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我们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之时，不仅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而且应当根据新的形势，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采取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方法：一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仍然对今天的中国外交实践具有重大和基本指导意义的，我们必须坚持用它指导我们的实践；二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未能对一些新的形势进行分析和论述的，我们应当既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又根据实践的情况加以深化和发展；三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某些论述的特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当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新的思考，得出新的结论。用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遗产本身，是今天我们对这位伟人一百周年诞辰的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
邓小平是对当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的改革者、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外交战略家，具有大智慧的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而且也将对今后的中国外交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一 继承和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主要任务
对任何伟人的遗产都有一个继承的问题，邓小平外交思想中需要我们继承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虽然今天的国际形势和他所在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分析仍然适用于观察今天的国际社会，尤其是他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和对国际格局本质的理解，他分析和观察国际形势的基本方法，是需要我们继续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的。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带有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即实事求是地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和决定问题的同时，把中国外交的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邓小平曾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各个方面”。①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表现为超越意识形态，以现实主义精神与各种类型的国家打交道。不仅在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且在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也同样不能受到“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意识的影响。邓小平的外交哲学是邓小平留给中国最珍贵、影响最久远的外交遗产。实事求是不仅是邓小平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指导思想，也是邓小平外交哲学的鲜明特色。根据时代变化的特点及时制定和修改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以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作为处理中国外交的出发点、把服务于中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邓小平外交哲学的基本内容。在我们纪念邓小平这位时代伟人百年诞辰的时刻，我们当然要牢记邓小平关于中国外交的许多精辟论述，但最重要的还是发扬光大邓小平的外交哲学，以这一哲学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邓小平的外交哲学是邓小平外交遗产的精髓，具有超越时代的恒远的指导意义。
但中国这样一个对世界有很大影响的国家，又不能只讲现实主义，只讲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也包括合理的理想主义的成分。邓小平曾经宣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曾经多次指出，“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侵略就反对谁”。②这些都表明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立场，也反映了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的理想色彩。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大都是悲观的。而邓小平现实主义外交哲学的特点是乐观主义精神。邓小平的乐观主义来源于他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来自于他对革命理想信念的执著的追求，尤其与他三上三下的特殊经历有密切的联系。邓小平曾经对人们说，为什么他能够保持健康，“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③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在许多问题上都体现了他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邓小平相信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一定可以避免；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国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大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完全由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集团政治、霸权政治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战争，谁搞霸权主义，最终都得收缩回来。绝对优势也没有用，到头来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应该停止了，它们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①正像邓小平经常说的那样，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他相信世界的未来，相信人类的未来。
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 邓小平是极为明确地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的领导人。邓小平在1989 年10 月31 日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②
什么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指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是人民群众最需要和最关心的利益的体现，中国的国家和政府所做的一切，应当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国家利益出发，就是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最高的国家利益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中国的发展或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在1978年后多次指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中国从20 世纪80 年代的第一天起，就必须专心致志地从事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这不仅是指国内不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而且也是指中国的外交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分散精力，四处出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外，都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外交活动的基本方向，是要为中国建设“四化”创造更好的外交环境，提供更好的外部条件，开创新的外交格局。一心一意搞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切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让中国发展起来，富强起来，发达起来，这就是邓小平指出的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这是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必须始终放在第一位的中心任务，其他的一切都要服务于它。邓小平还指出，各项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外交工作，都必须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①也可以说，在邓小平的思想中，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
（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总战略不能动摇
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有许多战略思想，“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出发的”。②邓小平曾一度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的全球战略。
但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在所有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中处于根本的地位，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对外总战略和最根本的全球战略。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③所以，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中国外交的总战略，它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具有纲领性质，是总政策、基本政策，在中国当代的外交战略体系中，它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将处于支配、制约其他战略的地位；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是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决定了中国的外交走向，其他战略不论如何变化，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关于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曾有过较大的争论。我认为，尽管国际形势和邓小平时期相比有很大变化，冷战后形成了美国一超与多强并立的格局，出现了国际恐怖主义引发的巨大变化，地区热点、冲突和战争不断，但坚持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仍然是今后我们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坚持的，是不能动摇的。
（四）坚持对外开放一百年不变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和近现代史时期的历史经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和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开放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论述。
邓小平指出，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①中国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发动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深化了对外开放是世界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深化和发展了对外开放的可能性的认识，深化了对外开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
（五）“一国两制”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大智慧的体现
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我国国内运用的表现。他在1984年指出：“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②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用于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符合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它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完全是和平的、互利的，又与美国一再表明的希望两岸用和平方式统一的愿望一致。邓小平指出，“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所以，“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思想用于台湾问题，当然也考虑了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做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邓小平还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①
“一国两制”构想的最大的特点，是同时考虑有关各方的合理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开始就已经考虑到国际争端的解决。②邓小平认为，“一国两制”的方式不仅适用于与中国内部有关的问题，
适用于与中国有关的国家关系领域，而且也可以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新方法。因为“一国两制”的思想实质，是高度现实主义的，是以争端双方的互利、双赢作为结果的，没有失败者。这种新思维完全可以扩大到国际关系中去，是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原则的新的表现形式。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邓小平认为，如果香港的“一国两制”取得成功，将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为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一个范例。
在今天，即使在香港出现一些问题和“台独势力”对“一国两制”构想形成重大挑战的情况下，也不能放弃“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当然，“一国两制”只是作为统一的一种和平方式提出来的，如果这一条路走不通，也不能排除武力方式。邓小平早在1974 年就提出了两种方式，指出，台湾总是要回到祖国怀抱的，至于用什么方式实现统一，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但如果和平方式不能解决怎么办？恐怕只有非和平方式，不能放弃非和平方式。至于什么时间，我们没有时间表，还要看台湾。③ “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④这些，对我们今天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二 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用邓小平的这些外交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时，也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在实践中发展着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一）从独立自主到共同发展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也是今天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①那么中国独立自主政策始终不变的内容有哪些呢？大体上可以包括四个方面：1.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的发展；2.对大国关系而言，中国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反对大国以任何形式对中国进行控制和干涉；3.对中小国家尤其是对周边国家而言，中国采取不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立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不对周边国家进行控制，不划分所谓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4.对世界事务而言，中国的立场是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是否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为标准，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这些正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变的内容。②但与此同时，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同时，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及时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就是“共同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国际部分三次提到“共同发展”，并且在“共同”这一概念上用了许多笔墨。十六大报告中多处提到了这一思想，比如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要与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共同维护”和“共同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国要与各国“共同协商”世界事务，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这是十六大报告国际部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③十六大报告不仅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而且也是对近年来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进行了新的概括和总结。共同发展是中国在新时期独立自主原则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同时也生动地表明，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不仅是始终不变的，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因而也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二)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到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邓小平曾说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④他创导的对外开放的目的也是使中国成为世界中的中国，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成员中的一个主要成员。既然国际社会是一个整体，那当然会存在某种共同的利益。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等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内容，但邓小平在世时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冷战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和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融入世界的实践，提出了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观念，把邓小平这一方面的思想推进了一步。虽然人们可以强调国际社会的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差异和矛盾，但既然都是人类文明，就必须包含某种共同的利益。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在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环境、能源短缺、气候变异、艾滋病和危害人类生命的流行疾病、毒品泛滥、恐怖主义猖獗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的，也是形成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所以，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对邓小平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三）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的发展
邓小平曾经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 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①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关于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的思想，并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至少应当包括五个主要方面：第一，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第二，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种文明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和借鉴，不断丰富和发展，将使世界更加绚丽多彩，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第三，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广泛合作，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安全。第四，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社会在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富愈加悬殊、南北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趋利避害，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均衡、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是各国共同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要求。第五，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没有任何其他国际组织可以替代。《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处理当今国际事务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应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发挥联合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的重要作用。①这些内容有不少是邓小平没有涉及过的。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合作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
三 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些思考
邓小平是伟人，但不是圣人、不是完人。中国的外交实践如何进行，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也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新的思考。用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遗产本身，根据形势的新变化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一些内容进行新的思考，就是今天我们对这位伟人的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
（一）关于不结盟的思考
1984 年5 月，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它是“真正的不结盟”。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在美苏冷战对峙的状态下，给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更加灵活的政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中国不与任何一个大国结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实际上，中国与朝鲜之间在1962 年签订的政治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今天在形式上依然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今天应当根据新的国际形势来理解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十六大报告没有再用十五大报告中“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②的话来解释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也反映了这种变化。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实践已经远远超越了结盟或不结盟的内容。决定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的惟一标准，应当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是否有利于促进世界发展。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组建的上海合作组织，它是一种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治安全联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正在致力于建设东南亚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它是一种经济关税同盟，同时中国也与东南亚国家正在加强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中国在九一一事件后与美国进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美两国结成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军事政治联盟，以至于布什在江主席访问美国时，公开对新闻媒体说中国是美国反恐的盟友。
（二）关于亚洲安全体系的思考
邓小平在1975 年针对当时苏联鼓吹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指出，苏联搞欧安会最积极，目的是分化欧洲，接着要加紧搞亚洲安全体系，“包围中国是一个内容，但其主要用意还是两个：一是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争夺霸权，一是分化亚洲国家，以达到逐步控制的目的”。①今天，亚洲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解体了，中国强大起来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紧密关系。显然，今天亚洲的情况与当年邓小平提出应反对亚洲安全体系的情况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国不是反对建立亚洲安全体系，而是要根据亚洲的情况，谨慎小心但也要积极地推进亚洲安全体系的建立。但是，中国应如何推动亚洲安全体系的建立，却是需要我们花大气力去研究的问题。
（三）关于多极化问题的思索
多极化思想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今天有许多关于多极化的讨论和争论。②我们在对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同时，一方面要记住邓小平所说多极化是世界格局大趋势的思想，但同时也要继续进行思考。邓小平虽然对多极化的发展抱有乐观的信念，但他又清醒地指出，多极化进程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才刚刚起步，这里边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是要进一步研究的。首先，旧格局是不是已经结束，新格局是不是已经形成？其次，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多极格局中起什么作用？邓小平认为，俄罗斯肯定还会是一个重要力量，在多极格局中会有它的一个席位，但和过去的苏联相比，俄罗斯在多极格局中的作用与苏联在两极格局中的作用将会有什么不同呢？最后，多极格局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多极？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印度、巴西、东盟等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国家联盟在多极格局中将会有什么作用？处于多极格局中的这些力量中心相互之间将会是什么关系？已经处于多极格局中的大国与那些不是极的大国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多极化强调大国的作用，那么广大中小国家在未来格局中又将起什么作用？它们与大国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关于“韬光养晦”的思考
许多人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指导思想。笔者认为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们还面临着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问题和巨大的压力，但这与邓小平当年提出这些思想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还是有重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国，经历了苏联东欧剧变冲击带来的考验，打破了西方对社会主义中国施加的重重压力和阻碍，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济持续发展、政局稳定的国家；虽然今天我们也还需要冷静观察各种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但并不需要总把“稳住阵脚”挂在嘴边；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的中国当然也需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但不需要总给人一种“韬光养晦”的感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了中国融入世界的坚强决心，我们应当自觉地加大透明度，在世人面前更多地主动展现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形象，而不要总让那些对中国怀有友好情谊的外国人也猜测和怀疑中国想做什么。今天，西方反华力量仍然很有影响，所以中国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但就总体而言，今天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包括西方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对在同一个国际社会中与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交往有了更多的共识，中国也应当以一个充满自信、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的姿态，以真诚、坦然、从容、开放、不卑不亢的心态与各国打交道，这才是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大国应有的外交心态。
(五)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思考
毫无疑问，反对霸权主义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里有一个如何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有一个反对美国霸权和与美国在许多全球战略问题上进行合作的问题，也有一个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
1982 年8 月，邓小平曾把反霸权与维护世界和平、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三个基本政策。邓小平指出，中国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名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①1989 年时邓小平又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②中国将“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③人们经常引用邓小平的这句话来说明中国的反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但是，还应当看到，这并不是邓小平指出的反霸思想的全部内容。
第一，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也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它并不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反对霸权主义不能成为中国外交中最根本的目标，这一最根本的目标只能是为中国的现代化这一根本任务服务。反对霸权主义是为了创造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国际环境的一个手段，不能为了反对霸权主义而牺牲和损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业。
第二，反对霸权主义具体到现在的国际事务中，主要就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但实际上中国在对美关系上存在着两个方面：一是坚决反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实行的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的政策，与美国做斗争；二是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主要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经验的主要来源和中国商品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市场，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三，反对霸权主义也要讲策略，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从原则上说，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任何国家搞霸权主义都是应当反对的；但如果几个国家都搞霸权主义，我们是否都要同时反？这也要讲策略：应当先反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霸权主义，应当先反对中国国家利益威胁最大的霸权主义，必要时也可以联合一个霸权主义反对另一个霸权主义（如冷战时联苏反美或联美反苏）；中国应当量力而行，反对霸权主义不等于任何时候中国都要与实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正面碰撞和冲突。
用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外交哲学来思考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我们也可借用邓小平的语言表达一种思维，这就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判断中国外交实践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1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