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启蒙运动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即文化运动必须与政治运动相辅而行发动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新启蒙运动在中国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主体文化，并培育工农民众的文化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构建“新启蒙”话语的同时，并没有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是力图通过启蒙主体的实践来实现政治的变革。新启蒙运动的这种政治化倾向，也使新启蒙运动离启蒙的目标越来越远，最终导致了新启蒙的自我瓦解。
启蒙常常被当作自由主义的专利，马克思主义则被视为是与启蒙不相容甚至是反启蒙的。自由主义者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视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中断。然而从整个中国启蒙运动史来看，启蒙的话语是多种多样的。启蒙内部既有唯物论，也有唯心论；既有自由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虽然以文化联合的形式出现，但马克思主义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规定和影响了新启蒙运动的内容与走向，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救亡”时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
一、文化自觉与新启蒙运动的开展
新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改变政治斗争策略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其思想动因，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即文化运动必须与政治运动相辅而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于文化运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认识到大革命的失败与文化运动的滞后有关。柳湜指出，大革命时期，文化运动落在政治运动之后，“那时从事政治运动的个人或政党，即令不忽视文化运动，在事实上也只把文化运动当做一种补充物。……文化变成了简单的标语、口号、公式的宣传，文化失去了本身的任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文化运动，革命文化迅速兴起。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也迅速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之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也进一步意识到，文化运动必须与中国的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文化运动必须与政治运动相配合、相促进。“伟大的政治运动未发生以前，思想运动应促成它的发生。既发生后，又应迅速的和它配合，赶上它，领导它。”新启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自觉基础上发动起来的。1936年9月，上海《读书生活》发行了一个纪念“九·一八”事变的专辑，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在上面发表了题为《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的文章，批评中国的新哲学者没有很好地利用文化这个阵地，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有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也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他号召中国的新哲学者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联合起来，开展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他说：“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争斗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联合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新启蒙运动”的开始。
新启蒙运动是作为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开展起来的，它配合救亡运动的开展，同时又引导救亡运动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就这样在“启蒙”与“救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联系。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文化”与“政治”、“启蒙”与“革命”之间存在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五四启蒙运动则是中国大革命的先驱。艾思奇指出，“启蒙运动是文化上的自觉运动。文化上的自觉运动和社会上的自觉运动是分不开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文化上的自觉运动的出现，常常预示着一个社会变革运动的酝酿成熟。法国大革命紧跟着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而爆发出来，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可以说是1925—1927年大革命的先声。”何干之也认为，“启蒙运动，在各国革命史上，往往出现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之前。文艺复兴是欧洲民主运动的先驱，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哨。这是历史上的教训。”这意味着，新启蒙运动也将承担类似的使命，为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思想理论基础。
为了论证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中国共产党人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启蒙叙事。一方面他们对以往启蒙的局限性展开了反思与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的启蒙运动上溯到戊戌维新运动乃至太平天国运动，但又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他们把五四运动视为以往启蒙的典型代表，并认为它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需要开展新启蒙运动。正如艾思奇所说：“为什么还需要一个新启蒙运动呢？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所要做的事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来的任务：反对迷信愚昧，建立科学的民主的思想等，都在极不彻底的状态之下停滞着了。新的文化完全说不上建立，所有的只是片断零碎的成绩，并且也只是保存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地步。传统文化屡次地死灰复燃，它的根仍然支配在民众的文化生活里。因此，同样的文化上的任务仍然遗留到现在，同样需要现在的文化运动来完成它，这就是为什么在旧启蒙运动之外还要再来一个新启蒙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五四时代并未过去，这种认识既与国民党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同，也与中共此前的认识相异，反映了中共自身文化认识和文化政策上的转变。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突出强调新启蒙运动既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不同，也与中国五四启蒙运动相异。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领导者和理论基础两方面。他们认为，“法国文化上的启蒙运动的任务是由第三身份来完成，但中国的第三身份，因为受了半殖民地性的限制，显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因此，新启蒙运动“不能像法国一样只停止第三身份的要求上，眼光必须要看得远大些。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定要把更前进更新的文化纳入考虑之中。”同样，新启蒙运动也与五四启蒙运动不同，“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是以第三身份为领导的，但是到了后一个时期，运动的性质便改变了。到了现在新的文化运动应该是较五四时代为更高阶级的发展，更深入，更扩大，决不是再回复到五四时代去。”这个“更前进更新的文化”或“更高阶级的发展”就是指马克思主义。陈伯达说：“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之哲学上的基础，虽然当时已有动的逻辑抬头，但动的逻辑并没有占领支配的地位，占领支配地位的，一般地说来，还是形式逻辑。但我们目前的新启蒙运动之哲学上的基础，动的逻辑却无疑地是占着支配的地位。大革命以来，动的逻辑的逐渐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才使目前新启蒙运动的提出成为可能。新哲学者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而且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并不隐瞒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但同时又把民族主义的元素融入到新启蒙运动的叙述之中。他们强调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民族主义的”，“必然要与民族解放和国防发生不可分的联系”。这一民族主义因素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自由主义者合作的基础。张申府同样强调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他说，“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因此，这个运动，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运动。”正因为如此，新启蒙运动虽然带有强烈的“左”翼文化色彩，但同时又带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特征，表现为不同思想派别的联合运动。
二、理论自信与主体文化的构建
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大联合运动，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理论主张。“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被认为是新启蒙运动的中心原则。陈伯达说，“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所谓思想的自由，就是说：应该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中独立起来。一切关于思想的外来镣铐，（物质的镣铐），都不应存在。所谓自由的思想，就是说：应该唤起每人的自觉，每人都应当思想，都应当对于所遇见的任何事物，从事批判，每人都应当重新估价一切，都应当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精神的镣铐），从事发现自己的真理。”这一原则同样被自由主义者所认同。张申府也认为思想自由是新启蒙运动的核心，并进一步把思想的自由与文化的民主联系起来。他说，“新启蒙运动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要求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新启蒙运动号召文化的民主或民主的文化。”可见，无论是陈伯达还是张申府，都认为“思想自由”应是新启蒙运动的中心原则。
尽管各派都认同思想自由的原则，但对“思想自由”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主张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并不是要放任思想的自流，而是要通过思想的自由竞争，达到思想的统一，思想自由只是“引导人们思想走上真理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并不要求参加新启蒙运动的不同派别和个人放弃各自的基本思想或立场，“马克斯主义者也好，自由主义者也好，尽管保持各自的立场，从这些立场上说话。”但对于各派间的不同意见，“要在批判中求统一”。以“自由”求“统一”，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思想自由的真实含义，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新启蒙运动中的“新文化”的评判基础之上的。
在新启蒙运动内部，存在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竞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宣称新启蒙运动的目标是要创建一种“新文化”，并且这种新文化要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陈伯达说：“我们认为对于过去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应该接受而光大之，同时我们还要接受世界一切最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果，我们还要在中国多方面地创造新文化，我们要为‘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为‘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这是我们新启蒙运动的着重点。”张申府也指出：“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新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不过，陈、张之间对“新文化”的体认是完全不同的。陈伯达心目中的“新文化”是以“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为核心的文化，而张申府心目中的“新文化”则是以罗素的哲学为核心的文化。
张申府并不排斥辩证唯物论，但他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和理解与中国共产党人不同。他说：“新启蒙运动的哲学与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的合流。”“我们的新哲学应该是过去最好的传统与科学与逻辑与辩证唯物论的一个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显然，张申府把当时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潮当作新哲学的正统，并试图把它们与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以此作为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这与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以辩证唯物论作为新启蒙运动哲学基础的主张大相径庭。陈伯达指出，哲学的历史是反映社会斗争的历史，而哲学内部最重要的斗争从来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所谓“逻辑经验论”或“逻辑实在论”本质上都是主观唯心论，“是辩证唯物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企图把他们拉到一起，“乃是绝不可能的，又是对于真理绝对有害的企图。”他还指出，所谓“逻辑经验论”或“逻辑实在论”是“帝国主义时代垂死的资产阶级之毫无生气的哲学思潮”，
辩证唯物论则是“如日方升而百战百胜的近代劳动者之哲学”，“除了辩证唯物主义，没有什么‘新哲学’”。
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哲学”问题上的分歧本质上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新启蒙运动在中国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文化，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极力主张在新启蒙运动中取得文化领导权。何干之指出，“思想运动的最高盟约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大家一致对外。大家之间都有自由存在，是否需要某派思想推动其他思想前进？领导权是存在的，历史上无论那一次联合阵线的斗争，是少不了领导的作用，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可是领导权虽然事实上存在，但从目前中国的实际环境来看，国民是服从真理，并不是服从权威。谁的思想最接近真理，谁在民族抗争的过程中尽了最大的努力，证明了他们的思想体系最接近真理，自然而然的，最有资格去领导群伦。”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由于时代的变迁，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领导的资格。“自由主义，实际上在资产阶级还是进步的阶级时，其自身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主导，它是反封建思想的主要武器，不过到资本主义达到了独占的阶段，它自身也就成为思想发展的桎梏了。……中国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却没有主导的力量，自由主义，也当然不能领导中国的思想运动。”
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文化领导权，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主体文化，就必须要对全体民众特别是工农群众进行普遍的文化启蒙，不断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中国共产党在新启蒙运动中从一开始就把文化启蒙与文化领导权、主体文化的构建与文化主体的生成内在地结合起来。新启蒙运动所要解决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深入民众并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主体文化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把“到民间去”和“大众化”设定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和目标。陈唯实指出：“一九二七年后，新的思想文化就在中国开展，在中国已经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但是不能否认，过去的新文化对象还只限于少数的前进智识分子，现在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在反日抗战与反汉奸过程和思想解放的条件之下，适应大时代和广大民众的需要，把新思想文化在全国民众发生教育的作用，使他们得到新的智识，使他们为了自己与民族社会而奋斗，就是说，新启蒙运动一方面是要启蒙大多数的落后群众，争取他们成为一种可以使用的革命力量，同时爱护和训练无数的前进份子更加切实的前进，把握住现实的需要，不断的战斗下去。”显然，启蒙的对象已不再局限于特定阶层，而是扩大到普通民众。新启蒙运动由此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构建主体文化和培育文化主体的重要途径。
三、启蒙的政治化与新启蒙运动的终结
新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文化运动，而是一场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在构建“新启蒙”话语的同时，并没有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是力图通过启蒙主体的实践来实现政治的变革。“启蒙的政治化”成为新启蒙运动的一大特色。可以说，新启蒙运动之“新”就体现在它的政治性、实践性及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统一性。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把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作为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思想，而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面临的最重要的实践就是民族救亡和民族解放，因此新哲学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到了一起。陈伯达说：“我们的哲学本来的任务是在于改变世界，而目前在我们这里，我们哲学的任务，就是在于为保卫祖国而服务。”艾思奇也说：“‘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我们研究哲学，主要的问题也在于改变现状，改变我们的屈辱的被压迫民族的地位。我们的哲学一定要能帮助我们解决民族解放的一切认识上和战略上的问题，这才是它的最重要的意义。”新哲学的政治性和实践性，决定了新启蒙运动也必然带有政治性和实践性。新启蒙运动就不只是思想运动、文化运动，同时也是政治运动、民族革命运动，“它是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运动”
新启蒙运动的政治化表现在它既有长远的政治目标，也有现实的政治斗争对象。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为新启蒙运动设定了一个长远的政治目标，这就是实现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用陈伯达的话说，就是要“解决国内旧制度，而又要求一种最合理的新制度”。何干之则更直接地表述为“解决了社会问题，使中国不再走西方帝国主义的老路，而和平的达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尽管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非资本主义前途设定为新启蒙运动的长远目标，但同时也意识到，“在今日的中国，不能提出反资本主义的任务。新哲学的担当者不能孤独地走他们自己的路”。这就是说，新哲学者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还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当然，联合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同盟者的批评与斗争。事实上，当新启蒙运动把长远的政治目标设定为非资本主义前途时，同时也就把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当成了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对象。民主思想的启蒙也就成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重要理论武器。夏征农把新启蒙运动中反独裁争民主的活动概括为“反希特勒主义”。陈唯实进而把“希特勒主义”解释为“独裁主义”、“守旧的专制主义”、“势力压迫主义”、“威吓恐怖主义”、“英雄主义”、“包办主义”、“包而不办主义”。他认为，当此全民族抗战的关头，必须反对以上一切形式的希特勒主义，充分调动民众的力量实行抗战，为此就必须改革政治机构，还政于民，真正实行民主政治。他还特别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把政治机构改变为民主政治，这是适应抗战的政治形态，这种一般的民主政治是过渡到大众民主政治的一个阶段，它虽然还不是工农民主与××主义，但它是工农民众争取更高形式民主主义最顺利的途径。”
新启蒙运动的政治化倾向导致启蒙运动走向反面。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理性”、“个人主义”都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而受到了质疑和批判。共产党人把“理性”看作是资产阶级性的东西，认为理性主义虽然“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但决不是新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他们强调新启蒙运动应该是新理性运动。“什么是所谓‘新理性运动’呢？就是说，我们要废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同时我们又不要像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另一种不合理的社会来代替一种旧不合理的社会，我们要由保卫祖国大抗战运动的合理，由民族解放和封建残余解除的合理，转变到新的社会的合理。”显然，“理性”已不再是认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而是一种对合理社会制度的政治诉求。?
与共产党人对“理性”的特殊理解相对应的，是他们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以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为主导来击破封建贵族的绝对主义的，而近代的思想运动则是以无产阶级和唯物史观为主导，来击破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这样，个人主义在新启蒙运动中就不是应该提倡的内容，而是被抛弃的对象。有人主张以苏联式的集体主义来取代个人主义。陈唯实说，“新启蒙运动对于读者大众是提倡集体研究，因为集体研究对于学问的进步大有好处，同时文化人也是提倡集体写作，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集体主义。过去的读者和文化人都是个人主义的，个人研究，个人写作，这是不大好的，因为个人的能力有限，并且因受生活和时间的限制，所以文化的成绩总是不大完善。自从苏联提倡集体研究集体写作以后，在文化上是收到更好的效果，新文化是比较进步，这在我们中国是有效仿的必要，希望读书界和文化人能够从个人主义转到集体主义。”“理性”、“个人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中国共产党人把它们排除在新启蒙运动之外，事实上也等于把新启蒙运动放到了以往的启蒙运动的对立面。所以新启蒙运动实质上乃是启以往启蒙之“蒙”、启资本主义之“蒙”。
启蒙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地使启蒙运动受制于政治运动，一旦政局发生变化，启蒙运动也随之而变。新启蒙运动发动之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建立。新启蒙运动以文化大联合相号召，在动员全国民众奋起救亡、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抗日战争进入新的阶段—相持阶段后，新启蒙运动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新的阶段要求有一种新的文化运动与之相适应。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之后，“理论现实化，学术中国化”就成为当时左翼文化运动的主流，中国共产党人从此也就很少再谈新启蒙运动。到了1940年，新启蒙运动“在一般社会里似乎却越来越增其漠视，就在较进步的圈圈里似乎也不免！”?〖HT6SS〗③作为一场“运动”，新启蒙运动落下了帷幕。
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对启蒙的认识和理解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他们把新哲学即辩证唯物论作为启蒙的理论基础，建构起一种整合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话语；他们把启蒙作为构建主体文化和培育文化主体的主要路径，将确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民众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把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然而也正是因为启蒙的政治化倾向，使新启蒙运动离启蒙的目标越来越远，最终实现了新启蒙的自我瓦解。新启蒙运动在中国启蒙运动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它以“启蒙”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却在反对启蒙运动核心价值观念中消退；它在思维方式上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和五四启蒙运动的遗产，却在内容上将旧的启蒙运动置于批判的地位；它以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合的形式出现，却又以两者的分裂而告终。
（作者简介：欧阳军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