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聚福缘公寓火灾招致北京市政当局在全市强力清退低档居住区的租客，引发举世哗然。虑及近一年来全国各大城市都推出了种种清退“进城打工者”的举措，想来这样的做法不是个别城市当局的自作主张，怕是反映了某种“顶层设计”吧。
目前中国城市中的“进城打工者”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属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转移劳动者及其家属。坚持城市不应拒斥农业转移人口的论者中，多数人着眼于人权、平等、正义等伦理视角，也有人强调城市其实离不开“进城打工者”，这都完全正确。但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城市清退“进城打工者”的做法所以不妥，还不仅仅因为它体现了某种阶层歧视和利益偏袒，更在于它明显违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实际上是在阻碍中国的农业转型和经济现代化。
中国当前面临的农业转型
说起当前大批农业人口进城的原因时，人们往往想到，这是因为城市收入机会多，生活水平高，农村居民向往现代城市生活。这自然不错，但仅看到这一层是不够的。实际上，大批农村劳动者进城打工或经商，除了向往城市的“高端生活”外，还有一个更基本、更不得以的背景，就是目前的农村中，普通农户仅靠分得的那点承包土地已无法维持全家的基本生活了。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偏低，一个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不会随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步增长。这导致农产品的价格难以提高，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农业生产和农家生活却在迅速变化。目前农村居民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获取上高度依赖市场，他们已不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而是深度卷入市场经济的“社会化”小农。这使得农村居民的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都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我国农产品的供过于求已有多年，而农村农户的承包地面积又常年稳定，由此导致农户仅靠务农不但难以提高收入，还易蒙受亏损。这就与农户家庭不断增长的支出需要形成尖锐矛盾。种地不赚钱，种地难养家，已是当前中国多数农户面临的常态。
在这种背景下，农户要想摆脱收入不足和易于亏损的被动境地，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以提高务农的总收入；要么离开农业，就地或者离乡转入非农产业。这两条出路看似大相径庭，但对于农户生存的实质意义是相同的。即它们都能使农户摆脱传统小农的低劳动生产率，提升个人的收入竞争力。然而，在一定时期内，农地总量是个定数，要想扩大单个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就得减少耕种土地的农户总数。这意味着，能够靠规模化农业经营实现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只能是在现有农户中占少数的种田能手，而多数现有农户的脱贫和收入提升必须靠就业的非农化。众所周知，非农产业在发展上都有赖于集聚效应，因而在空间布局上倾向于城镇，由此而来，大批农业劳动者的就业非农化必然会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这不是当代中国特有的问题。当今世界上，凡已完成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国家或经济体都经历过这样的结构转换。它与城市化和工业化共同构成了一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不同侧面。农业在这一过程中经历的结构转换被学界称为“农业转型”（Agriculture Transition），中国农业目前正处于这样的深度转型期。
从表面来看，农业转移人口转向城镇非农产业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城市生活和较高的收入，但实际动因要比这严峻得多。因为，从宏观上来讲，农产品价格的上升空间有限，全国现有农地的总产出难以覆盖和抵偿现有农业人口的全部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如果不能显著减少全国靠农业为生的人口总数，中国农业将注定是一个整体亏损的产业。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如果不能使大量农村劳动者离开农业，转入非农产业，农村将出现日益普遍的贫困化和农户破产。
需要注意的是，如此背景下的农村贫困化并不意味着绝对数量上的生存资源匮乏，它是产业结构失衡、要素价格扭曲和城乡制度分隔的产物，它是在生产和生活上都已市场化的农村家庭因难以做到收支相抵、有所盈余而产生的运营危机，它是市场的资源再配置功能失灵的表现。这样的农村贫困化完全可以与土地闲置和农产品过剩同时并存。目前，我国多数农村居民的生活状态离贫困化和破产境地固然还有明显距离。但这都是因为传统的城乡分隔体制已经大为松动，众多农村家庭已经可以将自己的主要劳力转入非农产业。但是，农业人口的这种城镇化和非农化转换远未全面完成，其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在中国，同一区域里的同一人群，仅仅因为政策和制度的变化就在境遇上呈现贫富两重天的现象并不少见。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农村而言，发生广泛贫困化和农户破产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弄清这一点后就不难认识到，目前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打工、经商首先是为了求生存，减贫困，其次才是寻求个人发展和家庭致富。
由此还有助于澄清现行农村政策中另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许多人在考虑农村脱贫方略时，习惯聚焦于农牧业本身，希望大量农户能在不离开农业和农村的情况下实现脱贫。但如果目前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人地比率过高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则在大量农业人口继续留守于几亩或十几亩承包地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大面积农户脱贫的，更不可能保证多数农户的长期稳定脱贫。因为，那样的土地耕作规模所能创造的总产出太少。真能使大量农户根本脱贫的政策应将重点置于扶助农业劳动力的城镇化和非农化。
计划经济时期，严厉的城乡分隔体制将大量农村劳力限制在农业领域，使中国农业陷入深度“内卷化”，它表现为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增量带来的产出增量不断下降甚至为零。其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微薄。始于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和非农产业发展打破了中国农业的这一长期趋势，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但是，与世界发达农业国相比，中国农业中人地比率仍然过高，农户经营规模还是偏小。这导致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农业仍然效率偏低，成本过高，缺乏国际竞争力。不仅如此，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高成本还直接制约着中国制造业（尤其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
与此相关还有另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当前我国政府在一些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上左右为难。由于国内农产品价格显著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国内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制造业和消费者倾向于购买进口农产品，这对国内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形成打压。为了避免农产品价格过低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每年都用财政补贴来托举国内大宗农产品的收购价，这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包袱。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持保护价的国内农产品严重过剩，形成胀库，另一方面，优质廉价的国外农产品蜂拥而入。这是一种财政不堪重负、农民增收缓慢、制造业成本难降、农业比较优势弱化的四输局面。
十九大政治报告中要求：“……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诚哉斯言，国人于此当有广泛共识。可是，已置身于开放环境里的中国农业，若非提高生产效率，育成比较优势，凭什么确保中国人把饭碗掌握在自己手中？又靠什么保证中国制造业获得优质廉价的农产品原料？显然，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转移农业富余劳力，推行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比较优势。
第二，使专业务农者的收入与社会一般工资率同步上升，确保农业能吸引足够的生产经营人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者会根据不同就业领域的收入水平来配置自己的人力资本，以实现个人收入的最大化。如果农户靠专业务农所获得的总收入低于非农产业中同等素质劳动者的收入，劳动者就会放弃务农转入非农产业。长此以往，农业留不住合格的生产经营人才，农业的衰败将不可避免。而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其实已经显现。由于每户承包土地的总规模过小，经营所获无法维持农户全家的生活和发展需要，农业已经沦为多数农村家庭的辅业，主要由留守家中的老人或妇女来承担，而农家的精壮劳力则多数外出打工或经商。由此而来的结果是农业生产的粗放化，留守的农业生产者们尽量选择投劳少、耗费低的农作方式和种植品种，什么技术创新、品种改良都无从谈起。大批青壮年离开乡村还使乡村社会趋于萧条甚至衰败，每年春节前后网上涌现的大量“返乡体”文字对此有充分的反映。
从国际农业发展的普遍经验来看，保证专业务农者的收入跟上社会一般工资率的基本途径是推行农业规模化经营。美国的农业效率委员会和国家科学院等专业机构1975年在《美国农业生产的效率》一书中曾指出：农业“需要生产得更多才能维持现有的收入水平。……留在农业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并不比那些不在农业里面的人坏，甚至还可能稍好一点，但这仅仅是因为近年来农场数目缩减很多使平均收入能够增加。”另据新华网2013年的一篇报道，美国艾奥瓦州一位中学校长告诉记者，其父亲务农的时候，大多数人种植160英亩土地就足够谋生了，但现在需要拥有上千英亩土地才能赚足够多的钱。法国作家H.孟德拉斯1992年也提到，法国经济学家们证明，当农户的耕作面积低于一定规模时，要想使农业经营能够赢利将非常困难。如在1956年，如果耕作面积不到15公顷，“中等的”农业劳动者将得不到足以养活家庭的产量；而到1964年，这个耕作面积下限提高到了21公顷。
可见，在耕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让大批农业劳动者转入城市非农产业，使留下来的农户能够靠资本替代劳力的技术创新不断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保证专业务农者的收入能够跟上社会一般工资率的基本条件。
第三，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产销体系，满足消费者对优质、健康和安全农产品的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从求量为主转向求质为主。而要适应这种需求转换，需要改变农产品的生产、流通模式，针对农产品的品种、质量和安全性建立覆盖生产、仓储、加工、分销、零售、消费全流程的品牌认证、质量监控和责任追溯体系。这会显著增加农产品产销业者的运营成本，传统小农经营规模小、组织程度低、投入能力弱，无从适应这样的系统转换。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产量不小，但质量不高，安全性问题突出。这也是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创收潜力有限的一个原因。而当前中国的农业转型就是要在推进农户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强农户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并通过发展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服务体系来促进农业创新，提高农业档次，刷新农产品质量。
这三个方面分别关系着中国的粮食安全、农村振兴和民众生活质量升级，是当前中国在农业发展上面临的三大基本任务。限于几亩、十几亩土地的传统小农经营已无法适应这种转型要求，必须发展基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现代家庭农场。而这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非农化为前提。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农业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其实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演变的必经之路。能否顺利实现这一转换不仅关系着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兴衰，而且影响着中国的整体现代化进程。
农业转移人口的涌现昭示着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源和新动能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2013～2015年期间，城镇对农村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约为2.7倍，城镇对农村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率约为2.4倍。这就是说，平均而言，若一个农村劳动者转入城镇非农产业就业，就有可能使自己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2倍以上。如此明显的城乡差距意味着，当前的农村人口城镇化大潮中蕴含着巨大的收入和需求增长潜能。如果能够通过农村劳动者的城镇化消弭城乡间现有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将大幅提升中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并显著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而且，这样的人口转移和产业结构转换源于农业人口的自发追求，无需政府做大力的资本投入和物质支持，政府需要做的仅仅是撤除维护城乡分隔的制度屏障，让农业转移人口能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并在城镇中不失尊严地居留下来。
近几年里，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培育经济的“新增长点”以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成了政府的主流口号之一。但许多长官在理解“新增长点”和“新动能”上往往瞩目于形形色色的新兴技术和高端产业，而对中国经济本土内生的增长点和增长动能却好像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实际上，有关新兴技术和高端产业的构想十有八九基于对发达国家的观察。那样的高端产业和技术能够在发达经济中成为新增长点并提供发展新动能，是与那些经济体中的产业结构、要素价格体系、人均收入水平、体制环境等等因素密切相关的，离开了那些背景条件，那些技术和产业是否真能产生同样的发展效果是有疑问的。当前中国经济在基础条件、价格体系和体制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差明显，不考虑中国经济的本土状态，拍脑袋推出的产业振兴计划或技术创新规划往往事与愿违，费力不讨好。
政府是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积极角色，政府需要对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新动能保持关注和敏感。然而，要想做好这一点，需要深入、细致地了解经济结构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动向及其原因。而揭示这类信息的最佳机制首推大范围的市场动态和价格变化。当前，若真心关注经济新增长点和新动能，也真懂得该去哪里寻找新增长点和新动能，就应该高度重视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的动向。因为，千百万农村劳动者背井离乡涌入城镇谋求非农产业职位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它确凿无疑地昭示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源和新动能。各级政府本应拿出与招商引资一样的热情来拥抱和欢迎这一转变。可遗憾的是，不少城市长官的思维囿于城市福利体系的眼前利益，一叶障目，看不到这一结构转换所内涵的深厚发展潜能，将农业转移人口及适于他们参与的一般工商业斥为“低端”，以为不加以驱逐和清除就不能推进中国发展和城市进步。这样的发展追求恰似胶柱鼓瑟，缘木求鱼，真不知还有什么比这更盲目和颟顸的。
农业转移人口的大规模涌现反映着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深层隐忧，也蕴含着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巨大动能。认清这一现象的本质，把握其中的机遇，化解其中的危险，需要超越部门利益和地域得失的卓识和智慧。这绝非单纯的农业问题，而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头号战略问题。面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需求，顺应还是拒斥，对中国的发展而言，实属命运攸关。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原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