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破解“三农”困境的重要出路，可以通过八个方面来思考：制度创新；传播知识与技术；转换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转换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培育企业家精神；培育工业社会习性和市民化；传播新思想；树立正确的传统与现代观。如何培育新农民要有高度的社会自觉和方法创新。
关键词：现代化；新农民；科学发展观；经济文化学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会提倡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创造作用。两亿四千万农户、八亿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那么，如何培育新型农民，使他们能够发挥主力军作用呢？本文主要从经济文化学的视野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经济文化学着重探索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与其他非文化因素联动。美国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W.W.罗斯托在1990年重版他于1960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增长的阶段》时，意识到“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经济因素”1。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也主张：要说清楚“经济”问题，就要提供一种把一切“非经济”因素包括在内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的行为”，决定经济发展的人类行为（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等，而其背后的原因（引起直接原因的原因）则是“制度”与“观念”。2经济哲学家阿马蒂亚?森强调，“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3
经济文化学家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如刘易斯细致地分析了愿望/欲望/态度、知识/思想/教育、制度等方面对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缪尔达尔探讨了制度与文化（态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新经济史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产权、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源泉4；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包括：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5；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认为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都会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6。还有很多学者从文化角度透视经济发展。经济文化学的分析为我们创新破解“三农”困局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新视野。
当前中国破解“三农”困局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培育新型农民。把广大的农民变成人力资源，而不是人口负担。
农民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中国有13亿多的庞大人口，每年大约新增1500万人，将近7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是1.5亿人。7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打工，大部分去了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留下来守护乡村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直接导致了农业的衰败，也引发了城市的流民问题。当然，绝对不可低估农民在沿海和城市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深刻影响，以及农民对建设沿海和城市的巨大功绩。
其次，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整体素质不高。资料表明，全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而初中的仍占49%，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38%，其中不识字的或识字很少的占7%。8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研讨亚洲国家的欠发达问题，曾经系统地分析过亚洲农民的整体素质。他指出：从发展的观点看，农民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是有缺陷的：工作纪律松弛，不守时，不太尊重秩序；有着许多非理性的观点和迷信观念；缺乏警戒性、适应性和雄心壮志，不太愿意进行试验或改革；存在着对权威和习俗的盲从；对深思熟虑和持之以恒的节育缺乏准备等。9缪尔达尔的分析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适应中国。目前中国的社会思想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列，但中国农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传统农业——游牧文明的精神，总体上处在前现代状态。即使长期在中国城市中生活的所谓“市民”，也有大量的人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农业精神的思维和行为。而中国农业精神的思维方式，诚如姜义华教授所言，乃是情理不分，以情代理，放纵感情以取代理智的分析，用主观价值取代客观之理，甚至由此走向唯意志论，走向直觉主义与狭隘经验乃至蒙昧主义的结合。10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个人独立、平等、理性、法治和契约的权威等理念严重缺失。
其三，农民基层文化生活比较单调，也比较匮乏，网络在农村还是奢侈品，各种文艺活动基本上停止了，除了看电视，主要是打麻将和赌牌，这使得社会风气复杂化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还基本上是空白。农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主要靠宗教来填补。农民在物质生活提升的同时，其精神生活也应该得到填补。
其四，农民的社会保障严重不健全，甚至还处在不断恶化之中。主要表现在农民的贫困化不断加深和医疗卫生保障的缺乏。首先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到2004年为1∶3.23。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的差距则约达５倍。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农民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指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8年的0.40。大约有5.8亿的农村居民（73%的农村家庭）年收入低于360美元。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多达1.5亿，他们主要从事非技能劳动，每天收入是1-2美元。11农民的医疗卫生环境也在不断恶化。中国患病人次由1993年的43亿人次上升至2003年的50亿人次；2003年全国未就诊23.5亿人次，相当于患病总人次比重的47%；未治疗6.3亿人次，占患病总人次比重的12.6%。1993年——2003年，全国未获得社会医疗保险人数从9亿人增至10亿人，未获得社会医疗险比例由67.8%上升至80.7%。这一切在农村以及城市中的民工表现得特别突出。卫生部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约48.9％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应住院而不住院。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就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８０％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农村的医疗卫生资源和医疗卫生保障极度贫乏。由此导致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2003年因健康不安全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7%左右。12
其五，农民信仰日益多元化，宗教活动比较活跃，但迷信成分有所复活，甚至存在邪教活动的空间。即使农民信仰普遍转向基督教信仰的地方，农民也主要是为了求得身体健康，因此信教者老弱病残比较多，而其直接原因往往就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极度不健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农民的精神生活受到社会条件和收入条件的制约。笔者所在的家乡就是这样一个显著的例子。从提升农民的生活意义认同和充实精神生活空间的角度来看，宗教信仰是有精神穿透力的。当前要警惕的主要是迷信活动和邪教活动。关注农民的精神健康刻不容缓。
其六，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在大部分农村处于不活跃状态，农业社区组织建设有待加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活动还是当前中国农村的主要经济活动形式。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并没有落到实处。基本上是有分无统。
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说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有其日程的紧迫性。“三农”问题的解决既要通过稳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来转移消化，又要通过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的发展来内部消化。农民是建设中国新农村的主体。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那么，如何造就新农民呢？本文提出以下思考。
第一，制度创新。制度缺陷与农民态度的缺陷紧密相联。态度通常支撑着制度，同时得到制度的支撑。行为心理学对人的行为态度与制度激励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表明：制度或规范会强化或削弱某种行为方式。J.H.昆克尔指出，价值观念、态度和个人结构决定人的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不同的行为刺激手段（制度或规范）会强化或削弱某种行为方式。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改变社会控制系统中的某些因素13。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制度或规范的改变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目前中国农村的制度建设首先要加强的是社会保障体制，包括福利救济网和卫生保健网的建设，有了这两张大网的安全保障，农民的社会自由度、主体独立性和创造性、社会的和谐稳定性都会得到加强；其次要着手实施的是政治民主和管理民主建设，民主建设不仅要在观念上宣传，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落实，否则我们老是陷入宪法虚文化的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再次是社区制度建设与文化制度建设。还有就是城乡联动制度和渠道的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和创新功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面向市场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
第二，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刘易斯指出，用于把新知识带给个体农户的支出也许是任何一个贫穷的农业经济中所能够作出的生产率最高的投资。在大多数地方，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是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最有保证而又最迅速的方法。14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正因为如此，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民素质（包括知识与技术素质和人文综合素质），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传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目前的重点之一是各种实用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如良种的选择与控制，化肥、杀虫剂的合理使用，如何保护和开发利用水源和其它各种生态资源等。加强对青年农民的知识与科技培训是落实农业技术推广计划的着力点，但长远的规划应该是：有一个对农民的长期教育与培训计划。甚至对农民也应该实施终身教育计划。当然，农村劳动力资源还存在一种向城市和工业部门释放的空间，因此，对农民的转移就业培训也应该纳入长远规划之中。
第三，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现代转换。农民的知识和技术系统需要现代更新，但绝对不可忽视的是农民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也需要现代转换。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既会通过影响人的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来影响人的知识和技术创新，也会直接制约人的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但要转换人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是一项极其艰难复杂的事情，人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是微妙的，有生理性和心理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文化背景性。它既有不断延续的一面，也有文化更新的一面。因此，旧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消解和新的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生成是长期的、渐进的、逐步深入的。这从何下手呢？要落实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各种现代传媒（如报刊、杂志、电视、网络、书籍、广告等）的功能上。直接地还可以通过推进农村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文化娱乐主题活动的建设上。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情感系统要向着沟通开放化但有理性反思的方向发展（哈贝马斯称为“交往行为理性”），而美感系统则越来越强调个人的主体自觉与创意（现代主义提倡人文苏醒和理性自觉；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张扬个性）。但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的现代转换要防止现代化对人的异化，要克服物欲化、盲目性、冷漠化、粗俗化和无责任化等种种现代化的负面倾向。
第四，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的现代转换。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是人的思想与意识系统的统领，是思想与意识系统的深层部分，因而也是确定现代人（工业文明人）与传统人（农业文明人）区别的关键指标。意志系统重在表达人对自身思想和行为的驾驭和控制能力；意义系统则体现为人对自身生存处境的理解和终极关怀。
二者相互渗透，共同规制着人生的运作方向。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典型描述了现代人在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方面与传统人的显著不同之处：效能感和自信心，不相信命运，乐于接受生活变迁；具有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乐观的生活态度；时间感；重视技术技能；待人平等；计划性；尊重他人；对陌生环境不抱戒心，具有信任感；期待子女受教育和获得现代职业；具有独立见解，能容纳不同意见；兴趣广泛，接受信息能力强；对生活中的问题具有理解力。15提升农民的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与转换情感系统和美感系统一样，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要配合进行。社会大气候也很重要，整个社会风气和地方风俗的变迁要在现代性主旋律的规制下进行。
第五，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精神，即冒险、创新、竞争、协作和理性计算（合理化）的精神，是构成现代性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思路目前主要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种种资本主义精神理论、企业家精神理论和现代性理论）、美国经济心理学家D.C.麦克勒兰德的“儿童成就动力论”和一些发展学家的“经济民族主义论”（形成了一些新资本主义精神理论）。
韦伯主要从人的精神信仰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问题，他认为天主教的新教化改革，形成人宰制世界、并向全球冲动的经济理性主义精神，由此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后来，许多西方和东亚学者在考察东亚经济发展时也套用韦伯模式去探讨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华人资本主义精神、韩国资本主义精神等问题。对儒家伦理和新儒家伦理的研究成为热潮。儒家的新教化运动也成为近现代中国学术界和官方民间热情研究的课题和积极推行的运动。麦克勒兰德主要从儿童早期教育与性格养成的角度，提出了“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他主张是人头脑中的变化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不是相反。发达工业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其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源于一个国家儿童的教育方式。衡量儿童教育是否能够养成“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在于儿童培养方式是促进还是阻碍“成就动力值”（通过计量儿童读物中有关进取和以获得成就为欲望的主题出现的频度而获得）的形成。“成就动力值”高的社会将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他们将推动更迅速的经济发展。16
发展学家非常关注经济民族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影响。经济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以理性计算和经济冲动为导向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把商场视为战场，把个人和国家的经济荣誉看作事关国家和民族荣辱的大事。中国近代的“商战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就有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分。W.W.罗斯托认识到“反应型民族主义”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和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利润动机”。17美国社会学家格林菲尔德不赞成韦伯的研究结论（新教理性主义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但认同韦伯的思维方法（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资本主义精神的动机和动力）。他认定：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其实就是“经济民族主义”。正是经济民族主义，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他认为日本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究其原因，是日本式的经济民族主义。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把“经济”视为“战争”，列为民族存亡之道，把“民族利益”置于“私人利润”之上，力主“内和而外争”和“万众一心”的“新武士道”经济伦理。18美国经济学家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在研究东亚经济发展后也认为，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东亚经济发展背后的一种基本驱动力。19刘易斯也相信，民族进取心一直发生作用，它的强大动力，导致各国对财富的差别正在迅速缩小。20
因此，培育农民的企业家精神，以上三种思路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启发性。指向经济层面的精神信仰、儿童培育、民族主义确实可以对经济发展发生不可小视的影响。培育新农民，引导农村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要落实到以上三个维度。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从思维上来看，实际上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具体来说，是农业理性主义精神（理性地适应）向工业理性主义精神（理性地宰制）的转换和更新。企业家精神是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其实现路径和终极关怀是经由科技理性而达到价值理性。而中国传统的理性思维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虽然不乏道德价值（走入了泛道德主义），但极其缺乏科技理性，相对于道德价值理性的独大而言，科技理性几乎可以忽略。甚至由于“内圣而外王”，道德价值又支配了政治价值，由此导致的是泛道德主义和泛政治主义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的后果是中国农民极其缺乏思想的创新力。
第六，传播新思想，使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更加容易，也更加快捷。应该传播的新思想包括国家重大制度、法律、政策、方针的变更；农村以外，主要是城市和国外的先进文明观念；良好的人格与行为示范等等。刘易斯认为，知识被利用的速度部分地取决于人民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而部分地则取决于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使得到并运用新思想有利可图。在那些人们习惯于各种观点或变化，从而他们的世界观务实的社会里，新思想将被最迅速地接受。21新思想的传播还有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效果。
第七，把农民的农业社会习性改造为工业社会习性或发展习性，引导农民不断地市民化，积极推进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农业，市民生活不同于农民。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其他行业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吸收或补充劳动力。因此要培育农民对纪律、制度、团队精神和社会关系秩序的理解和尊重。除了让农民进行自觉学习性改造外，农业的市场化、农村建设的现代化（包括各种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设施）和农民的社会流动化也能够不断地不自觉地转化农民的生产习性与生活习性。
第八，在农村移风易俗的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也要领悟传统与现代化的复杂性。不能去强行摧毁传统。强行摧毁传统的结果其实是仅仅摧毁了有形的物质文化，即各种文物，甚至仅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折磨。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反而恶化了社会关系，毒化了人的心灵。我们过去有过这方面的惨重教训。因此要在同情理解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去生成现代化的价值体系。要得到真正的发展，传统价值观与文化不应当、也不必要不计后果地受到破坏。传统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并非智慧的无效积淀，而是随时间变化的有活力的现实，并继续对人们提供认同感和意义。发展伦理学家德尼?古莱尖锐地指出：大多数发展纲领都把文化价值观视为工具，把它们简单地作为发展手段——就是说，作为达到由价值体系以外的考虑所界定的目的本身的帮助或障碍。发展被等同于总量经济增长、现代体制的建立、以及消费欲望与专业野心的扩散。可是，在最基本的意义上看，这些都不是发展：它们至多是可以促进真正发展的社会变革。真正的发展是在理解与尊重传统基础上内生出来的自觉价值倾向。传统价值观常常有一种潜在动力，它能被激活起来对有关人群的认同性与完整性伤害最小的发展变革。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终都是更大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保护人类的发展。完整的人类发展在于对认同性与文化完整性的一种安全感，在于人们可以热情效忠的一种意义体系。经济与体制现代化必须根据其对这些价值观的贡献来做判断。不应当也不必要以这种精神的普遍贫乏做代价去取得物质改善。22古莱实际批评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传统背景中的某些组成部分的瓦解导致的是可能是社会的解组、断裂和混乱，而不是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的建立。“现代性”实际上在不同的程度上是从传统中发展（传统的创新）而来的。“传统”中具有可以现代化的“潜质”。从“传统”向“现代性”演进的过程是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不是简单抛弃“传统”的过程，而是把“传统”不断转移和整合到“现代性”中去的过程。无论从原则上来看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有多大，现代化的成功，即成功地建立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传统背景中的某些因素，而现代性正是从这个背景中发展出来的，对现代化冲击进行反应的也是这个背景。对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改造也必然在这种背景下进行。
农民的现代化改造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最为艰巨，也是最为伟大的任务。它的成功不仅关系到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更关联到中国城市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进展。说得更大一些，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系于此。科学发展观高度关注新农村的建设和新农民的培育，并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来抓，应该是基于我国目前农村的现实和现代化的可持续的战略思考。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运动应该充分农村本身力量和农村以外力量的共同作用。如何培育新农民要有高度的社会自觉和方法创新。
【注释】
1 W.W. Rostow. 1960.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3r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47.
2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方福前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12页。
3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序言、第260页。
4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225——226、227页。
5 [美]拉尔夫?林顿：《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与人格因素》，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621——635页。
6 [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93、194页。
7 [美]彼得?诺兰：《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
8 《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新华网北京11月3日电。
9 《亚洲的戏剧》，第341页。
10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序。
11 [美]彼得?诺兰：《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
12 《中国新五年规划制定理念将发生革命性变化》，新华网北京10月10日电；《“十一五”：社会和谐发展需要解决“四大矛盾”》，新华网北京10月30日电。
13 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3、354页。
14 [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4页。
15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36页。
16 《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第351页。
17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12页。
18 《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305——467页。
19 [美]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黎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20 《经济增长理论》，第28页。
21 《经济增长理论》，第221页。
22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銛、温平、李继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8——1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