密。这也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更多的外部冲击。次贷危机的蔓延明显加剧了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样背景下，我们要格外珍惜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努力避免重蹈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倒退的覆辙。
其次，密切关注外部冲击对国内通胀的影响，但控制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膨胀仍是抑制通胀的关键。无论是扩展的菲利普斯方程还是VAR 分析都表明，外部冲击尤其是短期国际食品价格与中长期国际原油价格对中国通胀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同时也要看到，对CPI 影响最大的还是GDP 以及滞后期的CPI（通胀粘性）。这表明，如何运用各类政策工具（包括加息）控制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上升，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仍将是抑制通胀的根本途径。
第三，提高汇率机制的弹性，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计量分析表明，升值抑通胀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有时滞；国际利率对国内物价也有影响；升息能够抑通胀，但其效果弱于升值，原因在于非弹性的汇率制度。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关键，是要逐步增强汇率机制的弹性，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货币政策真正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
第四，及时调整扭曲的要素价格，配合财税手段，缓解中长期通胀压力。中国在过去的发展中，采取了压低要素价格的低价工业化战略，这推动了增长，但也导致了很多的价格扭曲，使得粗放的发展方式得以维持。面对通胀压力，政府又采取了临时价格干预，这进一步加剧了扭曲。扭曲的价格体系更易受到外部冲击，因为很多外部冲击都是针对问题而来。因此，我们应及时调整要素价格体系，理顺关系；同时配合以财税手段，比如说开征资源税、环境税。尽管这么做在短期内会加大企业成本，增大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但中长期看，让企业面临真实的成本加大（以前的价格扭曲是对企业的补贴），恰恰会抑制过度的投资需求，避免经济过热，从而有助于真正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来源：《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