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组织）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种理论。它不以某一固定的宗教、哲学、社会思想为其理论基础，而是相容并收任何符合其伦理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材料，认为基督教教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康得的伦理学与新康得主义、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方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经验等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同时，它还广泛吸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学等。总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它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以它为指导思想的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成为西方政坛上的一种强大力量。这种现象引起了世界关注，也是我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由于它具有源远流长、多元主义和灵活多变等特点，使得人们在研究中对它的起源、发展及其与其他理论的关系方面存在诸多歧义。本文作者在认真阅读现代西方思想史的基础上，试图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起源、产生和发展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它在中国的影响进行介绍，希望对这方面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有所帮助。
一、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形成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以前就开始使用了。它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两大思潮──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一种关于建立民主制国家的系统的理论观点或主张。这种主张肇始于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是由斯宾诺莎、洛克、潘恩、杰弗逊、卢梭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先后提出的。他们主要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认为民主制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当属于全体公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表应当由人民选举产生，国家官吏应当行使人民意志，充当人民的仆人。主权在民思想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对鼓舞人民大众进行反封建斗争曾起过积极作用。
除民主主义外，起源于16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前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但当时的社会主义无论是思想还是运动，都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不断涌现并相互争鸣，它的人物形形色色，理论千差万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当时的社会主义流派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其中又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及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类，并逐一进行批判。纵览当时的各派社会主义，无论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工厂社会主义、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农民社会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它们的共同主张都是反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共同理想是人类的合作与共同进步。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属于当时的社会主义的范畴。“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在19世纪70年代才提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将自己创造的理论称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用阶级观点分析人和社会，主张用无产阶级的斗争推翻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的公用制，逐步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结合。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把政治改革与社会经济改革结合起来的改良主张被人们冠以“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特别是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被迫解散后，为了投身并影响当时的工人阶级运动，已不再用“共产主义”而是用“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些名词，并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称。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政党纷纷成立，这些政党都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称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工党”等。
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部分西欧国家进入了第二次工业化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国家财富的不断增长，工人的生活水准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时，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工人的经济、政治权利都不断得到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传统被放大，其理论形态──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出现了。
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最早出现在英国，表现为“费边社会主义”。这是19世纪后期流行于英国的一种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它是英国费边社的思想体系和机会主义路线。1884年，一部分知识份子创立了费边社。该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应循序渐进，故以西元前3世纪古罗马一位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社名。其学说故称为“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治．肖伯纳和悉尼．韦伯，其成员几乎全是中产阶级的知识份子。代表作有《费边宣言》（1884年）、《费边社纲领》（1889年），1889年出版的《费边论丛》一书，为费边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该社还出版过几百种小册子和论着，并编有《费边新闻》和《费边季刊》等定期刊物，在中产阶级和知识份子中广泛传播费边牌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鼓吹阶级合作、社会和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地方自治市政机关，逐步掌握煤气、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所有权，运用温和渐进的方法和一点一滴的改良，实现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因为英国是欧洲最早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发达的经济和崇尚自由的传统使劳动者很难接受革命的思想，改良主义在这里有肥沃的土壤。所以，尽管马克思在英国居住了30多年，并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一系列理论，马克思主义对英国的工人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反而是费边社会主义对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费边社也成为随后建立的英国工党的研究机构，专门为英国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上产生于工人运动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在恩格斯去世后发生分裂。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伯恩斯坦（1850-1932）在1896年10月～1898年6月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新时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指责马克思主义含有空想成分已经过时，并于1899年3月通过《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的系统修正：在哲学方面，他用康得的唯心主义修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用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经济唯物主义”、“历史宿命论”，辩证法是“妨碍对事物进行正确考察的陷阱”，否定社会发展中有质的“飞跃”，等；在经济学方面，他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纯粹的思惟的构想”，剩余价值学说是“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认为垄断组织的出现可以防御乃至消除危机，资本主义的崩溃论是没有根据的；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认为“阶级合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宣称资本主义能民主自由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书的最后部分提出了“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的理论。伯恩斯坦的这一套理论虽然仍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德国社会民主的纲领中也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由于主张以民主的方式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更由于认为最终目的的“微不足道”，事实上已经把社会主义推到了遥远的未来。这一理论是工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改良主义的发展结果。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和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一定程度上前者也是受后者影响的结果。伯恩斯坦曾在1888年到1901年期间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负责人和《新时代》刊物的撰稿人长期住在英国，多次拜访费边社的领导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倍倍尔和考茨基都认为是在英国的经历使伯恩斯坦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伯恩斯坦自己也承认这段经历是“使我的眼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扩张”[1]。费边社会主义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形态形成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开始在欧美各国蔓延开来，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从此逐渐被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
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演变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提出和法国“米勒兰入阁”为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改良主义轨道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投票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于是，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成了中右派的组织，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形成了。这些政党也在1923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此，欧洲两大工人组织互相攻击，进入对立时期。之后，现代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演变。
发展和演变的第一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进一步系统化。初级形态的社会民主主义只是初步提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到底是甚么样子、怎样建设，并没有具体的理论阐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德、奥、瑞典、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相继上台执政或参与执政，使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造原则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实践。它们在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特别是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和凯恩斯主义以有效需求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系统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期间，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顾问熊彼特分别从政治和经济方面为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
H.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生于曼彻斯特，后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毕业后曾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讲学。1920年回国后，任剑桥大学讲师。1926年起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在20年代中期，拉斯基在《政治典范》一书中，提出国家要管理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主要生产资料应该国有化；30年代初期，他在《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一书中，论述了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30年代中期，在《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等着作中，拉斯基虽然抨击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但又认为英、美等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与俄国不同，暴力革命不可能在那里取得成功，只能走议会民主道路，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40年代初，他在《论当代革命》一书中论证的“同意革命论”以及阐述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建立计划化民主国家的系统主张，为战后社会党国际的重建作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J.A.熊彼特(Joseph Alios Schumpeter，1883─1950)是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顾问。他在《经济发展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本着作中分别提出了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的观点。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超帝国主义论”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充实和发展。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它不只是“发明”，而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实际过程，所以创新者不是技术发明家而是企业家。由于企业家的创新，产生了由内在因素引起的经济变动，即产生出不断用新因素来代替旧因素的“产业突破”或叫“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根据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而一旦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时，进化过程就停止，那时企业家将无事可做，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一种非常清新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自动地出现。熊彼特对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被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奉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论基础。
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发展和演变的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国际的重建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民主党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提出旨在复兴国家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社会改革方案，博得了大量选民的拥护，纷纷上台执政。这时，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问题需要执政党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和政策的调整。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垄断阶段后短期内两次发动世界大战，
制度本身需要反思；二是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和经济进步使社会中间层不断壮大，社会结构出现了变化。此外，社会主义苏联的集权和专制也使得社会民主党决心彻底与马克思主义决裂。于是，1951年6月，二战中停止活动的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召开重建大会，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宣言，即《法兰克福声明》。声明公开亮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宣布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国际的指导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而“是一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的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法兰克福宣言》表述的“社会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确立了价值目标相对与具体制度的优先性，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他的目的是要把经济的权力交给全体人民，进而创造一个社会，使自由人都以平等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后来这一目标被各国社会民主党进一步明确为“自由、公正、团结（互助）”；二是明确了民主在社会主义中的核心地位。《法兰克福宣言》不仅重申要有民主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也被归结为争取这些民主，并强调，“社会主义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主义”。这两个特点的确立，可以说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
随后，英国工党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C.克罗斯兰(Charles An─thony Raven Crosland，1918─1977)以《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他从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的现实出发，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社会性质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依靠财政政策实行了充分就业和进行收入分配的结果；同时，在国家垄断资本全面发展、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和管理技能日益复杂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经理革命”，又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结果使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产生了掌握工业内部权力的管理者阶级，从而使资产阶级丧失了统治权力。因此，他认为“这个制度在旧阶段的发展规律已不存在于新阶段了。”在他看来，不仅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理论已经过时，而且从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来考察社会性质的原理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克罗斯兰甚至认为，把国有化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和目标的传统费边主义观点也已过时，现在这不过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个很不重要的手段而已。于是，克罗斯兰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五点原则，即政治自由主义、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平等的信念。
社会党国际重建后，各国社会民主党逐渐在国际《法兰克福宣言》的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新纲领。这些纲领在“非意识形态化”和“世界观中立”的口号下，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许多党都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工人阶级的许多传统要求，如不再明确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张。同时，不少党为了吸引选票，还放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提法，而代之以“人民党”、“全民党”或“群众党”的提法。这种淡化意识形态的现象持续到60年代末。随后西方的“新左派”运动和70年代初又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吸引了公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于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重新意识形态化”的趋向。有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开始改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号召同马克思主义“搭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来源之一。他们的对内政策纲领也变得激进起来，开始更多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病，更多地注意工人阶级的利益。如英国工党在1974年当政后，就曾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在同共产党的关系上，也开始出现了和解。1972年4月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做出决议，规定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有权自由地决定同任何政党建立双边关系，从而改变了过去不许成员党同共产党发生关系的规定。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发展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是由民主社会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逐渐回归。
进入80年代后，虽然民主社会主义在南欧崛起，法国社会党、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葡萄牙社会党、义大利社会党在竞选中相继获胜而上台执政，但总的来说，在西方政治舞台上新保守主义逐渐得势，民主社会主义受到了严重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经济和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等，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推行的一些国有化和福利政策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许多国家掀起了私有化浪潮。面对环境变化、福利国家危机和新保守主义的冲击，社会民主党开始探寻新的出路。特别是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后，各国社会民主党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他们指出，过去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侵犯了价值规律和经济法则，现在必须予以纠正；要实行市场经济，推动市场竞争，缩小由国家承担的社会再分配的范围，稳定金融秩序；同时，要在社会主义价值与经济效益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因此，他们一方面反对80年代保守主义政府推行的大减福利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在维护竞争的基础上，主张对原先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以提高效益。其典型代表就是英国布雷尔首相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这一理论主要强调四大原则：“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平衡原则、“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平衡原则”、“责任和权利的平衡原则”、“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平衡原则”。
与各国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调整相适应，由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各国社会民主党也受到了抨击，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争。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在柏林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变化中的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等宣言和决议，就重新使用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同时，也没有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称谓，两种叫法交替使用。1994，德国社会民主党专门发表了一份文件──《社会主义──关于处理一个概念的困难》，介绍争论双方的观点。此后，社会党国际和各国社会民主党逐渐用“社会民主主义”代替了“民主社会主义”。这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趋同。
综上所述，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演变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原则，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灵活性。
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向西方学习进入到了文化层面，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其中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当时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变种，是修正的自由主义，也叫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西方产生于17世纪，它的发展经过了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两个阶段。古典自由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在每个人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即没有国家和其他社会力量限制的情况下，个人的发展就是正义的。但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十九世纪以后的社会矛盾斗争中，它是难以永久地成为一种社会秩序的，所以，在古典自由主义者大肆张扬他们的理念的同时，他们却在实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生活中，不得不默认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接受国家在劳动时间、劳动环境、劳动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以后，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又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范畴对市场经济发表见解，由此产生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根据各国的实际也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美国的杜威的实验主义，以曾经留学美国的胡适为代表；二是来自英国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以曾留学英国的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张君劢等人为代表。后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
该文第二部分已经对拉斯基的思想有所交代。作为费边社成员、工党理论家的拉斯基在保留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力图将它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调和起来，从而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发展出一变种，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契合了中国因资本主义不发达和社会严重不公平需要国家干预的现实，深受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欢迎，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首先是拉斯基着作的翻译和思想的广泛传播。在拉斯基活跃于欧美学界的20至40年代，他的政治思想就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得到了广泛地传播。他的各种主要着作如《共产主义论》(黄肇年译，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版)、《政治典范》(张君劢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政治》(邱新白译，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现代国家自由权》(何子恒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国家往何处去》(张虹君译，天津新民学会1935年版)、《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王造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王造时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等陆续译为中文出版，并被奉为政治学中的“瑰宝”。庐锡荣在《拉斯基政治思想》(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一书中，称赞拉斯基“是现代欧洲政治思想的一个怪杰，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怪杰……我们研究它的政治思想对于过去旧时代的旧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许多正确见解。对于未来新时代的新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许多光明的暗示。”
其次是类似与费边社的平社的成立及其宣传活动。费边社是1884年英国的一部分知识份子创立的。该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应循序渐进，故以西元前3世纪古罗马一位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社名。其学说故称为“费边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初级形态。费边社有四个特点：一是规模不大，最多时达到8000多人；二是对成员素质要求较高，大都是一些学者、律师、新闻记者、文官、证券经纪人等高级知识份子或职员；三是活动方式的书院色彩──通过召集小型会议、演讲、讨论等方式活动，并通过出版书籍、刊物和小册子进行宣传；四是政治主张的温和渐进。二十年代末，是拉斯基在中国最走红的时候。当时胡适、罗隆基、张君劢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云集上海，以《新月》杂志为中心，组织了一个费边社式的小团体“平社”，翻译拉斯基的着作，研讨费边主义的理论，并以此为借鉴，探求改造中国的自由主义方案。可以说，平社就是费边社的中国版：从规模看，从1929年4月开始到1931年初终结，参加者也就20人左右；从其组成人员看，其主要成员胡适、罗隆基、王造时、梁实秋、徐志摩、叶公超、丁西林、潘光旦、吴景超、陈源、任鸿隽、闻一多、邵洵美等，均曾留学欧美，并且回国后大多在大学任教，不少人还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等职，几乎覆盖掌握了当时中国各大学和各学科的“话语霸权”，可谓是知识界精英的云集；从活动方式看，据胡适日记记载，平社基本每周聚餐一次，每次由一人或两人作报告，然后大家讨论；从政治主张看，走改良主义道路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一贯宗旨，其领军人物胡适就一向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他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是中国的病根，这些都不可能通过革命铲除，必须点滴改良。
最后是政治实践层面上自由民主人士纷纷组党和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20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主要围绕着议政进行，尽管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如好政府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制宪救国运动、人权运动等，但规模和影响都不够大。抗战后期，围绕着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战后中国政治秩序的安排等热点问题，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不仅在公共传媒上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而且进入了实际的政治操作程式。
从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到1946年民主社会党组建，民盟、民进、民建、九三学社等资产阶级政党纷纷成立。处于国共之间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于1945年秋天召开一大，宣布民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其神圣使命是“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大会通过的由罗隆基起草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的中心理念和架构依然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即在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也就是所谓的“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
这一方案曾在1946年初被国共两方所接受，成为政协五项决议的蓝本。同时，终身追求宪政民主的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也认为抗战结束，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就在1946年将成立于1932年的国家社会党与当时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改称民主社会党。1946年12月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由张君劢负责起草的。
但是，国共之间的分裂与内战，使得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因为一旦战争的暴力替代了理性的对话，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间。1947年民盟的被迫解散，象征着自由主义运动即社会民主主义运的宪政运动在中国失败。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根据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特点的变化呈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在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都对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国民党政府仿效希特勒建立法西斯专政，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围绕着当时中国适合民主还是独裁展开了争论。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等人都人都认为当时中国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更适合搞独裁。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影响更大的是经济领域内的统制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的主要成员是以留英的学生为主的，他们多数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都是拉斯基的学生。他们在三十年代都奉行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相信只有靠政府力量才能发展经济。胡适在1954年谈到他们时说：“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2]这部分自由主义者由于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有好感，全国解放时，他们集体留在了大陆。
中国由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所以在80年代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后来由于推行市场化改革和宣导建立民主政治，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成功在90年代末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知识界不断地介绍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并对“瑞典模式”、“德国模式”和英国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有的研究者也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变化，比较客观地评述社会民主主义的作用和局限性。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推行的改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但一直没有放弃变革资本主义的努力，也一直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依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支否定力量。有的研究者认为，很多社会党长期或经常执政，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和平方面，取得了很大的业绩，对于提升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起了不小的作用。这样一些业绩的取得，是同社会党具有主动应变精神，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和政策分不开的。毫无疑问，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加强对社会民主主义研究，进一步认识社会民主主义，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北京：三联书店，1962），页24-25。
[2]《胡适论着辑选》(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页170-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