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三农问题的优先项究竟是农业问题还是农民问题，或者是农业兼农民问题？重点在哪里，难点在哪里，对策在哪里？这就要分别对农业和农民问题进行辨析。
一、
从农业来讲，中国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中国的农业能否养得活中国人，不仅中国关心，而且世界关心。中国这样的大国，若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而要靠向全世界进口粮食，全世界很难有多余粮食卖给中国，且西方国家很可能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卡中国脖子。这个意义上讲，未来30年，中国农业能否保证粮食安全，是事关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大事，开不得半点玩笑。
粮食安全的关键是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粮食，这个意义上讲，粮食安全首先是数量问题，是中国有限的耕地能否生产出足够丰富的农产品。
除了粮食安全以外，农业还要保证中国人吃得好，还要保证食品安全。相对来讲，食品安全虽然重要，与粮食安全相比仍然属于次一级的安全，不属于国家战略安全的级别。首先要有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其次要尽可能吃得好，吃得安全。
中国有21亿亩耕地，在过去数十年乃至过去几百年，中国一直用占世界7%左右的耕地养活着大约占世界20%的人口，其中关键是中国精耕细作农业具有极高的土地产出率。
当前城市建设要占用耕地（虽然不多），耕地数量和质量都呈下降趋势，国家因此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快速城市化，就是农民在很短时间大量进城。进入新世纪，农村年轻人几乎都已进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中老年农民，农业越来越变成老人农业。
老人农业能否养活中国？尤其是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农民退出农业生产后谁来种田？
基于对谁来种田和谁来养活中国的担忧，近几年，学界、政策部门乃至一般社会舆论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上达成共识，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成为政策扶持的重中之重。虽然在是否以家庭经营为主体上存在分歧，却几乎没有人对老人农业抱有期待。
规模经营一般都会降低粮食单产，同时增加农业风险，国家因此要为弱质的农业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和政策帮扶。
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面，当前中国三农领域出现了“四化同步”的强大声音，地方政府推动农民流转土地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规模经营，成为全国各地三农工作“理所当让”的亮点与重点，为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调整财政支农政策，将新增惠农资金主要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当前三农领域，无论话语、资源还是基层组织体系都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于现代农业体系。之前围绕2亿多户小农的话语、财政和基层组织体系越来越边缘化了。
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将小农排除在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这一体系可以有效耕种土地，不仅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粮食，而且可以生产出优质安全的农产品。
当国家的农业生产体系越来越依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且国家农业政策越来越将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作为重心时，之前为2亿多户小农服务的财政、政策、组织乃至话语体系就在边缘化的同时断裂破碎，小农也就越是难以从这个断裂破碎的体系中获得支持，也就越是难以生存下去。
二、
我们就来看一看农民，看一看中国目前仍有2亿多户小农的状况。
当前中国仍然有接近7亿农村人口，其中有近3亿农业劳动力，当然，这些农业劳动力以中老年农民为主。另外有2亿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进城农民工的大多数都未能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所需就业与收入条件，这些进城农民工的大多数，年老父母和年幼子女都留守农村，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仍然未能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所需基本条件，他们就可能返乡。农民工返乡是一个过程，从40多岁开始返乡，年龄越大，在农村呆的时间越长，且年龄越大，越是在家乡附近务工经商。到了一定年龄比如五十多岁，他可能就不再外出务工经商了，同时，即使他年轻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他在长达10多年返乡过程中早已习惯于农业生产。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城市不可能提供充足的高收入就业机会，进城农民工的相当部分甚至多数不能在城市获得体面安居所需就业与收入机会，进城失败后能否返乡就是他们最基本的人权，因为返乡的生活质量要远好于城市贫民窟。
当前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其家计模式一般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对农民家庭来讲，户均不过十亩的耕地不仅是农业收入的来源，而且是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是劳动权力的保证。“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在路上”，当农民有田种时，他们就容易获得生命的意义。
在未来30年，城市不可能为大部分进城农民工提供体面安居所需就业与收入条件，国家也就不可能为大多数进城失败的农民工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这与政策无关，也与制度无关，而只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这30年，保证进城失败农民还可以返乡，就相当于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避免落入城市贫民窟的社会保险。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在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及住房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农民工进城失败还可以返乡，就为农民保留了进城失败的退路。农民有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有出路，因为只要农民有退路，农民就一定会成为中国现代化中的稳定力量。这个意义上讲，保留农民在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保留农民进城失败后的返乡权利，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合谋。
这个意义上讲，小农经济仍有长期存在之必要性。
三、
那么，到底当前三农领域中，三农政策应当优先考虑农业还是农民呢？
我们也许可以在前面关于农业的讨论中发现一些漏洞：第一，老人农业无效率吗？第二，没有人来种田吗？
从土地产出率来讲，包括老人农业在内的小农经济是精耕细作，其土地产出率是远高于所谓规模农业的，而正是土地产出率可保粮食安全。
从谁来种田的问题看，在当前中国仍然有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动力，且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工不断返乡，当前农业技术生产条件下面，劳均可以有效耕作三、五十亩规模，怎么会没有人来种这21亿亩耕地？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不存在谁来种田的问题。
现在最让人担忧的既不是老人农业无效率，也不是无人种田，而是三农决策部门预设了这两个问题，并因此出台支持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决策，国家开始围绕这个决策进行农业政策、组织甚至话语体系的建设，就可能让仍然需农业需要土地的小农无地可种，无法种地。
最终，小农的破产又进一步造成农村稳定器的失效，中国现代化中缓冲危机的安全阀因此失灵，中国现代化本身就会变得更加危险。
2014年4月9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