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转基因农作物及其商业性种植流布越来越广，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争议。这说明，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问题的全球化。转基因作物是否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目前在国际上无法从科学权威角度证明，对其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群体往往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诉求，这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深刻。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有关转基因之争在中国被政治化，反转基因成为表达不满的“猎巫”运动，并与怀旧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构成当下中国社会对现行体制和政策进行“每日抗争”的一种社会景观与政治想象。之所以如此，政府公信力下降和腐败的盛行是重要原因。
【关 键 词】转基因/全球化/风险/公信力/猎巫/阴谋论
近些年来，有关转基因问题在国内外社会、政治和公共卫生的许多领域引发巨大争议。除了技术或涉及技术问题的争论外，这些争议大多都能通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透镜来进行解读。到目前为止，有关转基因的争论绝大部分实际上已经溢出科学本身，这在我国尤为明显。俞可平指出，许多原先与政治没有关系的议题，在中国的情境里都成为政治性的，转基因问题即为其一。[1]为何如此？个中原因自然难以一语定夺。但是，毋庸置疑，信任问题必定是这种泛政治化现象的核心所在之一。在信任缺失，尤其是公权力失信于民的社会，就会产生这种将任何问题都归咎于政治因素的现象。显然，全球化在今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全球化是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之所以能占据农业产品半壁江山的主要推动力，转基因问题也因此全球化。费孝通指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全球化。[2](PP387-400)诚哉斯言。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在多种力量交汇以及意识形态立场主导下所出现的关于转基因的问题争论，这一争论在中国的语境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虽然这样的政治色彩看似与当今国家的政府意志与行为无关，但究其深层还是一种司各特意义上的“每日抗争”，这些抗争里存在着一种声音，其实质是通过一种对转基因农作物进行妖魔化和阴谋论的特殊解读来对“前三十年”的极左进行怀旧。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声音有着颇为嘈杂的国际共鸣。
转基因问题的全球化
国际上参与转基因争论的有消费者、生物科技公司、政府立法者、非政府组织，以及科学工作者等等。另外，宗教界、绿色和平组织、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学界左翼、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各种卫生、健康领域内的某些从业者等，也有不少人从其他维度卷入有关转基因问题的争论。其中转基因作物是否对人类健康有害的技术或科学争论不在本文所关注的范围内，但因为中国情境下所产生的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几乎有着与转基因问题相同的结构与逻辑，所以本文也将对之有所提及。除此之外，其他群体对转基因的争论或者批判，更多地与社会政治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推广和研发转基因农业作物的跨国生物科技公司却基本无视这部分群体的话语与存在，因为他们都无法从科学的角度证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对一部分学者来说，他们对转基因的激烈批评无非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诉求，矛头所向实际上并非转基因技术或者食物本身，而是全球化。对这部分组织和人士而言，全球化主要为美国金融寡头所操控的跨国资本集团及其资本的无边界流动所主导。
在国外，教会在反转基因问题上着力显著。显然，转基因工程在逻辑上违背了神的意志，这对许多教会人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宗教力量对转基因食品的怀疑和抵触的另一原因，则是质疑转基因食品能否顺应宗教法上对食物的严格要求，比如犹太教的“kosher”和伊斯兰教的“清真”。这样的质疑多少都涉及“神创”的基本教理。另外一部分反转基因工程的人士，如环境保护主义者多有反科学的倾向。然而，他们的反对和批评的对象不仅是科学主义，而且还包括了科学本身。诚然，科学发展到了今天的确造就了一大批视科学如同宗教者。“如同宗教”所指并非爱因斯坦或者韦伯所说的那种对学术研究的宗教感，而是我们所说的科学主义——把自然科学当成至高无上，在许多方面均奉之为执掌定夺是非曲直的裁判官，人们对之不能质疑只能服从。托马斯·库恩曾经指出，科学可以凭其所产生的学术“范式”排斥其他可能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如果这些创新来自“旁门左道”。[3]奉科学范式为圭臬的科学主义当然有失偏颇，但反科学则是另一回事。
从地域上来看，最不能接受转基因作物的当属欧洲。由于历史的原因，欧盟国家民众几乎对所有生物技术持消极或者反对的态度。福山认为，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得追溯到历史上曾经流行一时的“优生学”。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由国家扶持的优生学曾经在许多国家获得广泛的支持，支持者包括来自右翼的种族主义者和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优生学试图通过控制人类的择偶与生育来选择所谓优秀的生物学性状，来对人口的质量进行提升。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曾通过优生法批准国家去影响人口的繁衍，阻止那些被认定为“低能者”的繁衍，同时鼓励那些有着“优良”性状者多多生育。鉴于纳粹德国极端的种族主义的优生政策和种族灭绝实践以及对所谓遗传上“低级”的人的医学实验，美国迅速停止了优生学运动。但从那个时候起，欧洲民众被不断灌输优生话语，这最终使欧洲大陆成为反对生物技术开发和研究的土壤。[4](P85)还有学者认为，欧洲在反转基因问题上态度更为积极与环保主义以及绿党的崛起有关，1996年发生的疯牛病也加重了这方面影响。[5]
如果说一般民众反对转基因是由于对其产品可能有潜在的危害的担心或者惨痛的历史记忆，那么，对学界左翼的有些人士而言，反对转基因则无非是反全球化议程的组成部分或者口实而已。这部分人士秉承了早期左翼反市场的传统，在全球化时代持续对市场乃至民主体制进行批判。在他们看来，全球化在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操纵下，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主导世界主要经济体，这预示着人类的悲观前景。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里根-撒切尔革命”鼓励市场的力量主导社会和经济生活，这一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借助于政府力量的鼓励迅速在西方国家蔓延开来，新自由主义遂成为一时之选，这对西方学界左翼不啻为沉重打击。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逐渐居于学术左翼的主流地位。由于近二三十年来急剧加速的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与全球化不无关系，全球化自然成为遭受鞭笞的替罪羊。
由于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借助于全球化浪潮在世界上迅速推广，反转基因竟也随之成为一种跨国性的抗争运动。国际知识界有一批人士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中有些人是科学家，尽管人数不是太多，但是他们的职业身份使他们对于反转基因运动具有一定的意义。这部分人强调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并对一些跨国种子公司的作为进行质疑与批判。从他们的诉求来看，无疑，某些跨国种子公司——如孟山都等对市场的垄断和交易过程，以及为了保护专利权而执行的各种绑定条件很值得深究。但是，哪怕这些公司再不仁不义，也不能因此而苛责转基因作为一种科学创新活动而存在。只要不违背道义伦理，任何内容的科学研究就有其存在的理由。问题在于这些学者是出于对全球化的批判而反对转基因的，他们视转基因为主导全球化的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罪证，将转基因妖魔化。在他们看来，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是孟山都之流获取暴利的来源。它曾因为越战提供生化武器“橙剂”而臭名昭著，而它和其他提供这种生化武器的化学公司都对橙剂含有二恶英等剧毒致癌物质造成伤害拒不认罪。[6]同样，它今天在市场上的操守也令人不快，例如，买它的种子就必须买它提供的除草剂，等等。[7]孟山都过去和今天的“罪过”使它成为反全球化运动首当其冲的靶子。[8]包括反转运动在内的反全球化运动似乎有这样一种逻辑：马克思既然说过，资本一来到世间便浑身上下充满血腥，那么主导市场的跨国公司必然不仁，而这些公司的商业推广一定不义，它们必然只为了利润而无视道德良知，因此，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它们完全可能将那些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害的产品投入市场。如是观之，反转基因运动与因为反资本主义市场扩张而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转基因、风险与信任
严格而言，转基因作物产品是否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害目前尚无定论。虽然争议不断，总体而言，转基因作物并没有因此而消颓，近些年来它的普及反倒有加速的趋势。当今，转基因产品已经是国际农业交易市场上的大宗货物。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当中有很多是转基因的，如销到中国市场的大豆和玉米等产品。但美国国内市场上也销售很多转基因产品，这些产品主要用于饲料和制造乙醇，美国人日常生活里也经常食用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转基因作物日渐普及，除了美国之外，转基因作物使用最多的国家还有巴西、阿根廷、印度、加拿大等等。根据《今日美国》报道，2013年全球11.7%的农作物采用能抗除草剂和抗病虫害的转基因种子。根据康奈尔大学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研究所报告，201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面积比2012年增加1200万英亩。许多分子生物学家相信转基因作物安全无害，但由于许多人有所担忧，因此有人主张，在生活中对待它的最好方式就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是否选择它，欧盟市场上对转基因食物有所标注就是为便于人们选择。美国在过去的11年里花费了数千万美元，争取转基因成分在产品上标注，但迄今未能成功，华盛顿州的反注明势力在2013年竟投入2300万美元彻底击败了要求标注的立法申请。[9]
欧盟国家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公众的反转基因情绪印证了吉登斯有关“风险意识”“兴起”的理论。吉登斯看来，人们在这个时代出现特有的焦虑、担忧，以及不确定性，是现代性的后果[10]，而全球化则使这种风险意识大大加剧。在这种隐忧的背后，自然是科技的发展导致脆弱性累积。科技使人类变得强大，也使人类实质上变得更为脆弱，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便是证明。在发展理念主导下，这种脆弱性积累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着。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所有国家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主权缺失”，这就很容易使得许多问题也全球化。主权缺失的一个后果便是制度性力量在许多方面失去其原有的控制力，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今的世界已然为风险社会。社会学家贝克指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加深了人们每日生活要面对的风险系数。而社会分化使不同阶层的人们面对风险的应对能力有所不同，这又反过来加深了社会的分化。[11]贝克将这种分化现象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蔓延，政府则是始作俑者。政府放松对市场的监管，并引用经典经济学理论为自身的行为辩护，将市场的最大自由化等同于利益的最大化和对全球经济的推动。
如果仅从政府把市场推到前台并尽量从中收手这一点来看，贝克之言无可厚非。但造成风险社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分化的问题除了阶层分化之外还有思想与观念的分化。当一个社会日益失去精神支柱——亦即吉登斯和贝克所说的“去传统化”，原先那些给社会带来稳定与安全的民族国家、家庭、宗教等制度的能力也就必然遭致破坏。这些体系无法再提供清晰的规范与价值来告诉人们在社会里应当如何行事。这种情形对于个人如何经历日常生活，以及如何去建构他们的认同有着深远的影响。[10]但是，去传统化并不意味着传统完全不再扮演任何角色，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所不同的是，传统必须被选择而且往往被发明，而这取决于人们的决定和体验。[12]
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是个无法预知而且非稳定的过程。他说：“我们是生活在全球社会里的第一代人，而它的轮廓我们只略知一二。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活都被强烈震撼。这表现为对无政府、随意、时尚等等的追逐。全球社会充满了焦虑，并为深度分化感到畏惧。许多人都觉得被某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抓住。
”[10](P3)在我国，最近的一些年来，面对风险，焦虑与纠结仿佛成为当代社会的常态。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如同公司化营运，这就必然导致与民争利成为中国近些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大特点。这种情况下，公权力容易失信于民。一个卷入市场、终日追求所谓“绩效”的政府很难在法制不彰的国度内遵守市场规则。这种状况所带来的另一个后果便是政府的治理术必定得在保证其合法性的问题上做足工夫。福柯援引前辈学者的观点，总结了在治理术意义上国家的三个阶段：其一为仲裁型国家；其二为管理型国家；最后是治理型国家。治理型国家面对的是“公众”——密集和体积庞大的人口，这样的国家因应的是由安全机构控制的社会，它必须求助于工具性的持家知识。[13](PP201-222)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治理术：政府通过一系列化约性的技巧和技术手段试图证明，它是民众福祉的保证。原先那种建立在乌托邦理想上的治国意识形态业已崩溃之后，“发展”成了维护体制合法性的手段。国家必须要让民众相信，它依然在为民众谋福利。所以，在当今的我国，“发展”不仅是一种方略，还是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产权不明、官商不分、法制不彰，“发展”往往为各色有关人士带来寻租机会，加上官员考核体系强调“绩效”，“发展”导致各级政府不计后果追求数据，结果使资源、环境以及与这些紧密相连的民生都不堪重负，“发展”日益为人们所诟病。公众担忧生活的环境是否因此而遭致进一步破坏、公民的权利是否在此过程中不断地被践踏和剥夺，等等。
在风险社会，公众对公权力失去信任必然导致对与公权力有关的一切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而公权力失信于民往往是从关系到人们每日生活的内容上开始的。一般民众不太关心政治，但是，当每日生活的必需品之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的时候，政治就变成人们发泄不满的出气筒。正如俞可平所说，在国内原先与政治无关的事情也被政治化了，转基因的问题也是如此，原先这完全是与政治无关的问题，但一旦它被官方所认可与支持，一旦有官员和代表体制的所谓专家学者卷入宣传推广的过程，它很快就会被怀疑甚或质疑。有些人认为，政府为了“发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才会无视可能潜在的安全隐忧而推广转基因作物。存在多年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因此而进一步发酵，国内反转基因话语里就不乏重提食品安全者。有学者甚至说中国种植转基因作物在世界排第六位“不光彩”，动辄把问题上升到国家脸面的高度。[14]当代中国的最大的吊诡就是，政府越是热衷的东西越是得不到民众的信任，这就是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反转基因宣传在国内颇有市场，这种宣传虽然经常有失偏颇，但由于公权力失信于民，民众反倒容易听信这种宣传。
信任是为抵消风险而存在的。我们对某些人和事失去信任意味着不被信任者无法与我们一起面对风险，或者其本身也构成某种风险。如果风险社会的公权力缺乏公信力，给人以无助之感，那就必定犬儒主义盛行。这就意味着，许多人会从反面来理解公权力的作为，公权力信誓旦旦，而人们则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判定它是否值得信赖。犬儒主义的发酵往往是滋生“阴谋论”的温床，这就是为什么公权力的种种宣传经常遭到冷嘲热讽，而夹杂着阴谋论的冷嘲热讽往往将公权力营造成撒谎成性的卡通形象。极端的例子是，把公权力嘲弄为口吐莲花推销下等货色的经销商，认为公权力为了利益什么都做得出来。基于此，政府不可随意参与推动、宣传社会上尚未达成共识的方案或者其他东西。在对转基因产品是否有潜在风险未有共识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公众自己去选择。
公权力丧失公信力自然与权力的运作息息相关。时至今日，改革开放虽然成果巨大，但也在某些方面差强人意，甚至产生了不少负面性后果。政府公司化运作一味追求绩效的GDP综合症，导致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恶化。前者突出地表现为对社会公平的忽视；后者则足以使健康生存的外在自然条件几乎不复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分税制改革之后，随着土地财政的兴起，腐败几乎无法遏制，原先业已盘根错节的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迅速结构化，而社会阶层也因此固化，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几乎完全失去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每况愈下自然引发民众强烈的反弹。在各种反弹的激流中，对极左的怀旧颇为引人注目，部分人士居然也在反转基因阵营中十分活跃。他们反转基因的动力显然并非转基因问题本身，在笔者看来，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诉求在当下无法实现、不受欢迎，而成为他们议程的构成部分。由此可见，反转基因实际上有着“反抗”的意涵，它通过一种“阴谋论”的话语链条来隐晦地带出他们真实的政治诉求。
失信与阴谋论
最近，转基因问题由于崔永元和方舟子的争论变得更为人所关注。据说崔永元在今年的两会上提的议案直接挑战农业部，把农业部视为允许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商业化种植的罪魁。崔方之争直接起因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危害健康与环境，这并非本文所关注的问题。然而，由于崔永元将转基因问题与农业部直接挂上，并在其所求中表达了某些中国社会民众普遍存在的、对公权力和体制的不满，这就使其诉求有了俞可平所批评的“政治化”的问题。俞关于“政治化”的提法固然有理，但是，如果什么都惯于被“政治化”，不啻说明代表政治的公权力已然失信于民。
前面已经提到，许多人士反转基因是因为有助于反抗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全球性操演。例如，最近一些对中国大豆产业衰弱的研究都有这样的取向。笔者认为，就具体的大豆产业在中国的命运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确值得有关方面深思。这些研究中多有将转基因大豆作为证据来说明跨国资本对不同国家小农的冲击。由于冲击中国大豆产业的原因正是进口大量价格低廉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乃至转基因作物也遭受激烈批评。但从对转基因大豆或者其他转基因作物进行抨击所引用的具体材料来看，同一问题上观点完全相反的资料往往被排除掉。换句话说，用来证明转基因作物及其商业种植有害的证据完全可以找到反例。
由于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弊端，以及某些可以确认是决策上的失误所带来负面性后果的累积，我们的社会滋生了诸多的问题，公权力在民众中失信说明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而社会公平则成为社会治理的焦点。正因为如此，有些在政治上对现政府方针主张有着全然不同意见的人士，通过对极左时代的怀旧来抒发他们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时代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不存在社会公平的问题。在这部分人里，有不少自然是那个时代的过来者，也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他们因为风险社会充满了“社会结构性紧张”[15]而引起心理上的不安，很容易失去自我，而在一些原先就有所偏好的思潮中寻求慰藉。或者因为自己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偏好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对抗而产生极度失望的情绪，为激进的极左言论所吸引，于是成为该群体中的一员。
但是，单从媒体获得的信息和一般的社会反应来看，反转基因的宣传似乎更多地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尽管大部分人并不太理解转基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会因此在日常的食品选购中多加注意或者质疑商场，但只要反转基因活动分子强调转基因食物有毒、致癌，就很容易得到人们的共鸣。显然，近些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大量曝光，已经使人们感到食品乃至于整个食品行业都充满了风险。人们认为每日离不开的东西都充满风险，那么只能用“风险社会”来描绘这样的社会。有学者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社会出现了包括“利益结构”、“制度结构”、“文化结构”，以及“价值结构”等四方面的“社会结构性紧张”，进入了风险社会。[15]这几个结构性紧张基本上都涉及信任的问题。对有关文化结构紧张分析说明，信任问题至关重大。由于中国正在全面地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但是陌生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却还没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了社会危机向个人心理危机转移。传统中国的“差序格局”体现了乡土社会特质，人们很难相信自己圈外的人，是为福山所言的“低信任度”社会。[16](PP69-82)我们可以将低信任度理解为所有前现代社会都有的普遍现象。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固有的“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受到了挑战。在西方，强调个人与神直接沟通的新教社会看来较好地面对了这种挑战。在中国，这种文化意义上的低信任唯有通过建立制度性信任方能克服。然而，迄今为止，这套信任体系在我国社会还没建立起来，各种原因自不待言。吊诡的是，属于“低信任度”社会的许多民众，一方面对与自己无亲无缘的圈外人缺乏信任；一方面却很容易听信“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来自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如宗教或者“科学”。这说明中国社会尚保留有费孝通所言之乡土文明社会之余绪。由于公权力的公信力逐渐失灵，老百姓日常生活里所听信的“权威”顿时鱼龙混杂。自从现代教育之门在中国打开之后，通过行政权威的传导“科学”已经耳熟能详，凡“科学话语”都能博得不少人的同情和信赖，尤其当这样的话语挂在那些声称以民众的利益为诉求者的嘴上时。因此，通过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与事实，那些关于转基因食品必然对人体健康带来伤害甚至可以致癌乃至于殃及子孙后代的“科学话语”，特别能够引起一般民众的关注和接受。笔者以为，众多民众惧怕转基因根本原因是信任的问题。换言之，失信与缺乏信任感使风险感增加，人们为了抵消这种感觉也就很容易接受一些似是而非的“权威性话语”。
转基因问题的政治化还另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猎巫”的现象，该现象与阴谋论的营构相互交织。“猎巫”原来指人们因伴有某种精神上或者道德上的恐慌或者大众歇斯底里而寻找女巫，相信她们是导致不安和恐慌的原因，而被捕获的女巫通常都被烧死。“猎巫”在中世纪欧洲时常发生，是当时国家和教会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手段之一。今天，“猎巫”已经成为一种隐喻，指涉寻找或者指控任何想象中的敌人的行动。无论这类行动来自政府或者因为公众舆论而引起，通过“猎巫”的视角我们很容易听到，反转基因运动中有一种堪称阴谋论的噪音。这一阴谋论首先自然是强调转基因的“危害性”，并且将这种“危害性”提高到足以亡国灭种的高度；据此进行逻辑推演就有了第二步，即宣称转基因作物及其在中国的商业性种植，是某种势力为了让中国人重新戴上“病夫”帽子，最终令中国人亡国灭种的阴谋。有关转基因的阴谋论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着，但是，在指认谁在策划阴谋的问题上，中国的阴谋论者则显得更为意识形态化和完全被冷战思维所左右。美国当然就是这些反转人士“猎取”的“巫者”，而农业部门的一些专家以及行政官员，由于倡导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也被视为迎合让中国亡国灭种的美国以牟利的卖国贼。以下一段博文是为典型：该作者认为，农业部门鼓励种植转基因作物是为了使转基因“尽快地食品化，在它们自己和被它们绑架的各个中央部委大吃特吃绝对安全、非转基因的绿色、有机、特供食品的同时，强迫全国13亿多人民群众天天吃在国外主要用作猪等动物饲料的致畸致残、致病致死、断子绝孙、亡国灭种的慢性巨毒品转基因食品！可见，它们大搞转基因技术研究、大肆贩卖转基因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破坏、危害、摧毁人民、民族和国家的生物战略安全，最终达到配合美国和共济会用转基因生物武器灭绝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17]。
除了美国和农业部门成为靶子之外，有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被视为敌人，如茅于轼。在同一篇文字里，作者把茅于轼称为“极右、汉奸、卖国贼、美国和共济会的走狗、打手”等，并引了一段据说是茅于轼的话来证明他深谙转基因阴谋的个中三味：明知道转基因作物有使人“断子绝孙”的危害性，还主张用转基因食物来压制人口增长、优胜劣汰，鼓吹在后发国家推广转基因作物种植，让穷人食用转基因食品，使其生育能力丧失，从而把地球上集中在诸如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多余人口大量淘汰，等等。茅于轼是否真的如此丧心病狂与本文无关，但是，如此“猎巫”式的阴谋论在反转群体里却颇为活跃。
有的反转人士则以略为理性的方式来诉诸自己的观点，
但矛头指向也是农业部门及其官员。两会期间，农业部官员答记者问表达了对转基因作物及其商业种植的态度，人民网遂有题为“两会舆情日报：转基因的‘国家态度’引热议”的报道。有人就此批评道：“农业部官员和《人民日报》媒体的言行，说明的是他们搞明目张胆的公权私用，是他们试图为发财而把国家当作他们的实验室、把人民当作他们搞实验的白老鼠，整个就是为极少数人的金钱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和侵犯人民权益。他们的言行能多年猖獗，反映的是中国的国家管理已经堕落到十分愚昧落后和足够严重腐败的程度。”[18]由此可见，转基因甚至可以成为腐败的罪证，不管事实是否如此，在获得真正的、可以定罪的证据之前，诛心之论都有阴谋论的色彩。
与此同时，反转基因也成了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台。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现行体制已然背弃原有意识形态。去年底部分反转基因运动的活动家借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名，在北京举办了所谓“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学习马列毛经验交流会暨第二届国际毛泽东学年会论坛”。这场纪念会不啻为向转基因阴谋宣战的誓师会。该会议“明确指出”，“目前中国已处于‘美国毁华转基因战争’战时状态，尽快制止转基因食品非法泛滥是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和繁衍的最低底线和我国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呼吁不分左中右一致对外，全民反击美国毁华转基因战争”。
与上面所引的文字类似，大量的反转基因运动的文字犹如檄文燃烧着民族主义激情，缺乏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有学者认为，反转基因运动泛政治化的重要转折点是2008年乌有之乡网站的介入。乌有之乡是草根性质的激进左翼网站，许多反转斗士是这一网站的写手。在被取缔之前其所发表的文章内容庞杂，虽然政治观点未必一致，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主流思想是对改革开放的严厉反思，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以及对世界局势的冷战式分析”。乌有之乡的写手普遍认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有把中国变为资本主义附庸的一系列阴谋，并且在统治阶层内部早已扶植了代理人；如果政治路线不回到毛泽东时代，则中国的覆亡不可避免”。作为网站，乌有之乡虽然不复存在，但其精神犹在，其写手依然十分活跃。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之情依然游走于这些写手的字里行间。转基因问题之所以政治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失信于民。在此意义上可以这么认为，无论阴谋论或者穿插其间的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其实都可以被考虑为司各特意义上的“每日抗争”。
综上所述，转基因商业性种植或者转基因作物的扩散借助了全球化之力，而反转基因运动也借助全球化在世界各地蔓延。与其他有着反转运动的国家有所不同，我国社会反转基因的问题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亦即所谓的政治化或者泛政治化。之所以如此，政府公信力下降以及腐败盛行是重要原因。政治化的反转基因表现为强烈的阴谋论与“猎巫”取向，举凡有关当局、现行政策、转基因种植的研究者与支持者，以及美国政府和某些跨国的种子公司、垄断企业均为反转运动所攻击的目标，因此，有着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用司各特著名的关于“每日抗争”的概念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如果我们秉持社会公正，公权力言必信、行必果，反转基因问题就未必会如此地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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