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粮食增产是“结构性”增长，在主粮产量和播种面积不断增加的同时，辅粮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若把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的进口量考虑进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实在不容乐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所创造的粮食丰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现代农业发展中资本对土地和劳动的替代，源于不可再生能源对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替代。为了跳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陷阱，我国应该在财政扶持、品牌培育、人才回流上下功夫，坚持走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粮食增产；“结构性”增长；粮食安全
2012年两会期间，数位代表对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表示担忧。如当前务农劳动力多为六七十岁的老人，新生代农民断档，一些地方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过去种两季的现在也普遍只种一季，由此可能影响复种指数和粮食产量(皮曙初、李鹏翔等，2012)。2012年2月初，农业部总经济师陈萌山也对当前农业人才总量不足，农村劳动力和农技人员老龄化引发的农产品供给安全问题表示忧虑(董峻、于文静，2012)。但同7月份，舆论风向似乎发生了逆转。首先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2年夏粮产量的相关数据，全国夏粮总产量2599亿斤，比2011年增产71亿斤，增长2．8%。且当年粮食总产量达11791亿斤，比2011年增加367亿斤，在“八连增”的基础上实现“九连增”(国家统计局，2012a，2012b)。有学者据此表示，当前中国农业增长的辉煌成绩是在大量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背景下取得的，由此就得出“老人农业有效率”这一结论(贺雪峰，2012a，2012b)。面对农村劳动力不断老龄化而粮食产量却持续增长这样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悖论”，如何进行深层透视并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不仅对于澄清当前学术界的争论和疑惑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转变我国农业发展方式、探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借鉴价值。
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粮食产量的“结构性”增长
(一)主粮产量持续增长而辅粮产量却不断下降
国际劳工组织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劳动力划为老年劳动力，当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在15%以上时则意味着劳动力老龄化。2006年末，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41－50岁的占23．1%，51岁以上的占32．5%，远远超过了判断劳动力老龄化15%的国际标准，“老人农业”现象凸显(李澜、李阳，2009)。但是，正是这支老龄化的农村从业人员队伍，却创造出我国粮食产量自2003年起“八连增”的辉煌成绩(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3－20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增长，从2003年的43070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50160万吨(突破1万亿斤大关)，再到2010年的54648万吨，八年间共增长了11578万吨，增长幅度达到26．88%，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的粮食供给和粮食安全。但是，具体到粮食内部的各种作物来说，其产量增长幅度却并非一致，有些作物甚至出现了减产的现象。如表1所示，八年间我国稻谷产量增加了3510万吨，增幅为21．85%；小麦产量增加2869万吨，增幅为33．17%；玉米产量增加了6142万吨，增幅为53．03%。与此同时，大豆和薯类等辅粮作物的产量却出现了下滑现象，八年间大豆产量下降了31万吨，降幅为2．01%；薯类产量下降了399万吨，降幅为11．36%。粮食作物的结构性增减变化不仅体现在产量上，同时也体现在播种面积上。据统计，2003－2010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共增加了10466千公顷(约1．57亿亩)，增幅为10．53%。其中稻谷、小麦、玉米的播种面积分别增加了3365千公顷、2260千公顷、8432千公顷，增幅分别为12．69%、10．27%、35．03%；而大豆、薯类的播种面积却分别减少了797千公顷、952千公顷，减幅分别为8．56%、9．81%。如果说产量的增长反映的可能是由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引致的数量变化，那么播种面积的增减更能反映出农户种植意愿的变化。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农户种植稻谷、小麦、玉米等主粮的积极性不断提升，而种植大豆、薯类等辅粮的积极性却不断下降。
(二)粮食产量“结构性”增减的原因在于老人农业中各作物机械化便利程度不同
农作物产量及播种面积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增减变化趋势，除了人们普遍认为的三种主粮的产量高、价格好、利润大，而两种辅粮的产量低、价格低、利润低等因素外，主粮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易于推广和应用也是人们热衷于扩大三种作物种植面积的重要诱因。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种田者老龄化和妇女化的现象十分突出，这支队伍从事日常、零星的田间管理工作还能够胜任，但一旦遇到长时段、高强度的播种收割等农作任务，则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最佳选择是播种最省力、不需要怎么费心照看的粮食作物，大田中生长的水稻、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就成为最优选择。因为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这三种主粮作物生产中的机械化普及程度最高，在收获季节甚至出现了联合收割机转战大江南北，社会化服务体系深度介入的空前盛况。如在小麦成熟的季节，我国有4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从河南的南阳开始，一路收割到东北的黑龙江，时间横跨了每年5月至8月近三个月的时间。(陈锡文，2011a)2011年秋粮收获期间，全国共完成玉米机收面积1．7亿亩，玉米机收水平达到33．6%，比2007年增长了26个百分点(刘玉，2012)。过去“人海战术”忙秋收的景象被机械化作业所代替。在四川、重庆、云南等水稻产区，机械化收割开始受到农民青睐，每亩地220元的农机收割成本大大低于400元的人工收割成本，老农认为既节约时间又节约成本，对使用收割机收割赞赏有加(何莉，2012)。与主粮收割过程中机械化进程的高歌猛进相比，大豆和薯类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的推广和应用程度却不尽人意。以薯类为例，目前的红薯机械化收获相对落后，马铃薯可以进行机械化种植和收获，不过在种植量小的情况下，机械很难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八年来我国粮食产量的“结构性”的增减变化确实是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户的理性选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已经在不经意间走上了一条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之路，农业机械化和人口城市化双重推拉力量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的广度和深度。
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产品供给的“战略性”隐忧
(一)从进出口数据看我国农产品自给水平不容乐观
粮食产量“八连增”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2003－2010年的粮食产量增长属于“结构性”增长，主粮大幅度增产，辅粮小幅度减产，但由于增产的幅度远远大于减产的幅度，所以我国的粮食供给目前来看还是十分安全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国内转向国外，从粮食供给转向整个农产品供给，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供给很难称得上“安全”，大豆、棉花、使用植物油等农产品的自给率远远低于安全警戒线水平。
表2列出了2003－2010年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数据及进出口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八年间我国的主粮进口量从209万吨上升到1215万吨，总共增长了1006万吨，增长率为481．34%。尤其是2008年以后，我国的主粮进口量成倍增长，从309万吨增长到968万吨再到1215万吨。而同期粮食出口量却不断下降，八年间我国的粮食出口量总共减少了1955万吨，减幅达87．67%，这“一增一减”的趋势值得我们警惕和重视。如果说主粮进口量和国内粮食生产总量相比微不足道，2010年所占比重仅有2．22%，那么大豆进口量的快速增长乃至超过主粮进口量的态势，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戒。八年间我国的大豆进口量从2074万吨上升到5480万吨，进口量整整增长了一倍多，增长率为164．22%。并且，大豆进口量与主粮进口量之比八年间不低于4．2倍，最高在2007年达到19．9倍；大豆进口量与其国内生产量之比不低于1．2倍，2010年更是直线上升到3．6倍。由此来看，近年来流传的“大豆之殇”和“大豆沦陷”的故事已不仅仅是传言了。
除了粮食外，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也是近年来我国进口的重点对象。表2的数据显示，2003－2010年，我国棉花的进口量从87万吨上升到284万吨，总共增长了2倍有余，达到了197万吨。而同期棉花出口量却不断下降，八年间从11．2万吨减少到0．6万吨，减幅达94．64%，在国际贸易中几乎变成了净进口。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从2003年的541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687万吨，进口量常年保持在国内生产量的17%以上，最高点在2004年达到近55%，同期出口量却微乎其微，2008年以来甚至出现了直线下降的趋势。从这一连串的数据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老人农业”不安全，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并不能掩盖农产品整体贸易格局的失衡。
表3为我国主要农品的自给率数据。如表3所示，2003－2010年，若不包括大豆，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从99．52%下降到97．83%，但仍位于95%的安全警戒线以上。如果把大豆包括进来，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八年来从99．88%下降到89．49%，自给程度已经不足90%，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若是单独考察大豆本身的自给率，这组数据更是显得差强人意，八年来我国大豆的自给率从42．60%一路下跌到21．58%，自给率仅仅达到两成，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此外，这八年中我国的棉花自给率从86．51%下降到67．78%，食用植物油自给率从74．75%上升到85．25%，但仍远低于95%的安全警戒线水平。所以，有些专家认为，如果仅仅讲谷物，我们的自给率基本上可以达到100%；如果把大豆算进来，我们的自给率不到90%；如果再把棉花、植物油算进来，我们的自给率大约是80%(陈锡文，2011b)。由此可见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二)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生活模式的转变是导致油脂产品紧缺的重要原因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产粮大国为什么还要进口这么多的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呢？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尤其是肉、禽、蛋、奶等高脂肪高能量密度农产品的需求量骤增。众所周知，豆饼和棉籽饼是畜禽饲料的重要来源，豆油和其他植物油是食用油料的重要来源，在我国现有土地资源还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油脂产品条件下，人们对肉、禽、蛋、奶等农产品的强烈需求必然带动了大豆、棉花、食用植物油的大量进口。有专家估算，我国目前每年进口5400多万吨大豆，按照我们现有亩产230市斤的生产力水平，大约相当利用了境外5亿亩播种面积；加上每年进口的六七百万吨植物油，以亩产85市斤毛菜籽油的水平，大约相当利用了别人2亿亩土地；再加上每年进口两三百万吨的棉花，大约也需要3000万亩土地。这样算下来，我们现在大概相当于每年利用境外6亿亩到7亿亩的土地，才能保证我们现在这样的消费水平(陈锡文，2011b)。也就是说，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同时也是一种土地节约型的制度变迁之路，不过这里节约出来的不仅是本国的土地，而且还包括大量利用境外的土地资源。
除了上述原因外，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居民生活模式和消费结构的转变，也是导致我国高脂肪高能量密度农产品大量进口的重要原因。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后，老年劳动力无暇种植耗时较多的大豆、棉花、花生等农作物，原来的生产者变成了如今的消费者，客观上增加了肉禽蛋奶等农产品的需求力度。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后，城镇人口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他们对肉禽蛋奶等农产品需求量会相应增加。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小组的统计数据，2002年中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谷物类食物402克(城市居民366克，农村居民416克)，畜禽肉类79克(城市居民105克，农村居民69克)，水产品类30克(城市居民45克，农村居民24克)，蛋类24克(城市居民33克，农村居民20克)，植物油33克(城市居民40克，农村居民30克)(翟凤英、何宇纳等，2005)。因此与其说是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导致肉禽蛋奶等农产品的大量消费，还不如说是人口结构的急剧调整导致了高脂肪高能量密度农产品的大量进口，伴随着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失而至的老人农业和城乡互变，才是造成我国粮食安全隐忧的重要原因。
三、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产品供给的“政治经济学”规律
(一)发达国家农产品依靠巨额财政补贴得以低价倾销
在一国农产品需求量快速增加而国内生产又不能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国外的农产品就会乘虚而入，占领该国农产品市场。这一占领过程不仅仅是自生自发、渐进渐变的，而且往往是低价倾销、全面进攻的。据有关数据显示，1996－2006年的11年中，国内玉米价格平均比国际市场高22%，最高时1999年达到57%；国内的大米价格平均比国际市场高36%，2001年最高时比国际市场高73．8%；11年中有7年国外小麦价格低于国内(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课题组，2007)。国际市场的低粮价，源于发达国家的诸多补贴和保护措施。2004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欧盟对农场生产的支持达1334亿美元，占整个农场收入的33%；美国对农场生产的支持达465亿美元，占整个农场收入的18%；加拿大对农场生产的支持为5．7亿美元，占整个农场收入的21%。在高额补贴的支持之下，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倾销它的低价农产品，倾销比例最低的是大豆，达到了12%，而最高的则是棉花，高达48%。可见，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框架下，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这些国家提供低价格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周立，2012)。发达国家低价倾销的最终目的，是把粮食作为外交战略中的一种武器，通过粮食援助或商业出口换取别国在贸易上或政治上的让步。例如，二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接受了大量廉价的美国农产品，这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后来的经济增长中，对玉米、小麦、大豆的进口依赖成为结构性存在，虽然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政支持，日本、韩国的粮食自给率依然持续下跌(吕新雨，2007)。在当下的中国，类似的一幕似乎正在上演，我们对大豆等国外油脂产品的过分依赖导致大豆价格暴涨暴跌，压榨企业大面积亏损，食用油价格居高不下，饲料价格以及肉禽蛋奶价格跟风上涨，这种危险性和波动性值得我们警惕。
(二)发达国家现代农业依靠能源集约消耗得以提高效率
发达国家农产品的低价格既源于高额财政补贴和规模经营的优势，更源于对土地、动力、自然资源的过度透支和利用。它们的现代农业兴起的秘密就是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就是用能源集约的机械化、化学化和生物技术来提高效率，而这种效率直接建立在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和破坏上。据有关学者的估算，发动美国500多万台拖拉机要花费80亿加仑的燃料，其中所含的能量恰好和生产出来的食物里的能量一样多。美国食物体系在1963年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单位的食物能，平均要消耗6．4个单位的原始能，并且主要是矿物质燃料的能，而加工水果、蔬菜为消费者提供的每单位食物能所消耗的矿物质燃料能则达到15个单位以上，现在这个比率还会越来越大(R．D．罗得菲尔德，1983)。农业能源消耗最大的是机械业，其次是农用化学业，如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等。美国在1946年和1968年农用化肥和农药的数量分别增长了534%和217%，虽然其1968年的玉米单产高于20世纪40年代，但是农作物对化肥的利用效率却下降了5倍(R．D．罗得菲尔德，1983)。美国现在每年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在4．5至5亿磅，即使最先进的过滤系统也无法完全把它从饮用水中排除干净。此外，现代农业为提高农产品产量而采用杂交种子已经是普遍做法，为了提高玉米单产，高产杂交玉米被广泛采用，但是杂交玉米更发达的根系和喜肥的特点加快了土壤肥力的衰竭过程。而高产玉米的蛋白质含量大大下降，由此造成美国畜牧业蛋白质不足的问题，这就要依赖在饲料里补充大量的鱼粉和动物血粉来补救，而动物蛋白的添加正是疯牛病的根源(吕新雨，2007)。现代农业中的转基因革命放弃培育当地的品种，改种少数高产抗虫害作物，正把世界至于危险的边缘。如果新品种受到病原体的危害，后果将是全球性的灾难，因为届时再培育新的品种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吕新雨，2007)。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替代土地和劳动的特征开始显现
反观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它似乎也走入了资本替代劳动和土地的怪圈。2003－2010年，我国的大中型拖拉机数量从980560万台增加到3921723万台，增长了299．95%；联合收割机数量从365041万台增加到992062万台，增长了171．77%；农用机械总动力从6038．7亿瓦增加到9278亿瓦，增长了53．63%。而同期我国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才增长了5．42%，粮食总产量才增长了26．88%。农业机械和农业用能的增量远远大于土地及其产出的增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本替代劳动、能源集约替代劳动集约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此外，2000－2010年我国的化肥施用量从4141．4万吨增加到5561．7万吨，增长了34．13%；农药使用量从128万吨增加到175．8万吨，增长了37．34%；农用柴油使用量从1405万吨增加到2023．1万吨，增长了43．99%；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从133．5万吨增加到217．3万吨，增长了62．77%。如果说机械用能和化石能源的消耗直接相关，那么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则和化石能源消耗间接相关，它们都是以天然气、石油、煤炭为最主要的原料来源。所以，不管是土地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也好，还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也好，它在本质上都是以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消耗来代替土地和劳动投入的过程，并且这里节约出来的都是优质的土地、年青的劳动力，所剩余下来的仅仅是远离城市喧嚣的一群老人，侍弄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黄土地，守望着自己宁静的精神家园。
四、余论及建议
也有人说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是“有保有压”、“保主粮、弃辅粮”，即尽可能地多种植一些稻谷、小麦、玉米，确保这些主粮的产量年年增长，基本自给；对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等农产品则可以有所放弃，供给不足时依赖进口予以解决。这是因为大豆等油料作物少了，人们无非是做菜少放点油或者少吃点肉，但如果主粮少了，就要出大事。这个观点看起来颇有道理，也获得了数据上的支撑，如2003－2010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类主粮的增产量(12521万吨)甚至超过了粮食总产量的增量(11578万吨)，其中玉米的增产量(6142万吨)又占到三类主粮增量的49．05%；从播种面积上看，稻谷、小麦、玉米三类主粮的播种面积增量(14057千公顷)比整个粮食总播种面积增量(10466千公顷)还多3591公顷，其中玉米的播种面积增量(8432千公顷)占到了整个粮食总播种面积增量的80．57%，同期大豆、薯类、棉花、花生的播种面积却分别减少了797千公顷、952千公顷、262千公顷、530千公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豆退苞进”、“薯退苞进”和“棉退苞进”的现象。但是，这一“有保有压”、“有进有退”的粮食安全策略是否合理健康，是否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却值得推敲。以“豆退苞进”为例，玉米的亩产远高于大豆，玉米的价格近年来节节攀升，市场之手促发的这场种植结构调整短期内可能会带动我国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它却会造成我国耕地肥力的下降和农产品安全格局的失衡。因为大豆是一种固氮能力很强的作物，美国农业部农业调整局为了应付美国中部耕地上的沙尘暴，曾对栽种大豆进行土壤保护的项目给予强力支持，由此也造就了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提高(拉吉•帕特尔，2008)。而当前我国的黑龙江、吉林等大豆之乡，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大豆、绿豆改种玉米的现象。长远来看它不仅会造成地力的衰竭，而且会使大豆的加工、压榨行业受制于人。又以“棉退苞进”为例，它的直接原因是近年来棉花收购价格过低，产量增长赶不上小麦，同时种棉收棉的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但它的间接原因则是棉铃虫和盲蝽蟓等病虫害的肆虐。为了应付害虫，河北、河南等地于1995年开始试种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棉，并在两年之后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袁越，2010)。转基因的bt抗虫棉虽然很奏效，棉铃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它也极可能会引发抗转基因害虫的逆变、对地力要求的苛刻、农作物单产的下降和成本的不断增加。再以花生等油料作物播种面积的减少为例，它直接引起中国食用植物油供应数量的不足，为此我国每年要从外国进口六七百万吨植物油来满足国内的消费缺口。但在这些进口的植物油中，约有60%是棕榈油，那我们为什么要进口这么多的棕榈油呢？这首先是因为棕榈油的价格比较低，1980－2005年世界油料市场上棕榈油的平均价格是425美元/吨，而同期豆油、花生油、棉籽油、葵花油的价格分别是487美元/吨、843美元/吨、558美元/吨、594美元/吨。其次是棕榈油在食品加工上的需求量比较大，国内方便面以及饼干等食品加工中大部分用的是棕榈油。再次是国内食用油市场比较混乱，伴随色拉油等桶装油市场大规模形成和激烈竞争，再加上桶装油又没有明确标明各种植物油的比重，从追求利润的角度出发，食用油厂家就有可能在桶装油中提高棕榈油的比重(陈永福，2007)。我们知道，经氢化处理的工业用棕榈油会产生人造反式脂肪酸，长期食用由这种“氢化植物油”烹炸的食品，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
(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业健康发展的路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保有压”、“保主粮、弃辅粮”的粮食安全战略其实是不长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正是由于放开了大豆、棉花、油料作物的进口管制，我国此类农产品的价格才暴涨暴跌，广大青年农民才自发退出这些利润率不高、竞争性不强的领域，而留下一大批老年农民看管那些不需要费神费力的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这不是一种理性的退却，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它客观上背离了我国人多地少、资源承载力较低的现实国情，促使我们走向了一条劳动和土地双重节约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老人农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保证主粮作物的持续增产，但长期看辅粮自给率的不断下降将会影响到人们的吃穿质量。所以，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现象是农业开始衰落，农产品竞争力不强表现，它是一个“陷阱”而绝不是一个“光环”。为了跳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陷阱，增长农业发展的后劲，我们还是得“内外兼修”，即在财政扶持、品牌培育、人才回流上下功夫。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同时也是一个公共品行业，它生产的农产品供给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计和国家的安危，所以应像对待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一样，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农民种植的补贴力度，不仅要补贴水稻、小麦、玉米，也要补贴大豆、马铃薯、棉花等小品种农作物，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农业比较效益低也源于它千篇一律、不优不特，在全国农民齐上阵大面积种植主粮作物之时，它客观上也就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价格上升的空间很小并经常处于蛛网模型的困扰之中。今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饮食健康意识的增强，我们在追求农产品“高产”的同时，更应该追求“优质、高效、绿色、生态、安全”，实行农产品地理标志制度和质量可追溯体系，切实把好质量关，做出绿色生态的品牌来。当前农村的人才回流面临着历史性契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沿海地区制造企业的成本不断上升，它们纷纷选择了内迁办厂的道路，由此也带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回流。我们要抓住这一契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从而弥补我国农村劳动力老化匮乏的缺陷。(纪志耿，2012a，2012b)。
参考文献略。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