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分别有不同的政治类型。第一个节点是乡土中国，在一个高度分散的乡土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政党和领袖权威为中心的动员型政治，政治推动着社会。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第二个节点上，社会日趋活跃，并对政治提出更多期待，回应型政治应运而生，社会推动着政治。在政治转型中，需要强化政治回应的及时性、主动性、整合性和包容性，注重宏观政治设计、时序选择和地方基层探索。
在产生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的当下中国，也存在着普遍性的“中国焦虑”。200多年前的欧洲存在类似现象。法国大革命后，欧洲陷入“贵族不可能，民主无希望”的焦虑状态。回归传统的贵族社会不可能，理想中的民主社会又无希望。整个欧洲思想界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当下的中国知识界也处于迷惘之中。这种迷惘来自于中国式焦虑：“文革回不去，改革迈不动。”“文革”的老路走不了，尽管还有人想走；改革的新路很难走，尽管改革的意志尚存。思想界的分歧尖锐，几乎任何重大问题都有分歧，甚至是激烈的对立，政治共识难以达成。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刻背景是现代化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并要求政治发展转型。
现代化的第一节点与动员型政治
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但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是断裂性的，而是历史的更替过程。现代化进程、特点及政治类型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前现代社会，即农业社会的特性及因子，特别是作为传统社会因子的农民问题。
早期现代化的国家属于内生型，即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就在其社会内部蕴育着现代社会的因素。如持续长达数百年时间的“圈地运动”，不仅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造成了传统农民的消失。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说：“‘圈地运动’是一项决定性的扫荡，它摧毁了体现在传统村庄中的整个农村社会的结构。”[1 ]英国“以部分采用商品化农业来适应那些具有自己强大经济基础的贸易和工业加工生产的阶级的发展，这就使农民问题不复存在了”[2 ]。相比英国的渐进主义，法国则是以激进主义的大革命方式进入现代世界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兴社会因素与传统社会因素的脱节，“法国的贫苦农民是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力量在摆脱古代的农村社会束缚过程中所造成的主要牺牲者”[3 ]。美国进入现代社会相对平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由移民构成的“新大陆”，“并未遇到要瓦解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庞大而又牢固的农业社会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社会也从未有过像欧洲和亚洲社会那么庞大的农民阶级。”[4 ]由此可见，现代化的历史进路及政治类型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前现代社会的特性。
与英国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现代化的第一个节点是现代化启动初期。
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农业社会和官僚社会，有一个庞大的农民阶级。当中国在外部力量的入侵下进入现代化进程时，其传统农业社会内部未能生长出新的社会因素，农业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近代以来的城市工商经济不仅比例极小，而且与广大农村是脱节的，农民更多的是以牺牲者的状况进入现代化。直至1949年，中国的农民仍然占总人口的85%以上，是典型的农民中国，或者说是乡土中国。
农民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贫困，广大农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之中，对生存和物质的要求极其强烈，整个社会以资源占有为中心。这种生存危机依靠英国式渐进道路很难解决，通过激烈的革命进入现代世界成为主要选择。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因为不解决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存问题，革命的成功根本没有可能。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又是土地问题，只有农民获得土地资源，才有生存的可能和发展的基础。
农民中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分散。自秦王朝以后，中国就处于小农经济和官僚政治的结构之中。亿万小农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与自然交换，缺乏社会的横向联系，处于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一盘散沙”状态，重要问题是“贫、弱、愚、私”。他们不能依靠自我组织的力量改变整个阶级的命运，特别是没有先进的思想引导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因此，在现代化初期的第一节点上，传统政治形态分崩离析，中国政治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整个社会，实质是分散的农民社会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带入现代化。以政党为中心的动员型政治由此兴起。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先知先觉者率先组成政党，进行革命。但孙先生为代表的政党还不能完全适应农民中国的特点和要求，未能深入动员广大农民。随后，更有组织性和动员能力，特别是能够与农民中国相衔接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动员型政治是由少数政治精英对社会大众的动员，由此将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带入并整合到现代化过程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5 ]
动员内容是以土地改革、经济发展，满足大众的物质需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代资历更老的国民党而在全国执政，主要因素就是能够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如亨廷顿所说：“得农村者得天下。”[6 ]
动员过程是由一个权威性政党和领袖，自上而下将社会吸纳到党和国家体系中，自主性社会消失，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由于能够从动员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命运交付于领导权威，由领导权威“为民作主”和“替民作主”，并表现出对领导权威的感恩和服从。因此，政治动员的过程实质上又是一个新的权威主义政治的建构过程。特别是中国的动员型政治产生于生死存亡的战争动员时代，权威主义的特性更为突出。
动员型政治是一种政治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模型，其突出特点是政治发动、引导和推动社会，政治居于主导地位。
任何政治一旦生成都有其自主性，动员型政治尤其如此。但是，动员型政治也与其他类型政治一样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的要求。1949年以后，中国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启动国家工业化。为了工业化的需要，国家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土地归集体所有，形成城市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工业发展与农村农业发展处于脱节状态，农民的数量和贫困状态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为此，1979年后，国家推动农村第二次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以适应农民要求改善自己命运的要求。整个国家的重心转入发展经济，特别是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导向。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二个节点。
现代化的第二节点与回应型政治
如果说，现代化的第一节点是农民中国，那么，现代化的第二节点则是城乡中国，而不是如发达国家一般直接进入城镇中国。
城乡中国首先表现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并占主导地位。在经济发展推动下，社会财富迅速增加，普遍性贫困消除，农民减少，城镇人口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产值和来自工业的财政收入占80%以上，城乡人口各占50%左右。特别是市场经济造成社会日趋活跃，自主性增强。即使是传统的乡土中国也深深为城市市场经济所渗透。
城乡中国同时还表现为社会差距扩大，特别是城乡差距扩大。这是因为，“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7 ]在当下中国，尽管城乡人口各半，但社会财富和公共资源的占有极不均衡，处于“一个国家，两种社会”的格局下。经济落差造成社会落差，对社会的期待扩大，甚至是“期待革命”。公众不仅要求温饱生活，更要求社会公平。在市场经济中孕育的个人权利意识增强，但相应的制度构建滞后。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生长的不是理想状态的“市民社会”，而是以交换为中心并浸润到所有领域的“市场社会”。这种无限度的“市场社会”造成社会的普遍不满，对执政者的压力增大，自上而下的动员型政治开始失灵和失效，从而向回应型政治转变。
回应型政治是治理者不断回应社会的要求和压力，主动调适自己的政治行为，对各方面的利益加以整合，从而保证现代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回应型政治是动员型政治的基础发生重要变化的替代物。一是权威主义下降，动员时代产生的政治权威发生变化，政党的社会化程度提高而精英性降低，政党领袖的平民化程度提高而魅力性降低，政治权威一呼百应的能量减少。二是平民主义上升，动员时代万众一心跟党走的状况发生变化，社会自主性增强。特别是在“市场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希图通过自己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意向，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利益。社会大众，包括农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都取决于政治能够为自己提供什么，且政治认同是有限的、有期的。“人们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8 ]新世纪以来，经济持续发展，执政党改善民生，在农村废除农业税，建设新农村，政绩卓著。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是政治诉求最强烈和社会不满足感最突出，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多的时期。这恰恰反映出传统动员型政治的失灵。
与动员型政治是政治权威主导的政治过程所不同，回应型政治则是社会诉求与政府治理的互动过程。互动的依据是民众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的权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后果，就是社会大众获得前所未有的个人权利。作为中国改革突破口的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赋予农民以生产经营自主权。伴随着改革开放，人们获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愈来愈多。中国由一个资源为中心的时代进入到一个权利为中心的时代。只有获得权利才能获得资源，只有维护权利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建构起以“维权”为中心的权利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赋予公众对自己政治诉求的正当性。他们不再是听治理者如何说，而是看如何做，更在意如何使自己满意。由此构成对治理者的政治压力。近几年迅速兴起的“网络问政”就是重要标志。
回应政治的突出特点是市场社会推动政治。政治要不断回应日益增长和永无止境的社会诉求。其结果是达到社会与政治、权力与权利的相对均衡。
政治转型的不适应性及调适
中国自新世纪以来，就开始由动员政治向回应政治转型。其标志是胡锦涛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由此确立了新世纪以来的民生主义导向的施政理念。从中共十六大到十八大报告，都高度强调权力属民、权力为民的原则，十分重视民生导向，并与政治动员时代的群众路线相衔接。十八大报告更是强调：“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当然，与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迅速变化相比，我国的政治转型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并需要加以调适。
一是社会期待迅速扩大，政治回应不及。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变革过程，充满着社会矛盾。在早期现代化国家，这些矛盾具有历时性，矛盾是渐次递进的，治理者有相对从容的时间和空间逐一解决。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矛盾具有共时性，即各种社会矛盾同时压缩在一个时空里，由此对治理构成巨大的压力。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解决普遍贫困问题。邓小平因此表示“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与经济高速发展相伴的是社会差距、社会不公、政治腐败问题。
这种问题在许多国家，甚至早期现代化国家都存在。如法国大革命前的18世纪经济繁荣和美国19世纪的经济繁荣过程中的社会不公与政治腐败。但是，对于当下中国来说，社会期待特别巨大。一方面要求迅速增加财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又急切期待社会公平和反对腐败，实现清廉政治。当这种巨大的社会期待由于政治回应不及而难以很快全面满足之时，就可能出现情绪化的激进主义。如回归“文革”的运动式治理。重庆“唱红打黑”正适应了这种激进主义情绪，因此被某些人称为“重庆模式”。面对这一“模式”裹胁的民意，权威中心一度还很难适应。尽管所谓的“重庆模式”只是政治动员时代中极端年代的一种回光返照，不可持续，但是它也昭示着中国执政者面临的社会期待是超历史的。如果不能作出必要和及时的回应，因势利导，就有可能发生难以预见的后果。近几年，中央领导人一再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实际上就反映出一种历史性的忧虑。法国由于没有及时回应而造成大革命，美国通过改革“新政”则化解了政治危机。当下的中国治理，更需要强化回应能力，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庖丁解牛般的破解，既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也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
二是社会公平要求强烈，被动式政治回应。与农业时代的利益单一化不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利益多样化，且由于权利意识的萌生，人们都会寻求渠道加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要求社会公平。治理者需要建构合适的渠道让民众的社会诉求进行制度性表达。如英国等早期现代化国家面对巨大的社会公平压力，在19世纪不得不建立起政治表达机制，对巨大的压力加以疏导，从而化解了紧迫的政治危机。在当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由于利益结构的调整和不均衡，人们在普遍受益过程中又认为自己吃亏，存在强烈的不满足感，并以积极行动加以表达，群体性事件增多。特别是网络时代放大了民众的呼声和事件的影响。但由于长期动员政治的影响，我国未能及时建构起合理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与积极主动的“维权”诉求相比，政府只能被动“维稳”，尽可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实行“糖果主义”治理。如对各种上访的处理。由此有可能出现新民粹主义，即群众诉求天然合理。其政治后果很容易出现“维而不稳”，造成“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小闹”和“不闹”的人觉得自己吃亏，进一步助长了无序的行为表达。中共十八大报告高度强调“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并第一次提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内容，为回应社会公正要求指出了方向。
三是面对多元社会的发展要求，整合式的政治回应不够。传统社会是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固化的社会，具有强烈的身份等级性。现代社会得以取代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流动，机会均等，社会多元化，并可以通过表达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集聚化和多样化。”[9 ]当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可能出现旧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固化未能完全消除，又生产出新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固化。如早期现代化国家于20世纪初期出现的经济垄断，阻碍了社会的共同发展。为此这些国家出台了各种反垄断举措，以保持社会活力和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社会多元化，尽管有社会差距，但只要有机会和空间，就可以缓解社会差距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冲突。因此，在现代化的新的节点上，特别需要整合式的政治回应，通过对多样化的利益和声音加以整合，形成能够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和整合利益的公共政策，以打破社会结构和利益固化的格局，为社会共同发展创造空间。显然，当下的整合式政治回应还不够，“改革迈不动”就是这种反映。如收入分配不公是重要问题，但社会期待已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却迟迟难以出台。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成为重要任务，但更多的是态度表达而缺乏实际的行动方案和时间表。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利益固化问题。而“改革迈不动”必然会引发“回到文革去”的冲动。为推动改革，中共十八大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并鲜见地将“攻坚克难”作为十八大的主题词之一。
四是社会参与动力增强，包容性的政治回应不足。在传统社会，政治资源处于垄断状态，社会参与缺乏制度性空间。因此，现代世界诞生的重要标志就是改变政治垄断，打开社会参与的大门。但在现代化初期，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大门是有限度的开放，对社会参与作了各种资格性限制。只是到了19世纪以后，早期现代化国家才扩大了社会大众的参与空间，同时也借此缓解了社会矛盾。如整个19世纪前，早期现代化国家主要受“钞票”控制，劳资冲突尖锐。19世纪后期，随着普选制的实现，缺乏“钞票”的人有可能通过“选票”改善自己的命运，缓冲劳资矛盾。在中国，动员型政治打开了公众参与的大门，但在权力集中的体制下，公众更多是对体制的依附，缺乏参与的动力和空间，社会活力也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充满活力，这种活力需要通过政治参与加以保障，参与动力由此增强。但是政治回应的包容性还不够，特别是缺乏制度化渠道和机制保障多元化的社会参与。相当多数的治理者还缺乏对批评的包容态度，更习惯于动员时代的自上而下的领导，而缺乏平等协商、包容不同意见的意识，极个别地方的当权者甚至运用粗暴的手段压制不同声音。所谓“重庆模式”的年代，仅仅因为不同声音就有可能被“劳教”和处罚，法治被粗暴地践踏。而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缺乏制度化参与保障自己的权利，只能以极端的方式加以表达。
当今中国“文革回不去，改革迈不动”的焦虑，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到一个新的节点，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另一方面又表明政治治理需要转型，以适应社会的剧变。中国动员政治相当成熟，回应政治才刚刚开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回应型政治的重点是注重长远和精致的顶层设计。在政治动员时代，整个社会处于黑暗无际状态，政党和领袖以其敏锐的先进性和严密的组织性，振臂一呼，就可划破黑夜，群起响应，万众一心进入现代世界。而在现代化的第二个节点上，社会迅速成长，利益和价值多元化，群众不那么“听话了”，但对政治又有强烈期盼。因此，当政者要积极回应社会的要求，通过具有前瞻性和精致化的政治设计，规划社会发展蓝图，并确定行动路线图，实现改革与稳定、自由与秩序、活力与和谐的相对平衡，从而顺利迈过第二个节点。
回应型政治的难点是时序的选择。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历时性的社会矛盾相比，中国的现代化的社会矛盾具有共时性，第二个节点尤其突出。因此，回应型政治特别重视政治策略和行动路线，从时序上逐一解决社会矛盾，既不回避矛盾，也不期望一揽子解决。1980年代改革中提出了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从做得到的事情着手，这仍然是回应型政治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
回应型政治的基点在地方和基层探索。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知识界在相当长时间陷入迷惘之中，直至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横空出世，才打破了思想迷惘的沉闷局面。这是因为，托克维尔的书指出了“民主有希望，基础在社会”。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带来的是混乱和倒退，美国的民主带来的是繁荣和和平，关键是美国有一个民主的社会。当下中国尽管社会活跃，但并没有出现一个法治有序的市民社会，而是一个将交换无限放大的“市场社会”，民间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利益结构错综复杂，任何一项自上而下的总体性改革都会遇到重重困难。除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以外，还应给地方和基层开放更多的探索空间，通过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同时中央要及时总结提炼，上升为普遍性的政策和制度，形成上下的联动和呼应。
作者简介：徐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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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来源: 《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