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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成为国际政治学界主流理论。这些理论均坚持了“共时性”的研究方法,但忽略了国际体系中的历史和变迁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对决策心理学进行再研究的“前景理论”能够为理解国家对外选择的“历史性”提供较好的理论框架。
现有国际政治理论的“非历史性”缺陷及其原因
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非历史性缺陷。1979年,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斯·沃尔兹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思想,通过采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结构方法与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进行类比,为现实主义理论带来了高度“科学化”的倾向,初步满足了理论界希望拥有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严谨而简洁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强烈愿望。①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其理论建构的过程都发源于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和补充。二者的理论逻辑在“科学化”层面上都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一脉相承”。可以说,“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很难绕开《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已经建立好的理论框架。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较多批评认为该理论中缺乏 “历史纬度”。如,罗伯特·科尔斯认为,“沃尔兹的著作根本上讲是非历史的。人们既不能在超越历史时代的任何普遍意义上谈规律,也不能外在于历史或先于历史来谈结构。” “它所采取的思想形式来自于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因而来自与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却假定它具有普遍有效性。”②如秦亚青所言,“所有的体系理论都坚持共时性特征,研究对象被假定为相对超时空的系统而非历史演化的产物。”③
主流国际体系理论中“非历史性”缺陷的原因。尽管早期经济学大家如亚当·斯密、马歇尔等人的著作中,包含着历史与演化因素。20世纪三十年代,在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经济学界逐步选择了以抽象“经济人”为理论前提,对市场稀缺资源在价格机制下的分配进行演绎性研究的研究取向。为了获得体系化的市场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还为理性经济人提出了一系列的严格的“理性公理”,具体包括“完备性公理”、“传递性公理”、“选择性公理”等严格的限制。④
新古典经济学因此走上了一条过分注重演绎的道路,数学模型的过度使用使之越来越将研究拘泥在经济生活的极小片段内容上。同时,静态的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无疑脱离了客观事实。受这种研究取向的影响,国际政治体系理论都坚持了静态分析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无疑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在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方面存在缺陷。
“对前景理论”的回顾
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传统主流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坚持“完美”的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即,经济个体的偏好在概率上是线性的——行为体在进行决策的时候总是具备一个基数效用函数;一组无懈可击的备选方案;一个与每一策略相联系的有关未来可能状态的联合概率分布;还有一个使期望效用极大化的策略,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在主流新古典经济学者看来,行为体的心理因素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他们理论的研究范围。
前景理论的修正。随着市场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信息不完全所导致的低效率的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大量的心理学实验结果表明,即使在结果和相对概率已知、定义明确的风险选择情境下,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并不能合理和准确地预测行为体的行为。一些学者因此从心理学层面推进自己的研究。
1979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了《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一文,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主要内容包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包括对信息进行“编辑”和“评价”两个阶段,编辑方式形成了对相同决策问题的不同“框架”,从而产生了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性,即“框架效应”。框架效应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在加工获得信息的过程中,不同框架导致了不同的决策结果。例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研究亚洲病的例子表明,⑤面对同一个问题,当信息以积极形式表现时,个体决策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当问题以消极形式表现时,个体表现出风险偏好倾向。
在评价阶段,前景理论用值函数取代期望效用函数,值函数是决策者主观感受的价值与参照点有关,可见,人们对损失的感受比获利的感受更强烈。在对主要信息进行编辑加工的基础上,决策者按照不同的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赋予选项不同的效用值。简而言之,获得5块钱的快乐将远远小于失去5块钱所带来的痛苦。⑥可以说,在决策过程中,遇到获利的可能性时,决策者更加倾向于“见好就收”,“小富即安”。而面对损失的时候,决策者更加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减少损失”,变得比获益的时候更加激进和热爱冒险。
国家行为的制度性意义。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坚持“理性选择”研究取向的话,就不能否认,国家行为实际上必须依靠一种形式为“行为模式”的制度。这种行为模式根源于一定历史条件下国家进行的理性选择,一旦这种模式被证明具有较高的绩效,则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将选择遵循这种行为模式而非事事计算。可以说,国家的行为选择实际上是对已有行为模式的继承和变迁的选择。
“前景理论”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任何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制度的效用递减导致的低效率使得新制度的效用和大于旧有制度,使得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而导致变迁成为“有利可图”。在行为体无法具备完美的算计能力和完全的信息的情况下,对于制度变迁的最佳时机实际上是很难察觉的。同时,在阻碍变迁的因素中,人的心理因素不能忽视。
很明显,尽管可以假定制度变迁理论将带来较大的变迁收益,然而,在“有限信息”的情况下,这种收益由于与未来相联系而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然而,已有制度虽然“日薄西山”,然而对于其效用,在短时间内仍然可以进行较为稳定和精确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前景理论”所揭示的心理规律表明,在决策的过程中,已有制度绩效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获益预期,以及新制度获益的不确定性,使得有收益风险、损失风险规避偏好的决策者倾向于保持原有的制度,而不去尝试新的、理论上收益更大但是更具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行为模式。这样,决策者原有的主观模型将具有很强的惰性,而对变迁抱有消极态度。需要注意的是,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客观规律左右下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时间点上,要想更加深入理解国家对外行为选择,必须考虑历史已经形成的行为模式的影响。
综上所述,只有重视历史,即时间顺序和制度自我强化带来的各种因果关系,才能获得对国际关系现象和国家行为更加贴近现实的理解和解释。正如当代社会学家、“依附论”倡导人弗兰克所言,“尽管历史拼图中每一片看上去都可能绚丽多彩,但是只有把它们放在整合的宏观历史中的适当位置,才能充分鉴赏他们。”⑦
简短的结论
受到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当前的主流体系化国际政治理论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共时性”研究方法,试图用抽象的理性选择分析国家对外行为选择的一般性规律。然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存在过分强调抽象演绎而脱离客观实际的状况。由此,对决策心理学进行再研究的“前景理论”能够为理解国家对外选择提供较好的理论框架。即在面临对已有行为模式进行继承和变迁时,决策心理中的“前景主义”规律使得已有的行为模式具有“自我强化”的规律,从而导致国家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已有的行为模式。因此,国家的行为选择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家的历史选择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只有了解国家的历史选择才能对国家的当前选择进行更加深入、圆满的解释。(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政治学院;本文系广西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中期成果,编号:XBS100014)
注释:
①吴征宇:《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 4~6页。
②[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6页。
③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
④马涛:《理性的崇拜与缺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55~156页。
⑤该例主要内容是,如果美国将爆发一种亚洲疾病,预计将有600人染病,有两种治疗方案,尽管这两种治疗方案内容上完全相同,在表达上换一种方式则引起被试者选择上的极大差异。Tyversky, A. &Kahneman, 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1981,211(4481) ,253~458.
⑥Kahneman D, Tversky A:“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1979,47(2),263~291.
⑦ [德]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
