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了不起，20世纪70年代末率先搞土地承包，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时隔40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从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到底有何深意？近来多家媒体希望我作解读。研究三农问题多年，当然有自己的思考，就写出来与读者交流吧。
先提一个问题：中央为何30年前未提乡村振兴战略？而且10年前也未提？不知读者怎么看，我的看法，是那时候还不到振兴乡村的时机。众所周知，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三农”，然而解决三农问题却功夫在诗外，需要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8亿人口在农村，人均耕地不足1.5亩。试想，在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背景下，如果不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将部分农民转移进城市，农民怎可能致富呢？
经济发展既然有阶段，当然就要尊重发展阶段的规律。300多年前，威廉·配第在研究当时英国农民、工人与船员收入后发现：论从业收入，从事农业不如从事工业，从事工业不如从事商业。20世纪40年代克拉克对配第这一发现作了验证，并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理说，由于第三产业收入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收入又高于第一产业，故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后来刘易斯提出“城乡二元经济模型”，也得出结论说：工业化初期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市。
中国近30年的经验，完全印证了上面的推断。据最新入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为5.8亿。这是说，过去8亿农村人口中，已有2.2亿转移进了城市，而且这2.2亿人口都是青壮劳动力。我想问读者，当一个国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的时候，你觉得有可能振兴乡村吗？显然不可能。这样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之前中央为何不提“乡村振兴战略”了。
以前不提而为何现在可以提？我的解释，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到中后期，农村劳动力流向已开始发生改变。何以作此判断？请读者注意2008年这个节点，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有2000万农民工下岗返乡。而据有关调研报告称，这2000万人后来大多留在农村就业创业，并没有再进城市。事实上，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频频出现招工难就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
说我自己的观察。不久前我去贵州六盘水调研，看到有不少企业家到乡村投资。这些企业家之前其实也是农民，进城打工学到技术后自己办了企业。我不解的是，他们为何不留在城市而要回到乡村投资？我分别访问过其中几位，他们的回答不约而同，皆说现在投资工业已不如投资农业赚钱。这回答我相信是真话。随着工业投资密度不断加大，利润率肯定会下降。经济学所谓“投资收益递减规律”，说的就是这道理。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企业家到农村办企业会增加当地农民收入。从选择角度看，这无疑提高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比如过去农民种地年收入为5000元，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就是5000元。假定当地农民年收入增加到20000元，则机会成本就上升为20000元。再有，进城务工不仅背井离乡，而且生活费用也高，假定一年房租和孩子寄读费是20000元，这样务工收入若达不到40000元，进城务工就得不偿失。今天劳动力流动出现“刘易斯拐点”，原因即在于此。
另外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50%，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会转向农业部门流动。我看到的资料，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到70年代，欧洲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俄罗斯等国也相继出现这种趋势。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达57.6%，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势而为，适逢其时。
以上说的是战略背景，下面再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究竟有何深意？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0字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此，中央又提出了四大举措：即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村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或许有人说，以上举措在以前的中央文件中皆能找到，新话并不多。可我要提点的是，十九大提出的举措与之前的举措虽相同，但含义却不同。比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中央以前主要是对农民讲，是给农民吃定心丸；而中央今天重申，一方面是对农民讲，同时也是对城市的企业家讲，目的是鼓励企业家投资农业，大胆吸收农民承包地入股，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据此分析，我们便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深意。从近期看，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决胜全面小康当然需要振兴乡村。从长远看，则是引导、支持城市资本下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通过振兴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后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如果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中，后果会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